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声妓晚景从良，一世之胭花无碍；贞妇白头失守，半生之清苦俱非。语云：“看人只看后半截。”真名言也。
“译文”
歌妓、舞女等风尘女子，虽然半生以卖身卖笑为业，但是如果到了晚年能嫁人当一名良家妻子，那么她以前放荡淫佚的生活，并不会对后来的正常生活构成妨害；可是一个一生都坚守贞操的节烈妇女，假如到了晚年由于耐不住空闺寂寞，而失身的话，那她半生守寡所吃的苦就都付诸东流。俗谚说：“要评定一个人的功过得失，必须看他的后半生的晚节。”这是一句至理名言。
“解说”
这个世界上，人们是只认结果，不看过程的，若“行百里而半九十”，“功亏一篑”，人们除了遗憾，不会对你作出什么好评。所以，成虎头者不要最后长了蛇尾；一生的辉煌伟业都过来了，不要到了垂暮之年出了差错。要认定方向，坚毅地走到头。若晚景不佳，一世功业遭人毁谤。汪精卫一大才人也，早年冒死刺杀摄政王而誉满天下，不料后半身沦为日寇傀儡，落得个遗臭万年的汉奸罪名。
“例解”
高远的眼光 英明的决策
1958年5月16日夜晚，丰泽园内宁静温和，不冷不热，但毛泽东却感到浑身燥热。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吏民皆按堵如故。凡吾所以来，为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且吾所以军霸上，待诸侯至而定要束耳。
八届二中全会已经开幕10 天了。这次会议开得很好，与1956年的第一次会议气氛完全不同。毛泽东在会上几乎完全摆脱了顾虑和羁绊，比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年轻、自信而又更富有活力。
在会议开幕的第一天下午，刘少奇作了关于党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这个报告很鼓舞人，有的内容他至今记忆犹新：
“在国际方面，大家都知道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著名论断：世界形势的发展最近达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1957年10月和11月，苏联发射了两颗人造卫星，因而使全世界不能不承认，苏联在科学技术方面也超过了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东风已经压倒了西风，而且将继续压倒西风。”
一想到卫星，毛泽东再也不能继续躺下去了。他轻叹一声，灭掉手中的烟头，放下书，然后披衣下床，款步向门外走去。
第二天，八届二中全会继续进行。
在上午的会议上，有代表在发言中，再一次提到中国的人造卫星问题。但由于会议议程安排很满，卫星问题未来得及讨论。
下午5点30分，有代表在发言中又提出了中国的人造卫星问题，并强调说，苏联老大哥的卫星都上天了，中国是火箭的故乡，又是社会主义国家，无论如何也应该搞出我们自己的卫星。
周恩来、聂荣臻等对此作了简短的插话，并向代表们表态说，中央正在考虑之中。
毛泽东一边吸着烟，一边认真听着代表们的发言。从昨晚到今天，卫星问题一直在他脑海中萦绕。此刻，当听到代表们又一次谈到中国的卫星问题时，他有些坐不住了。
周恩来一直期待着毛泽东的发言，他见毛泽东大口大口地吸着烟，便知道毛泽东要讲话了。于是忙站起来，向会场摆了摆手，然后提示性他说：
“同志们！关于卫星问题，现在请毛主席讲几句！”
会场顿时响起一片掌声。
毛泽东扫视了一眼会场，又不慌不忙地猛吸了几口香烟，这才用浓重的湖南乡音说道：
“同志们！近一段时间来，人造卫星问题一直是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我的心情当然也和大家一样。苏联在去年就把卫星抛上了天，美国在几个月前也把卫星抛上了天。那么，我们怎么办？”
毛泽东突然停顿下来，狠狠灭掉手中的烟头，然后将开天辟地的大手一挥，大声说道：
“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
会场掌声雷动，一片沸腾。毛泽东伸手抓起桌上的金鱼式烟灰缸，重重地往旁边一放，然后端起一杯热茶，咕咯咕咯灌下几口，又风趣地说道：
“当然，卫星应该从小的搞起，但是像美国鸡蛋那么大点的，我们不放！要放我们就放它个两万公斤的！”
毛泽东话音刚落，与会者便呼啦一下全站了起来，掌声长达好几分钟。
他翻了个身，然后坐起，动手揭掉一层褥子。
毛泽东失眠了。
由于航天技术人才的严重短缺，出任航空工业委员会主任的聂荣臻，便将一批具有高水平的科学家集中起来，开始对航天技术进行探索与研究，并积极筹建中国第一个航天研究机构。
