除状元书粉墨登场外，“教育模特”也在教育市场的T型台上走来走去，极尽炫耀之能事，家长们竞相模仿。这些“教育模特”符合千百万中国家长的梦想——上哈佛、当高考状元、少年得志、做高级白领等。同时，那些模特父母也就有了推广自己“成功教育”的市场——“你希望你的孩子像我的孩子这样优秀吗？我告诉你我的教育方法”。
事实上，出版社热衷于推出“教育模特”就像房地产商热衷于推出“明星楼盘”一样，是一种行之有效屡试不爽的经营手段。此间最为成功的例子，要数“哈佛女孩刘亦婷”了，其父母呕心之作《哈佛女孩刘亦婷》获得巨大成功。“按保守的估计平均每本书有3个人阅读来计算，165万册简体字版的读者人数已经高达495万”。
刘亦婷之所以能成为一个长盛不衰的“教育模特”，是因为她太符合中国的家长对孩子的期望——一个普通的孩子，被哈佛录取，毕业以后留在美国。
在之后的另一本《刘亦婷的学习方法和培养细节》中，刘亦婷的父母不仅谈到他们对刘亦婷的零岁教育，还有小学篇、英语篇、作文篇、中学数学及其他，甚至还有“婷儿的性教育”，和“培育‘性美感’，从每天换内裤做起”这样的章节。“刘亦婷之所以有资格做这个模特，是因为她申请留学哈佛的成功，因为这一成功诱发了中国千家万户的留学梦，但是她申请留学的成功，与所谓的素质教育根本扯不上关系。”新东方学校留学咨询专家徐小平先生在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后认为，刘亦婷的父母写书，本是一件无可厚非的事，充其量也就是一个经验谈，但如果作为一种教育经验进行推广，则有“误导性质”。
“按这种推理，如果贝多芬的父亲活着，他要写一本《我是如何成功培养世界级音乐大师贝多芬的》，绝对能成为第一畅销书。但从长远看，这本书越畅销，其危害性就越大。因为，总会有一些孩子受到牵连——如果他们的父母不幸迷信于贝多芬父亲的成功教育，以为只要像贝多芬的父亲那样，每天只管喝醉酒，用拳头逼着儿子上街卖艺，儿子迟早就能写出《命运交响曲》来！”
“一个仅仅是普通优秀的高中生，成为了中国广大家长教育子女的‘偶像’，而这名高中生的成功关键仅仅在于她会英语，而且有人帮她联系大学。她的成功是英语成绩＋联系方法的标准格式。但是她的父母却把整件事情理解为——我们的教育方式多么好，并且把自己的教育当做一种成功的素质教育进行推广，这是值得怀疑的。”徐小平先生对此不以为然，“我们新东方每年把很多人送到海外留学，不仅有哈佛的，还有耶鲁、普林斯顿，这说明什么，只能说明我们的留学申请做得成功。”
“教育模特”作为成功个案、成功偶像，它的榜样和示范作用可以给家长提供一些可借鉴的经验。教育不能搞明星化表演，也许一个模式适合一个孩子，但绝对不可能有一个模式适合所有的孩子。因为一个模式对所有的人，那不叫素质教育，那叫谎言教育。
在这个太重视教育的年代，知识界教育界的人应该负起责任来，主动维持一种教育理念的生态平衡。“教育模特”只是一个参照物，对之，只能是借鉴、学习，借鉴、学习其中的教育思想；而不是照搬、抄袭，照搬、抄袭其外在的形式和热闹。
教育是个性化的东西，想通过“万能公式”培养人才的想法本身就是一种僵化思维。会抑制孩子的个性发展，束缚活跃思维和创造力，教育出的产品肯定是失败品。倘使刘亦婷的父母也照搬前人的经验，恐怕就没有“哈佛女孩”了。
我们有一万个理由说，高考走到今天绝对不是高考制度的初衷。
这里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1977年8月2日，由国务院召集的一个重要会议——教育与科学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这一天，正是小平同志重新复出工作的第5天。
他亲自参与确定人选，在全国范围内邀请了严济慈、苏步青、周培源等15名著名科学家聚会北京。刘道玉作为教育部的代表和中国科学院的吴明瑜一起负责会议的简报工作。
中央调刘道玉从武汉到北京，是准备委以重任的。他很快便被正式任命为教育部党组成员、高教司司长。
当时，历经劫难的中国大地百废待兴，拨乱反正的任务异常艰巨。“两个凡是”的阴云还密布在神州上空，禁锢着人们的思想。
会期总共三天。当会议只剩下最后一天时，一位尚未来得及发言的教授私下急匆匆地找到刘道玉商量：“你看看，我想讲的，别人都已经讲过了，我还说点什么好呢？”
“有一个重要的问题还没有人讲，”刘道玉沉吟了一下，提醒他说，“那就是招生问题。希望你明确提出否定‘十六字’招生方针（志愿报名、基层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建议恢复统一高考。”
这是刘道玉深思熟虑过很久的问题，也是他作为新上任的高教司司长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那位教授非常赞同刘的意见。在第二天的会上，他言辞激昂地说：“解放前升学要靠钱，解放后17年要靠分，现在靠什么？靠权力。群众有句顺口溜，‘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
坐在一旁的邓小平，听得非常仔细，不时地频频点头。听完之后，他当即表态说，同意恢复高考制度。
“今年恐怕已经来不及了，招生工作会议已经开过了。”在场的教育部负责人感到有些为难。
“那就再召开一次招生工作会嘛，从今年起就恢复统一高考。”邓小平一锤定音。
关乎中国青年前途命运、关乎中国发展未来的一个历史性的重大决定，就在这一瞬间作出了！
