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平民肯种德施惠，便是无位的公相；士夫徒贪权市宠，竟成有爵的乞人。
“译文”
一个普通老百姓只要肯多积功德广施恩惠帮助他人，就等于一位没有实际爵禄的公卿宰相受到万人的景仰；反之一个达官贵人假如一味贪婪权势而把官职当成一种生意买卖欺下瞒上，这种人行径的卑鄙就如同一个有爵禄的乞丐那样可怜。
“解说”
一个人不在其官位权势的大小，全在乎其素心几许。中国古代商人地位很低，不为人看重。而一清末商人发财之后广举善行，办药店，赈灾荒，无息贷放蚕款，成全妻离子散人家，功德无量，时人称之为“大善人”，所受的敬重无可比拟。反之，如明朝的魏忠贤，权势可谓大矣，但落入一“奸”字，为老百姓所不齿，讥之为“十八女鬼闹京城”，终走投无路，自缢而死。
既相互联系，又各有侧重。
常言说：“人如其名”，但《宋史·奸臣传》名列首位的蔡确虽然字“持正”，却是残贼天下的小人。在他的仕宦生涯中，“自知制诰为御史中丞、参知政事，皆以起狱夺人位而居之，士大夫交口咄骂，而确自以为得计也”，可称得上“持正”的对立面。
蔡确（1037——1093），字持正，泉州晋江（今福建晋江）人。“有智数，尚气，不谨细行”，人长得“仪观秀伟”，再加以早年矫情励志，所以考中进士后，左右逢源，屡得朝中要臣延誉称荐。宋神宗时，在邓绾的举荐下，担任监察御史里行，因“善观人主意，与时上下”，极善嗅揣政治气候的变化，很快被提拔为御史知杂事，后改知谏院。
在韩琦判相州（今河南安阳）时，有三人抢劫时，被邻里驱逐。事后，其中的魁首对党徒说：从今天起，如有人敢来救援那些被抢的人，就先杀掉他。他的手下都点头称是。有一天，他们又到一家强抢，抓到其家的老姥，严刑拷打，逼索财物。邻居一个人忍听那惨厉的号呼声，就过来对劫贼们说，此姥没有什么东西，即使将她打死了也没用。但劫匪的手下当即将此人杀死。三位强盗被缉拿归案后，州司将他们都判处了死刑。数年以后，刑房堂后官周清对此案的判决提着质疑，他认为“新法：凡杀人虽已死，其为从者被执，虽经拷掠若能先引服者，皆从按问欲举律减一等。今盗魁既令其徒云有救者先杀之，则魁当为首；其徒用魁言杀救者，则为从。又至狱先引服当减等，而相州杀之，刑部不驳，皆为失人死罪。”此事被交付大理评判是非。大理寺认为，“魁言有救者先杀之”指的是那些手执兵杖前来械斗的人；今邻人以好言劝之，并不是前来援救的，其徒自出己意手杀之，不应该判定他是从犯，相州的判决是正确的。大理详断官窦莘、周孝恭在作出上述结论时，曾征求检正中书、刑部公事刘奉世的意见，刘奉世不解地问道：“君为法官，自当图谋此事，何必让我看呢？窦莘、周孝恭解释道，是为了避免被认为犯有“失人”，即轻罪重判的过失。刘奉世不以为然地对他们说：“君自当依法，此岂必欲君为失人邪！”州法司审断是正确的意见汇报上来。但周清不服，坚持己议，再出提出驳议，而刑部也认为周清的意见是正确的。为此，大理与刑部争辩不休。恰恰在这个时候，皇城司奉报相州法司潘开携带钱帛“诣大理行贿枉法”。原来相州狱是现任殿中丞陈安民签书相州判官之时裁断的，他听说周清纠驳此狱，害怕受到牵连，就到京师历抵亲识求救。他的外甥文及甫是文彦博的儿子、宰相吴充的女婿，陈安民也求到了他的头上，并给潘开写信，要他自来照管。潘开竭尽家财入京，准备向有关的大理胥吏探问消息。但这笔钱却被相州人、司农吏高在等耗用殆尽，而潘开也根本没见到大理胥吏。因此，皇城司听奏言赍三千余缗赂大理事，也就纯属子虚乌有，“开封按鞫无行赂状，惟得安民与开书。”蔡明知道陈安民与吴充有亲后，秘密向神宗进言，“事连大臣，非开封可了，遂移其狱御史台。”