1956年10月，经中央批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聂荣臻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中国尖端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应坚持“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为辅，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成果。”
在苏联卫星发射的前夕，中国科学院曾收到苏联科学院天文委员会的一封航空挂号信。信中说，希望中国能建立人造卫星目视观测网，以配合观测苏联卫星。并说苏方愿意派有关专家前来中国帮助指导。
这对刚刚起步的中国来说，自然是一次学习和实习的好机会。因此，中国科学院允诺，先在北京、南京、上海和昆明建站。苏联卫星刚一上天，中国科学院便立即组织有关人员进行观测。
与此同时，著名学者钱学森、赵九章、钱三强、陈芳允、蔡翘等，则在报上纷纷发表文章，大谈人造地球卫星的意义和用途。钱学森、赵九章等还积极建议，开展中国的人造卫星研究工作。中国科学院还多次召开专家座谈会，讨论人造卫星发射对未来科学发展的影响，中国如何开展空间科学技术研究问题。
毛泽东作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战略决策后，全国很快便掀起了一股“卫星热”。北京提出要搞高能发动机；上海提出要搞高能火箭；甚至还有人宣称，要在1958年10月前，放一颗几百吨重的卫星，向国庆献礼！
中国科学院于6月3 日至 5日举行了“跃进大会”，提出“苦战 20天，向党代会献礼”的号召。在7月 1日中国科学院举行的第二次党代会上，就有43个单位向大会献礼972项，其中有102项声称已经达到或者超过了国际先进水平。卫星上天和核能的开发利用被作为头等大事提出。
全中国都在“放卫星”，且越放越大，越放越高，越放越远。但真正的卫星——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怎么放？
为了使中国的人造卫星尽快有个眉目，聂荣臻特地邀请张爱萍和罗瑞卿等人，在国务院办公室召开专门会议，研究中国的卫星如何起步问题，并责成中国科学院和国防部五院负责人张劲夫、钱学森和王诤，组织有关专家拟定人造卫星发展规划草案。
1958年8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在一份报告中提出，人造卫星的发射，是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集中表现，是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向高层空间发展不可少的工具。围绕人造卫星的研制，将会把一系列工作带动起来，比如高能燃料、耐高温合金、无线电电子学、电子计算机和应用数学等。
接着，中国科学院组织钱学森、赵九章、陆元九等专家负责制订人造卫星研制规划草案，提出了三个步骤的设想，即发射探空火箭；发射一、二百公斤重的卫星；再发射几千公斤重的卫星。
于是，中国科学院将研制人造卫星列为1958年首要任务，成立了“中国科学院581其实，还在苏联卫星上天之前，中国的航天事业，便已开始悄然起步了。
新中国的诞生，为中国科学技术的振兴，提供了基本的前提。经过3年经济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建设，中国的科技事业有了一定的发展，并初具规模。
刚刚组建起来的第一设计院，总共才一百来人，既没有正式的办公地方，也缺少必要的图纸和资料，仅包租了北京西苑旅社一栋楼，就开始研究方案、设计和计算。那时大家的干劲都很大，只用了几十天的时间，就初步设计出一个运载火箭结构总图，制作了一个地球物理火箭箭头模型。尽管这些图纸和模型都很粗糙，但它是中国人自己设计出来的，代表了亿万中国人民向空间尖端科学技术领域进军的意志和决心。
1958年10月1日，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跃进成果展览会在北京中关村生物所开幕。赶制来的一套运载火箭设计图、地面雷达照片以及卫星、火箭模型，都送到了这个展览会上参加展出。
展出的卫星模型图，一个放着科学探测仪器，另一个则放了一条金黄色的小狗——因为苏联第二颗卫星上天时，在卫星上放了一条小狗来做实验。每当参观的人群来到卫星模型前时，这条金黄色的小狗便会不时发出两声“汪汪”的叫声，而火箭进行“飞行”表演时，除了可用电动控制操作外，则是让人躲在模型的背后，用手拉着一根橡皮绳来操作表演。