自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以来的20多年里，中国社会一直将有幸能被大学录取的少数人称为“天之骄子”，很多因出身和地位而无法取得推荐上大学资格的普通人，通过高考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高考制度至今，走过风风雨雨20多年，一些关于改革高考制度的微辞也从未间断过。就像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一样，高考越来越成为众矢之的。
——“一考定终身”，误人子弟，偶然性大，高考制度已经把教育的功利化倾向推到了极致；
——高考内容的设计背离素质教育的精神，这是高考公正掩盖着的另一个不公正；
——高考作为指挥棒，误导了义务教育，学生在过分狭窄的知识上下太多工夫；
——高考的招生比例有歧视性，突出表现在分数线不统一。
……
回首高考制度，确有千般不是，万般无奈，但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通过高考，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越来越多，很多农家子弟通过这一制度设计，得以打破城乡藩篱，成为祖国建设的栋梁，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着作用。
设立高考制度的初衷，在于弥补人才断层，讲究的是“不拘一格降人才”。从高考内容的设计来看，考察最基本的知识内容，对全社会而言，都是公平的。这些知识，只要个人想获取，都能得到，不因贫富、城乡的差别而有所限制。
考试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只能考察一个人掌握知识的多少，而在考察能力上缺陷日渐明显。但说句实话，生存在考试国度的每一名学子大都是“久经考验”过来的。我们知道，在高考分数的冗长队列里，第一名与第二名、第十名、甚至第一百名，差别真的不是很大。高考状元有点像运动会上的金牌选手。你很难说一个人比另一个人跑快那么零点零几秒有什么实实在在的意义。一个人比另一个人多考那么一两分也体现不了什么。这纯粹是一个标志，如此而已。但这个标志激励人们充分发挥个人潜能的尺度，让人对自己、对别人产生信心。这非常重要。既然对高考状元的关注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剩下的就是怎么关注、关注什么的问题了。
对于很多上过大学的人来说，高三备战好比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对个人的磨砺是生长性的，能够以成熟、豁达作为结局。而在部分学生的记忆中，高考却是一道难言的伤痕。
我们已经生活在“状元光环”的年代，为了这道炫目的光环，怀揣着大学录取通知书，在复读学校间来回穿梭择校的高中毕业生已不是少数，一定程度上说，如今的复读已不再等同于落榜。2003年高考之后，为追求名牌和热门，上海300多考生撤志愿主动落榜。
根据资料显示，在每年进入北大、清华等著名学府的幸运儿中，几乎有近10％至20％的人是复读生，其中也不乏有些省市的高考状元。郑佳是2000年高考重庆市的文科状元，总分达652分，考入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专业。可是在1999年的高考中，他只得了567分，复读一年，成绩提高了85分。
正当高考录取通知书陆续发放的时候，高考复读班的生源争夺战也在进一步升级。一个学校的高考复读班招生宣传册上竟承诺“6000元能上北大清华”。材料的醒目位置标着：“一旦复读班学生没有考上大学，将按照协议相应赔偿学生所交学费。”
2004年4月,四川乐山市高三年级“二调考试”结束后,在全市统计成绩名单里,峨眉二中理科尖子生白云飞,乐山市五通桥中理科尖子生蓝田突然消失。
为何两位尖子生会在成绩统计名单中“人间蒸发”?原来，这两名尖子生秘密“自由转会”到了另一所中学——乐山市犍为一中。
“他们真是像买彩电一样来我们学校买学生。”峨眉二中04级一班主任心里有说不出的苦衷。
白云飞在峨眉二中的前班主任向媒体透露,犍为一中的“工作要点”有两个:一是现阶段的物质诱惑:高三全年学杂费免,学生每月300块补助,免费空调房间住宿,每月报销一次来回峨眉(探亲回家)的费用。二是高考后的物质诱惑:高考考上全国综合排名前10位的大学,每人奖励2～3万(其中清华、北大为3万,其余2万)；考上乐山市文、理状元的,各奖120平方米住房一套；考上四川省文、理状元的,奖10万元,外加120平方米住房一套。
要知道，犍为县在中国西部也属于“经济不发达地区”，这种诱因对考生而言不可谓不强。
“我们只好也跟着‘做工作’。”峨眉二中没办法,经过多方努力,7名学生回来了5名。但成绩最好的04级学生白云飞,05级原年级第一名任心仍在犍为一中。
“我们的尖子生也是被挖目标。”五通桥中康副校长也有同感。乐山五通桥中04级文科第一名王丽,理科尖子生蓝田,就是在2003年的暑期里,被犍为一中秘密“接触”后“转会”的。经过校方的“反接触”,王丽回到了母校。
“像买彩电一样买学生”的做法,最直接的负面影响就是让家长把学生当成了“彩电”,使部分学生标价而沽。进一步的影响,则是对学生道德价值观的侵蚀。不少老师反映,部分尖子生“膨胀得很”,而且动不动就说“哪里哪里给我开了条件,你如果不怎么怎么,我就走。”严肃的高考,对部分尖子生来说,已不再只是未来成才的希望,更变为了“成财”手段。
“学生还没有成年,就过早地熏染上拜金瘴气。这种人格的扭曲,是再好的成绩都无法救赎的啊!”一位资深教师痛心地如此说道。
更为广泛的影响,是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破了。学校之间的竞争,究竟是要比拼教学质量,还是要斗富看谁钱多?