但御史台审讯了十余天，结果与开封府完全一样。王皀趁机建议遣蔡确参预此狱审治。本来宰相吴充十分厌恶像蔡确这样靠击搏他人进取功名之人，但此时吴充恰巧告假，因而神宗批准了王皀的奏请。蔡确受命后，立即“收在大理寺详断官窦莘、周孝恭等，枷缚日中凡五十七日，求其受贿事，皆无状”。在审讯中，蔡确“持法刻深，言不及仁，“例解”
蔡确施淫威 残害天下人
穷治诘问，不考情实，以必得奸弊为事”。并且引用了“猜险吏数十人，穷治莘等惨酷，无敢鸣其冤”。尤其是蔡明辟召的勘官刘仲熊“天性险薄，凭恃确势，凌铄推直，不容讯问。”真是一群如狼似虎的狠恶之徒聚到了一起。特史中丞邓润甫夜中听到蔡确拷打其它囚犯时痛苦的叫声，以为是正在酷法拷掠窦宰、周孝恭等，心中十分不满，但又无力制止他。蔡确引陈安民到审讯室，将一特大号枷放在他面前。陈安民素知蔡确惨酷之名，十分恐惧，当即说出“曾请求文及甫，及甫云已白丞相，甚垂意。丞相指吴充也。”蔡确拿到这份口供后，想立即奏报皇帝吴充受贿枉法，遭到邓润甫的制止。第二天，邓润甫在经筵单独向皇帝陈奏，“相州狱事甚微，大理实未曾纳贿，而蔡确深探其狱，支蔓不已。窦莘等皆朝士，榜掠身无完肤，皆衔冤自诬，乞早结正。”神宗听到如此禀告，十分震惊，立即指令知谏院黄履、勾当御药李舜举“据见禁人款状，引向验证有无不同，结罪保明以闻”。
黄履、李舜举与邓润甫一起在御史台覆核被押诸囚的口供。将囚犯一一引到面前，宣读他们的口供，告诉他们如果属实就在口供上写上属实；如果是屈打成招的，许可他们当场陈述冤情。方法固然很好，但实在有失天真，原来蔡确早料到朝廷会复审诸囚，为防止他们翻供，在此之前蔡确就屡次遣人假扮朝廷特使问囚，如有变改口供的，就施以鞭笞拷打，众囚徒简直是被打怕了，“及是囚不知其为诏使、也畏吏狱之酷，不敢不承。”只有窦莘翻供，但诏使们检查他身体时，却没有拷掠的伤痕。因此黄履、李舜举等回奏神宗时，都认为邓润甫所言有诈。
极善窥测时机的蔡确得知此情，知道神宗已对邓润甫有所不满，趁机落井下石，大肆诬陷取润、上官均“附下罔上”，朋比为奸。神宗罢免了邓润甫的御史中丞之职，而提拔蔡确担任此职。
太学生虞蕃控告学官，蔡确又抓住这个机会深探其狱，只要狱词牵涉到的朝士，自翰林学士以下都被逮捕，戴着枷梏关押在狱中，强迫他们和狱卒们“同室而处，同席而寝、饮食旋溷、共在一室。置大盆于前，凡馈食者羹饭饼饵悉投其中，以杓匀搅，分饲之如犬豕。”并且长时间不进行审问。如此恶劣的境遇常常使得自命清高的士大夫棱角全无，“幸其问，无所不承”。只要能离开御史台狱，什么都不计较。蔡确利用他们这种心理，诱使他们供称参知政事元绛曾经有所嘱请。元绛因此被撤职，外贬为毫州知府，而参知政事之位理所当然地落到了蔡确的名下。元丰五年（1082），蔡确被提拔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蔡确“既相，屡起罗织之狱，缙绅士大夫重足而立矣。”
宋哲宗即位后，蔡确升任左仆射。御史刘挚、王岩叟连续与奏章弹劾他的罪失。元皊（1086—1094）初年，蔡确被贬为陈州知州，后夺职徒安州（今湖北安陆）。在他被贬谪安州期间，其所居地西北隅有一旧亭，名车盖亭。蔡确常休息其上。因而写有十首小诗，这十首诗被和蔡确个人有嫌隙的吴处厚得悉，吴将诗一一笺释后向朝廷告发，论定他讥谤宣仁太后，心怀怨望。虽属深文巧诋，横加诬罔，但蔡确仍被贬为英州别驾，安置新州，死于贬所。
石显施淫威 残害众忠良
萧、周等正直派失败以后，石显又施用各种权术，清除异己，其中主要是京房与陈咸京房，顿丘（今河南濮阳）人。他善治《易》，明灾异，在朝中为郎官，见石显专权，吏治败坏，就制订了一套整顿吏治的奖惩方案，名曰“考功课吏法”。这套方案虽取得元帝首肯，要推行却并非容易，从中央到地方，到处都有阻力。尤其是石显等权臣及其羽翼下的贪官污吏，尸位素餐，无功于国，有害于民，决不允许这套考课法实行。要推行其法，必须首先除掉石显。
