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四“虎将”和《霓虹灯下的哨兵》
自从与张灵甫较量之后，王必成率领他的“虎军”，攻南麻，打沙土集，占豫东，生俘国民党军兵团司令区寿年。在闻名中外的淮海战役中，王必成指挥六纵激战6天6夜，先后攻克彭庄、黄淮，捣毁国民党军第一ＯＯ军、第四十四军军部，与兄弟部队一起，围歼在碾庄的国民党军黄百韬兵团。
1949年2月10日，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四军，纵队司令员王必成改任军长，政委由廖海光担任。王必成成了人民解放军二十四军首任军长。4月，二十四军在王必成和廖海光率领下，参加渡江战役。二十四军在铜陵至鲁港段率先突破江防，解放铜陵，并随即挥兵疾进，在广德附近堵歼南京溃逃的国民党军。5月初，王必成率二十四军进驻南京，担负警卫任务。
1949年8月，王必成调任第七兵团兼浙江军区副司令员。1953年初，王必成入朝担任志愿军第九兵团副司令员，参加抗美援朝作战。1955年回国后，王必成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任上海警备区司令员，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
1959年7月23日，上海的《解放日报》在第一版发表了题为《南京路上好八连》的长篇通讯，并配发了评论。这篇通讯一发表，立即在上海新闻界引起强烈反响，接着，上海的《文汇报》、《新民晚报》、《劳动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都纷纷从不同角度争相报道好八连。南京路上好八连的事迹一下子传遍了全国。看了八连事迹的报道后也非常高兴，并写下了热情洋溢的《八连颂》。中央军委还作出了全军向好八连学习的决定。南京路上好八连一时成了轰动全国的典范。
八连的事迹在全国传开以后，八连所在的上级――上海警备区领导更加重视对八连这一典型的培养和宣传，警备区司令员王必成还萌生了将八连事迹搬上舞台的想法。
1960年5月，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和随行的南京军区文化部长、剧作家沈西蒙路过上海，王必成接待他们。在招待所里，王必成对沈西蒙说：“这一下，你要留下买路钱。我知道你的钱也不多，留不起，那就算了，但是你要帮我们做件事。你知道吗？上海有个好八连。你是文化部长，写了不少戏，也要为我们好八连写个戏啊！你这次来上海就不要走了，许司令员那里由我来说。”
沈西蒙说：“宣传好八连，这是好事啊！如果许司令员讲了（同意），我坚决执行；但我有个条件，到八连去蹲一段时间。”
王必成高兴地说：“没问题，你要蹲多长时间就蹲多长时间，一切由我来安排。”
一位“过路客”成就了一曲名戏。沈西蒙在许世友的同意下，留在八连蹲点，结果推出了《霓虹灯下的哨兵》（注1）这部戏。1963年2月16日，中央军委通知调《霓》剧去北京演出，周恩来要看这部戏。1963年11月29日晚，还在北京怀仁堂看了《霓》剧专场演出。
1969年初，王必成由南京军区副司令员调昆明军区任第一副司令员、司令员。“文革‘期间，王必成可谓“虎落平阳”，受到不公证的诬陷。1979年初，王必成恢复工作，任武汉军区司令员。1983年2月，中央军委恢复了王必成的名誉。1989年3月13日，王必成因病医治无效在南京与世长辞。
注1：《霓虹灯下的哨兵》以建国初中国革命的重大历史转折为背景，描写我野战军的一支英雄连队，在刚刚结束了解放大上海的英勇战斗之后，奉命进驻南京路，在“十里洋潮眩人眼目的霓虹灯下担负警卫任务，进行着一场特殊的战斗。一方面，他们奋力找击帝国主义分子、国民党隐藏特务的破坏活动，一方面，坚决抵制南京路上香风毒雾的侵蚀，从而有力地突出了我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的重大主题。
解放不久，曾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的上海，新旧势力正展开着激烈的较量。以国民党特务马处长为代表的反动势和，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他化名“老K”，转入地下，玩弄着反革命两手，妄想“让共产党红的进来，黑的出去”，“不出三个月就趴在南京路上”。除了尖锐的敌我斗争，还存在着种种人民内部的矛盾。斗争的严重性还在于，这些错纵复杂的社会矛盾，也渗透到了部队内部。三排长陈喜经不住糖衣炮弹的袭击；新战士童阿男带着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入伍，受了批评后竟开了小差；赵大大看不到这是一场无形的战斗，对“站马路”思想不通，一再要打背包上前线；连长鲁大成也一时不能适应新的斗争形势，认为“南京路不能呆”。是倒在南京路上，还是改造南京路?剧作者以强烈的戏剧冲突反映这场战斗的时代色彩。作为当时整个中国的缩影，南京路上的胜利，形象地说明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革命者已经牢牢地掌握了自己的命运，“用改造了的自己去改造社会”。它雄辩地告诉人们：革命者只有拒绝腐蚀、永不沾，永远保持优良的革命传统，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与时代同步前进。因此，它虽然反映的是建国初期的部队生活，但其思想意义却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
剧本生动地塑造了连长鲁大成、排长陈喜、班长赵大大、新战士童阿男等部队指战员的艺术形象，表现了他们鲜明的个性。其中，陈喜是揭示剧作主题，有着决定意义的一个人物。在拿枪的敌人面前，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他与鲁大成一样无愧于英雄的称号。然而，在灯红酒绿的环境中，面对香风毒雾，他却显得迷惘，变得脆弱起来，逐渐失去了抑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能力。他对妻子春妮的冷漠，对“上海 兵”童阿男的放纵，对战友赵大大的冷潮热讽，对连长和指导员批评的耿耿于怀，对阶级敌人警惕性的松懈，等等，均出自于同一根源。在战友的关怀和现实斗争的教育下，他才恢复了英雄的面貌，表现出既敢于对敌斗争又勇于自我思想斗争的勇气和气魄。阿喜的变化具有丰富的意义。首先，它说明了人民战士应如何面对革命胜利的考验问题。在胜利面前沾沾自喜，松懈麻痹，必然会走向自身的反面。其次，它说明了人民军队在新形势下如何防微杜渐的问题。只有加强部队内部的思想政治教育，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才可能及时地使那些意志薄弱者迷途知返，重新走上革命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