10月25日上午，毛泽东在张劲夫、钱学森、赵九章的陪同下，兴致勃勃来到展览厅，一边观看着各种成果展览，一边听陆元九的讲解，脸上露出满意的微笑。展览的最后一个项目是火箭“飞行”表演。当他发现火箭模型的背后竟有人躲在那里用手拉橡皮绳时，忍不住一下笑了：
“好，就这么搞！不要怕土，土八路能打败洋鬼子嘛！”
毫无疑问，在中国航天科学刚刚起步的1958年，科技工作者们的艰苦奋斗精神是十分难能可贵的。然而，在那个特殊年代，中国的科学界同样在“放卫星”，一些方案和某些作法，难免要出现“低烧”甚至“高烧”的现象。
比如，有的一说造卫星，就提出要造大卫星，并且要选用世界上刚刚才起步的液氢、液氟为运载火箭的推进剂。尽管大家的热情一个比一个高，各个单位的干劲一个比一个大。但到底造什么样的卫星？用什么运载工具来发射卫星？在什么地方发射卫星？靠什么手段去跟踪控制卫星？一系列必须解决而在当时又难以解决或根本无法解决的问题，很少有人去认真考虑。
于是，便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有的规划草案一搞完，便急着往上报，上面一点头，便集中人员，似乎这样什么问题便都可以解决了；有的则是靠一种极大的热情，一种对工作无可挑剔的忠诚，一种在神圣使命感的驱使下，关起门来昼夜加班，用一种可以牺牲自己生命的大无畏精神去埋头搞设计。这样带来的结果，自然是事与愿违。
到了1958年底，中央一些领导同志开始觉察到了这些问题，及时地提出了纠正的措施。
1959年，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张劲夫，在一次千人大会上用铅笔头敲着桌面，郑重地传达了党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的指示：“明年卫星不放，与国力不相称。”这一指示尽管只有简短的两句话，却显得极有胆识与分量。它看起来虽然与当时的政治气候并不完全适宜，却一语道破了中国的真情。
张劲夫传达了邓小平“明年卫星不放”的指示后，中国科学院党组及时召开了有关会议，调整了发展人造卫星的方针，提出了“大腿变小腿，卫星变探空”“、任务不是下马，小组”，由钱学森任组长，赵九章和卫一清任副组长。并很快筹建起三个设计院。
1963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了“星际航行委员会”，由竺可桢、裴丽生、钱学森、赵九章等专家组成，负责星际航行领域的组织与规划工作。它的成立为日后人造卫星方案的诞生，创造了必要条件。
1964年6月29日，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枚弹道式导弹发射成功。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导弹、原子弹的成功，为发射人造卫星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条件。
1964年底，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赵九章作为科学家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那天，当他听完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后，激动难抑，决心把多年的愿望变为现实，便连夜起草了一份关于尽快全面规划中国人造卫星问题的建议书，第二天便当面交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手上。
这份建议不过寥寥几千字，却是中国空间技术史上一份极为珍贵的文献。赵九章在建议书中开门见山，直抒胸臆，除了对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意义作了简明的阐述外，还对发射人造卫星的技术途径以及现已具备的条件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周恩来总理接到这份建议后，十分高兴，利用开会的间隙，与赵九章作了简短的交谈，并希望赵九章回去后尽快拿出个成熟的意见。
会议一结束，赵九章以地球物理所所长的名义与自动化所所长吕强一起，于1965年1月6日联名向中国科学院党组递交了一份更为详细的报告，建议尽快加速发展人造卫星的步伐。
党组书记张劲夫和副院长裴丽生见此报告后，很是激动，当天便批转给了星际航行委员会主任竺可桢，请其尽快审阅处理。竺可桢看完报告，批下四个大字：“刻不容缓！”这个报告很快呈送到中国的最高决策层。
与此同时，钱学森在分析了我国研制人造卫星的有利形势后，也写出了一份制定人造卫星研究计划的建议，指出：