在一次晏见时，京房向元帝提出一连串发问，做了一次深入透彻的进谏，提醒元帝注意石显一类的巧佞。他以周幽王、周厉王任用巧佞而危亡的历史事实去启发元帝，又以齐恒公与案二世分别任用竖刁、赵高而致祸乱的教训去警告元帝。京房的忠谏，可谓语重心长，发人深思，照道理说来，元帝应该醒悟了。但京房退后，他信用石显一如既往。石显以何种手法得到元帝如此宠信？下面略举一例，可见一斑。
石显深知自己专权不得人心，许多人正在睁大眼睛盯着自己的过失，稍有差错，就会招来攻击。他要给元帝服一剂预防药，以坚其信，让他听不进别人对自己的任何攻击和不利的言论。汉宫制度，暮夜关闭宫门，隔绝出入。有一天，石显出宫办事。临行前石显向元帝请示：“回来时恐怕已闭宫门，请允许以陛下诏命让守吏开门。”元帝点头答应。这天石显故意迟至夜深方归，至宫门前高声称皇帝诏命开门。守吏启门，石显大摇大摆地进入宫中。事后不久，果然一封告发石显矫诏开门的奏章呈到元帝面前。元帝阅过奏章，笑一笑，顺手递给石显。石显看罢，双膝跪在元帝面前，哭诉说：“陛下过私小臣，属任以事，群下无不嫉妒欲陷害臣者，事类如此非一，唯独明主知之。愚臣微贱，诚不能以一躯称快万众，任天下之怨，臣愿归枢机职，受后宫扫除之役，死无所恨，唯陛下哀怜财（同裁）幸，以此全活小臣。”石显这一番话，深深触动了元帝那副柔弱心肠。他以为群臣对石显多有不是。一个少年就受刑入宫的宦者，既少骨肉之亲，又无婚姻之家，内无亲，外无党，又精通朝政，是完全可以信赖、委以国政的，群臣跟他过意不去，无非是出于妒忌，此事便是明证。所以石显愈受非议，元帝则对他愈加怜爱和信任。宫门事件后，元帝接连数次慰勉石显，厚加赏赐。
通过这件事，就不难理解元帝为何听不进京房那番忠谏。元帝病弱，他既要医治疾病、调养身体；又好声色犬马，耽于玩乐，所以就把朝政一古脑推给石显。事无大小，都由石显汇报，也多由石显裁决。石显贵幸倾朝，文武百官都敬畏他。
元帝拒绝忠谏，石显当道，考功法难以推行。京房的岳父张博是淮阳王刘钦之舅，他以为淮阳王是元帝的胞弟，元帝或许能够听从淮阳王的劝告，于是就去说服淮阳王上书入朝。石显豢养的密探很快便获悉其情。由于当时京房与元帝关系比较密切，石显未敢轻动，他要等待时机再做文章。
那时元帝正打算搞考功法试点。京房推荐了熟悉考功法的弟子，提议任为刺史，试行考功，京房本人则坐镇朝中，代为秦事，以防奸人雍塞。石显将计就计，决定趁机把京房推出京都，然后下手。他向元帝提议弟子搞试点，不如师傅，宜以房为郡守，以便推行考功。剌史为六百石官，虽然秩卑，却具有督刺二千石郡守和回京奏事之权；郡守秩高，却没有这些权力。让京房亲自出任郡守，表面上好像支持试行考功，实际是先把他调离皇帝身边，逐出京都，然后再设计除掉他本人及其考功法。元帝采纳了石显的建议，任京房为魏郡（今河北磁县南）太守。京房知道石显用心险恶，临行前向元帝请准不属刺汉初诸侯王叛乱，造成了西汉历朝皇帝的神经过敏，元帝也不例外，更何况宣帝晚年有意更换太子、传位淮阳王一事，元帝更不会忘记。于是石显就告发“房与张博通谋，诽谤政治，归恶天子，诖误诸侯王”。果然一告就准，京房、张博皆被处死，妻子徙边。支持京房考功法的御史大夫郑弘也被免官、自杀。
京房等死后，群臣慑于石显淫威，多敢怒而不敢言。一位名叫陈咸的年轻御史中丞却挺身而出。