犍为一中为何要四处出击，高价“收购”学生?据悉，犍为一中2004年初中部,也就是外国语实验学校的“校中校”,招生超过400人,每人9000元学费。而这400多人,普遍是冲着“犍为一中”的金字招牌去的。而高中部,“指导性计划招生”(也即通常所讲的高价生)200名,2500元起价,按分数段增加收费。而这200人,也多是冲着“名校”的招牌而去。那么,名校招牌靠什么树?对目前的应试教育体制来说,主要靠升学率及名牌大学录取数。
“其实我们高中部是亏损,靠初中部的收入来填。”犍为一中一校领导坦言,在启动“名师工程”(骨干教师3～6万年薪)后,犍为一中的资金缺口每年有160多万。
而犍为县政府一份红头文件似乎也助长了这种“买卖”,对犍为一中的高考优秀生2～3万奖,10万元奖,120平方米房屋奖,均由政府“买单”。在政府投资100万元修建的“名师楼、状元楼”开工典礼上, “壮志壮心夺状元,名苑名宅奖名师”的对联赫然醒目。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高考考题出现哪怕一丝差错，所产生的影响相当于一个火药库的一根导火绳。江苏省就诞生了这样的“导火绳”。
这是由一道数学考题标准答案的“标准问题”所引起的。在此我们没有必要将原题再现出来。它的过程更令我们回味和咀嚼——
风波产生后，江苏省招办“组织专家反复论证”，确认“2003年数学高考试卷中有议论的第1小题不是错题”。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朱如曾认为“那就是一道错题”。他觉得这个问题很严重，错题得不到纠正就必然要“破坏了高考的严肃性、高考竞争的公平性和选拔人才尽可能的准确性”。于是他迅速与教育部考试中心联系，并致电教育部部长周济要求对这道题重新论证。
关注问题的人多了，级别高了。问题就大了！
此时，北京一些特级、优秀数学老师和数学界院士、教授知悉此事后，对朱如曾的意见表示赞成。中国著名数学家严家安院士表示，一个中学生就能明白的考题，弄一个院士出来论证，很不相称。
在教育部长周济的过问下，教育部考试中心终于邀请了四位与出题无关的专家重新论证后，得出三点结论：题目无科学错误；如果在题目中对图形关于区域有更加明确的说明，将不致引起争议；本题现有的表述不应影响学生答题。
大家的思考出发点已经完全偏离了对那道数学考题本身对错的关注，面临尴尬的教育部从此却不再对此考题问题表态。
朱如曾仿佛是认死理的主，发誓一定要让教育认错。在呼吁没有回音、讨论不欢而散之后，朱如曾便开始向中科院院士们发邮件请求支持。于是，我们在媒体上看到了12位院士的联合声明，郑重其事地表达了他们的看法，并认为江苏高考错题必须得到纠正：“有关部门如果继续坚持‘题目不错’的不实事求是说法，对错误不加以纠正，必将使人民群众的情绪受到压抑，上述严重后果将完全不能消除，且不能防止今后类似事件的重演，从而不利于我国高教事业的健康发展；因此我们建议有关部门实事求是地承认题目错误，分清是非和责任,并向群众作出解释（群众是容易理解的），这样既表明了教育部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决心，使人民群众心悦诚服，使教育部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得到挽回和提高，达到真正的稳定，又能使少数涉事人员接受到应有的教训，防止今后类似事件的重演，从而大大有利于我国高教事业的健康发展”。
已上升到“三个代表”的高度，可谓事关重大。一时间风波再起。全国舆论一片哗然。院士出面之后，自然绝大多数人都会支持院士，支持朱如曾，佩服他们敢于挑战教育部权威的勇气，并发泄他们对教育部一直以来的不满。
江苏高考数学卷错题事件可谓一波三折、沸沸扬扬。政府、媒体、公众、学科专家、人文学者皆卷入此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