“自苏联1957年10月4日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以来，中国科学院和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对这些技术都有过一些考虑，但未作为一项研制任务。现在看来，弹道导弹已有一定基础，如进一步发展，即能发射携带仪器的卫星，计划中的洲际导弹也有发射人造卫星的能力。工作是艰苦复杂的，必须及早开展有关研究，才能到时拿出东西。因此，建议早日主持制定研究计划，列入国家计划，促其发展。”
聂荣臻看完钱学森的建议后，作了如下批示：“我国导弹必须有步骤地向远程、洲际和人造卫星发展，这点我一直很明确。人造卫星早就有过考虑，但过去由于弹道式导弹还未搞出来，技术力量安排上有困难，所以一直未正式提出这个问题。钱学森这个建议请张爱萍总长邀请钱学森、张劲夫等有关同志及部门座谈一下，只要力量有可能，就要积极去搞。”
1965年3月，在张爱萍的主持下，国防科工委召开了座谈会。4月29日，国防科工委将发展我国人造卫星的报告正式上报党中央。
5月，中共中央专门委员会第12次会议同意报告，并责成国防科委具体组织协调。7月，中国科学院又向中央呈报了《关于发展我国人造卫星工作规划方案的建议》的报而是着重打基础”的研制原则。并决定立即停止大型运载火箭和人造卫星的研究，把力量先转移到探空火箭上去。
同年10月，中国科学院受国防科委的委托，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方案论证会，即“651”会议。会议经42大的论证，初步确定了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总体方案。总的要求概括为4句话12个字：“上得去，跟得上，看得见，听得到。”
至此，中国的空间技术，从1958年毛泽东主席号召“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开始，经历了创建时期和技术准备时期，进入了全面规划和正式开始研制时期。
1966年，正当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进入技术攻关阶段，卫星本体、运载火箭和地面观测三大系统的研制工作取得可喜进展时，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已走过了近10年的历史，飞天的梦想不但没有实现，反而遭到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干扰破坏。为了减少政治斗争对这项工程的冲击，主管科技工作的聂荣臻元帅正式提出把国防科技力量调整改组为18个研究院的方案，并将此方案呈报毛泽东。毛泽东很快对此作了批示：“很好，照办。”
于是，国防科工委很快成立了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筹备处。最后决定，以中国科学院所属的“651”卫星设计院、自动化研究所等单位为基础力量，再从七机部抽调部分技术骨干，共同组成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
至此，中国科学院将10年来研制卫星的数十项成果、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初样、基本的地面观测网和5000余名科研人员以及各种仪器、设备、资料、厂房等，全部移交给了国防科工委。
1968年2月，经中央批准，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正式成立。钱学森任院长，常勇任政委，而出任卫星总体设计部负责人的是年仅37岁的孙家栋。
孙家栋很快便开始着手进行人造卫星总体设计的准备工作。其中，最令他感到棘手的事情是挑选人才。在那样的年代里，抽调人才是相当困难的。但孙家栋毕竟有股子敢作敢为的愣劲，他跑了两个多月的时间，认真详细考察了各个部门具有特长的技术骨干，最后从中挑选出了18名干将。这就是后来被人们称作的“航天十八勇士”。
“航天十八勇士”的加入，使卫星总体设计工作很快运转起来。但是，新问题又出现了，原来搞的卫星方案已不适应需要，必须加以修改。1967年10月底，国防科工委组织召开了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方案修改论证会，对原方案又进行了简化，并把发射卫星的任务明确为4句话：上得去，跟得上，看得见，听得到。
这4句话既有技术上的要求，又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特征，因为这是中国首次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如何向全世界展示是一个十分重大而严肃的问题。