陈咸，相县（今安徽濉溪西北）人。其父“万年尝病，召咸教戒于床下，语至夜半，咸睡，头触屏风。万年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听吾言，何也？’咸叩头谢曰：‘具晓所言，大要教咸谄也。’”由此可以想见陈咸是厌恶谄媚小人的。他所任御史中丞一职是个执法官，有权弹劾各级官员。陈咸身怀奇才，年少抗直，曾多次弹劾石显专横跋扈，败坏朝纲。石显怀恨在心。为了清除陈咸，石显在他的身边暗设了密探，专门刺其过失。后来终于借助丞相韦玄成之手达到清除陈咸的目的。韦玄成是一个害怕丢掉乌纱帽、唯唯诺诺、曲意奉迎石显的庸人。陈咸有一个知己朋友槐里县令朱云，曾多次上书言丞相容身保位，庸碌无能，要求更换丞相，因此获罪于韦。有一次群臣朝见，元帝向丞相朱云为官如何，玄成言云暴虐无状。时陈咸在场，感到事态严重，遂暗中告诉朱云，让朱云上书自讼。石显密探刺得此事，迅速转告丞相，自然引起丞相对陈咸的恼恨。朱云的上书，本来要求由御史中丞查问，但一经中书令石显之手，便批转丞相直接处理。丞相遣吏往捕朱云，朱云避难陈咸家中，又被石显密探刺知。于是丞相出面，以一系列罪名，把陈咸和朱云打入牢狱，处以髡刑（剃发）去服劳役。陈咸另一个朋友左曹中郎将王章，也受牵连免官。
石显阴险毒辣而又气量狭小，睚眦之怨，他都耿耿于怀，寻机报复。待诏贾捐之，郑县（今陕西华县）县令苏建，也曾揭发石显之过，均被石显罗织重罪处死。数年之中，石显以各种狡诈而又残酷的手段清除了一个个政敌，入狱的入狱，服刑的服刑，有的免官归田，有的合家流放，更多的是被推上断头台。从此以后，公卿以下满朝官员对石显极端恐惧，不敢稍有疏忽大意。
为官不可贪 贪者必然败
1996年8月26日，韩国前总统全斗焕被判处死刑；其钦定接班人前韩国总统卢泰愚被判处22年6个月的监禁。韩国法院作出这个判决的原因之一是两位总统从1981年到1993年任职期间受贿6亿多美元。堂堂国家总统因腐败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其性质之恶劣，情节之严重，似可略见一斑。
1981年3月3日，刚刚脱下军装的全斗焕通过他一手操纵的“选举”登上了韩国第12届总统的宝座，开始了韩国的“第五共和国”时代。在总统就职仪式上，全斗焕向韩国人民许诺：要开创廉洁政府的新时代；要建立一个体现正义的社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全斗焕任期期满后，他的胞兄、胞弟、堂兄、妻弟等7人纷纷被押上被告席，分别判史和回京奏事等特权。尽管如此，还是觉得此去凶多吉少，故未至任所就接连三上密章，揭露石显的阴谋。但一切都无济于事。京房一走。石显就借助诸侯王问题向他开刀了。
在韩国，全斗焕被称为“滥用职权的总统”和“腐败的总统”。在他执政期间，就让地方当局为他修建了5处行宫，耗资109亿元，并花费31 亿元为其住宅和全氏祖坟营造风景区和山林。全斗焕为建立自己的智囊团“日海财团”，巧立名目募捐 598 亿元。他的妻子李顺子以创办所谓“育英会”等团体的名义，将大部分募捐和资助金塞入自己的腰包。上梁不正下梁歪，在全斗焕和李顺子的影响下，他们的家族纷纷仿效依仗全斗焕的权势，为所欲为，搜刮民脂民膏，利用社会上一些人趋炎附势的心态，大发不义之财。
全敬焕是全斗焕的胞弟，原是总统府青瓦台的一名下级军官，在全斗焕当上总统后，全敬焕步步高升，先是当了新村运动中央本部的秘书长，继而又拿起了“帅印”，接着，他将自己的亲信安插进这个本部，担任要职。本来新村运动本部的宗旨是“振兴国民精神”，全敬焕上任以后，它却变成了谁也不敢碰的独立王国。1981年5 月，全敬焕派心腹到新村新闻社，威逼老板低价出售新闻社，慑于全斗焕的权势，新村新闻社老板只好忍痛割爱，低价出让了 51%的股票给全敬焕。为了推销《新村周报》，他指使内务部动用88亿元预算款买了所有报纸，然后发给新村运动的干部。