因此，会议紧紧围绕这个问题，进行了多次反复的讨论。才华横溢的科学家们为此大伤脑筋，一筹莫展。后来，有人终于想出一个主意：把《东方红》乐曲安置在卫星上，让上天的卫星面向全球高唱“东方红。太阳升，？？”与会者对此无不拍案叫绝，大加赞赏。于是，会议决定，把第一颗人造卫星命名为“东方红一号”，并且在方案中增补了一项播放《东方红》乐曲的内容。至此，经简化、修补过的最后的卫星研制方案终于完成。
“东方红一号”卫星要想“上得去”离不开火箭。1960年 10 月，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终于完成了对苏式导弹的仿制任务。发射前夕，聂荣臻元帅亲赴西北酒泉发射场，为“1059”导弹首发飞行试验剪彩。11月5日，中国的第一枚火箭发射成功。
从仿制别人到自己独立研制是世界上多数国家共同走过的道路。但仿制毕竟只是告。8月2日，此报告在中共中央专门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上，原则上得到了批准。
1964年6月29日，我国第一枚自行研制的火箭终于发射成功。这不仅是中国火箭研制工作的一个转折点，而且也掀开了中国航天发展史上新的一页。
但是要把人造卫星送入预定的轨道，必须要有强大的推动力，才能克服地球的引力，从而达到相应的宇宙速度。这就是说，靠单级火箭不行，必须研制具有强大推力的多级火箭。因此，1965年6 月，中央专门委员会决定研制三级火箭。这就是后来称为“长征一号”的运载火箭。
1970年3月26日，载有一枚“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和两颗“东方红一号”卫星的专门列车，从北京出发，直抵位于中国西部巴丹吉林大漠之中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4月23日，发射阵地的火箭、卫星测试检查工作全部结束。发射指挥部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认为可以实施发射，并将发射时间定为4月24日晚9点30分。
于是，钱学森和李福泽在发射任务书上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同时上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批准。
1970年4月24日上午，毛泽东在做些什么，我们难以猜测。然而有一点却肯定无疑，那就是这一天的毛泽东也绝对不会轻松。因为，由周恩来亲自呈送给他的关于今晚9点30分准备发射“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报告，正放在他的桌上。而这份报告对于他来说，绝不是一个轻松的问题。
周恩来这天起得很早。准确地讲，他一夜未睡，只是在沙发上靠了一会儿。卫星发射在即，国内外都在拭目以待，千头万绪，很多事情都要他周密考虑，妥善处理。22天前，即当月2日，他还组织中央专委会议，在会上提出要求，要把各种可能出现的问题都想到，都研究透，确保发射的一次成功。为了确保通信联络的畅通，他还认总参谋部负责有关军区，组织广大民兵昼夜守护通信线路和电线杆。同时将也门、乌干达、赞比亚、毛里坦尼亚等国的首都，增添到了卫星经过的国外大城市预报方案里，以便让第三世界人民都能看见飞翔于太空的中国卫星，都能听到响彻云霄的《东方红》乐曲。两天前，他又对发射场提出要求：试验要做到安全可靠，万无一失，准确入轨，及时预报。
坐镇北京指挥所的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罗舜初将军，此刻也正坐在电话机旁。按事先的约定，今天罗舜初将军与周恩来保持直接的单线联系。即是说，中央方面一旦有指示，周恩来将亲自传达给他；而有关发射方面的问题，信息、动态、结果等情况，也直接由他向周恩来请示报告。
下午3点50分，罗舜初将军身旁的电话响了。当罗舜初拿起话筒时，手竟有些发抖。电话里传来周总理的声音：“舜初同志，毛主席已批准了今晚的发射！请转告参加发射卫星的全体同志，希望大家鼓足干劲，做好工作，要一次成功，为祖国争光！”
罗舜初两行热泪夺眶而出。这位老将军一生戎马倥偬，不知接到过多少命令，却从未像今天这样令他如此激动、振奋。他握着话筒的手一个劲地抖动着，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立即拨通了通往发射中心的专用电话。
当毛主席批准发射卫星的喜讯和周恩来的指示通过罗舜初传到发射中心后，李福泽司令员立即召集指挥部会议进行传达。平静的发射场顿时沸腾起来了！从指挥员到操作手，个个热血沸腾，深受鼓舞！在地下控制室椭圆形大厅里，充满了一种决战的气手段，真正的目的是要学会独立研制。于是，在此基础上，中国决定自己设计研制一枚中近程火箭。