他还借“政府宣传物”之名让文化部动用32亿元，为他出版《新村》月刊，从中牟取暴利。全敬焕以“准税收形式”和各企业募捐，获得442亿元巨款，这笔巨款的110亿元分文不入帐，由全敬焕任意挥霍。全敬焕还无偿占有永宗岛250万平方米的国有土地，借口兴办“青少年综合训练所”，向企业征集24亿元；挪用“大韩体育会”16亿日元的经费；贪污海外研修费用4.7亿元。全敬焕去乡村“巡视”，带上4 名警卫、7名干部、2名秘书，浩浩荡荡，威风十足。在全斗焕任职7年间，他侵吞国家和老百姓钱财达173次，款额达78亿元之多。
全敬焕被揭发后，人们对全氏家族产生了很多的怀疑。1988 年 4月，韩国举行国会议员选举，执政的民正党惨遭失败，在野党纷纷向议会施加压力，要求把全氏家族的腐败问题彻底查清楚。国会被迫成立“调查第五共和国腐败特别委员会”，决定由各地检察机关调查全氏家族的腐败问题。这样，全氏家族的蛀虫就被一条一条地清算出来了。
全基焕，是全斗焕的胞兄，以前当过巡警，在乡村种田、养猪。1980年，全斗焕掌握韩国实权之后，全基焕就弃农进城，当上了“说韩旅行公司”副经理，领取170万元的月薪，配备2名秘书和1部名车。全基焕业务不通，也很少过问公司业务，但他擅长于当掮客。他先后与国税厅、警察局串通，垄断了汉城鹭梁津水产市场的经营权，贪污市场经营11.9亿元，偷税漏税3.7亿元。他还利用特殊的身份，为一些开张的公司、企业争取到生产许可证和减免税收的好处，每办成一件事，收取1000万到1亿美元的好处费。他还插手军警的人事权，安排亲信到国家要害部门任职。
全禹焕、全淳焕和全昌焕分别是全斗焕的堂弟和堂兄。在全斗焕当上总统后，全禹焕立即关闭在乡下经营的一个小碾柴作坊，进入汉城，当上了“韩国粮谷加工协会中央委员会”会长。他利用职权和后台，为一些公司争得修建高速公路休息站建设证和购买国有水面许可证，受贿1.75亿元。全淳焕原来在大田市经营水产品批发业，1982年在“福星”的高照下，当上了大田市水产市场株式会社总经理。他为一家建筑公司争得一份建设高尔夫球场的许可证，一次受贿就达3700 万元。全昌焕凭着全斗焕的牌子，插处10个月到7年的徒刑，罚款66.4亿元，退赔7.98亿元。一桩举世皆知的家族腐败案透视着韩国政治的弊端。
更为嚣张的是，全斗焕的外甥金永道，当过木匠，经营一家大树开发公司没赚到钱，他想出一个“妙方”来赚钱：为在押犯搞所谓“帮助获释”，以此敲诈在押犯的家属，获得好处费600多万元。
与全氏家族腐败成风遥相呼应的是李顺子家族的贪婪和腐败。从李顺子的父亲李圭东、叔叔李圭光，到弟弟李昌锡、妹夫洪淳斗、金相球等无一不是腐败透顶的角色。李圭光早在1982年5月就染上了张伶子和李哲熙诈骗3.6亿美元的大规模期货票舞弊案，全斗焕为遮人耳目，下令逮捕李圭光，使人纳闷的是服刑6个月后的李圭光被保释出来后，却当上了韩国水泥工业协会的会长。李圭东在全斗焕执政时当上了大邱“老人会”会长，受贿舞弊，无所不为，他接受了用公款2亿元买下的拥有20万棵松树的林地，一次接受明星财团1亿元赠款。他要求汉城市长高价购买他的树木，又动用公款8.6亿元为他的农场修建柏油马路。有一次，李圭东说：“我的老家也应搞一个游乐中心。”国家建设部、交通部、庄尚北道专门拨款31.7亿元，将他的老家建成“旅游胜地”。李昌锡，这位总统的“舅老爷”，1983年办了一家公司，垄断了浦项钢铁公司等外部销售权，大发横财，他贪污29.07亿元，偷税17亿多元。
从全斗焕、李顺子家族肆无忌惮的贪污腐败中，我们不难悟出韩国人民强烈呼唤要求惩治全斗焕及其家族的深层动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