晚8时正，指挥员下达了“一小时准备”的命令。但这时发射场的上空，却满天乌云。有云就有可能有电，有电火箭发射时就有危险，而且因为有云能见度就差，直接影响到光学仪器的跟踪与测量。于是，发射场上空的那片云能否散去，便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焦点。
9点零5分，指挥员下达了“30分钟准备”的命令。接着，高音喇叭里响起了“全体人员撤离现场”的命令。
此刻的发射场，浓重的夜色已经降临。随着人员的全部撤走，整个发射场陡然间便变得清冷、沉重起来，唯有发射架下悬挂着的那块巨幅木牌上，周恩来提出的“安全可靠，万无一失，准确入轨，及时预报”16个火红色的大字，在灯光映照下耀眼夺目。
就在这时，奇迹出现了。发射场上空的云层突然神话般地裂开了一道长廊，并向着火箭即将飞行的东南方向渐渐延伸出去：“长廊”的四周星儿闪烁、清光明亮，简直像是上帝精心设计出来的一条通向太空的轨道！
望着这神话般的情景，人们欢呼雀跃。接着，又传来了周恩来总理于9点15 分向发射场全体工作人员发出的亲切问候与指示：“请转告今晚战斗在发射场上的同志们，大家辛苦了！下一步关键是工作要准确，不要慌张，不要性急，要沉着，要谨慎，一定要把工作做好，要争取一次成功！”
很快，“0”号发射指挥员杨桓通过话筒，向各个岗位的参试人员传达了周总理的这一问候和指示。于是，整个发射场和每个点上的高音喇叭里，都在响彻着周总理的指示：“不要慌张，不要性急，要沉着，要谨慎？？”这声音在茫茫的夜空中回荡，让人心里暖洋洋的。
9点34分，站在潜望镜前的“0”号发射指挥员杨桓庄严地下达了命令：“一分钟准备！”
各种地面记录设备开始启动。
当倒时计数器上闪现出“0”字时，随着一声“点火”的命令，说时迟，那时快一级火箭的4个发动机顿时喷出桔红色的火焰，巨大的气流将发射架底部导流槽中的冰块冲出四五百米远。9点35分，载着“东方红一号”卫星的火箭在隆隆的轰鸣声中徐徐上升。18秒后，火箭开始拐弯，朝着东南方向越飞越快，转瞬便消失在茫茫夜空之中。
地下控制室的人一见火箭起飞，不管是老专家，还是年轻技术员，都争先恐后地拔腿就往外跑，因为谁都想早点跑出去看看火箭上天后的真实情景。可地下室的通道又窄又长，年轻的同志虽然跑得快，却被几位老专家挡在了后面，很想往外冲，又不好意思叫老专家让道，只好跟在老专家后面干着急。
15分钟后，指挥所的高音喇叭里传出“特大喜讯”：“星箭分离！卫星入轨！”
9点50分，国家广播事业局报告，由“东方红一号”卫星播送的《东方红》乐曲已经收到，且声音清晰洪亮。
我国第一颗卫星发射成功了！
人类的活动范围经历了从陆地到海洋，从海洋到大气层，再从大气层到外层空间的逐步扩展过程。人类活动范围的每一次飞跃，都大大增强了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促氛。那段悬挂在大厅上方的毛主席语录：“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要在不久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使整个大厅庄严肃穆。
航天技术的发展，使人类进入太空的愿望得以实现，而人造卫星的上天则是20世纪第一个航天里程碑。1957年10月4日，苏联首次成功发射“卫星1号”人造卫星，标志了航天科技的诞生，毛泽东从这一事件中敏锐地洞悉出航天技术对扩展人类活动的新领域和对一个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毛泽东在他82岁的生命历程中，只参加过一次国际性的会议，那就是1957年深秋在莫斯科举行的世界共产党高级首脑会议。毛泽东去莫斯科时，正值苏联卫星上天不久，全球都还沉浸在狂欢之中。一下飞机，他便在莫斯科机场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是一项伟大的成就，它标志着人类进一步征服大自然的新纪元的开始。让我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向苏维埃共和国和苏联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
苏联第二颗卫星上天时，毛泽东正和赫鲁晓夫沿着幽静的后花园散步。毛泽东听到这一消息后很高兴，对赫鲁晓夫说：“好，你们又一颗卫星上了天，真了不起！美国吹得神乎其神，为什么连一个山药蛋都没抛上去呢？这个意义很大，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高瞻又远瞩 面向现代化
1983年9月9日，北京景山学校校园内一片欢腾，因为在这一天，邓小平的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传到了该校。
邓小平为什么要为景山学校题词呢？
北京景山学校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在1960年创办的一所用来进行教学改革实验的学校，学校根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有关教育改革的意见，进行了综合改革的实验，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景山学校却被诬为“复辟资本主义的黑样板”，该校师生被套上了沉重的精神枷锁。
1977年，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后，亲自抓科技和教育。景山学校的同志向他汇报过工作，他要秘书回信，鼓励景山学校把教改实验搞好，在几次接见外宾时，也多次提到景山学校的教改实验。
1977年底，景山学校成为教育部20所重点学校之一。到1983年，景山学校基本恢复了“文化大革命”前的各单项教改实验，进入了全面改革中小学教育的新阶段。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进一步搞好教育工作？中小学整体改革如何进行？应确立怎样的办学方向？景山学校的领导和教师想到了邓小平。于是在1983年9月7日，景山学校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信中汇报了学校的教育改革情况和面临的难题，请邓小平为他们的工作作些指示。邓小平在第二天（即9月8日）就挥笔题写了“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16个苍劲有力的大字。（落款上标的时间是1983年国庆节）
“三个面向”的题词9 月9 日传到了景山学校。9月 23日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接着全国各主要报刊都作了登载。“三个面向”的精神很快得到了广泛传播，它不仅是邓小平对景山学校一所学校的希望，而且成为我国新时期教育工作的重要指导方针。
“三个面向”是一个科学的概括，具有丰富的内涵；同时，又是一个有机整体，三方面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
“面向现代化”，深刻地论述了教育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系。首先，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为经济建设输送足够数量的、掌握现代科学技术、具有时代精神的人才。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必须与社会经济的改革和发展相适应，发挥出教育作为现代化建设战略重点之一的作用。其次，教育自身要实现现代化，即要求在教育观念、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手段等方面的现代化。
“面向世界”，是我国对外开放政策在教育上的集中反映，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对教育提出的客观要求。随着世界各国间交往和联系的日益密切和频繁，一个国家的教育不可能在封闭的环境中进行。教育面向世界已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我们要了解和研究世界教育的发展动向和经验教训，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来改进我们的教育工作，同时，我们要培养学生放眼世界的开放意识，适应新的历史条件下实行改革开放的需要，而且要敢于竞争，勇于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使我们国家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
“面向未来”。教育自身周期长、见效慢的特点决定了它是面向未来的前瞻性事业。教育是为未来培养人才的，今天在校的学生将是跨世纪或下个世纪的建设者，他们的素质如何，直接关系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和国家民族的前途。今天的教育决定着明天的科技水平和后天的生产力水平。因此，教育要走在现代化建设的前面，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要具有超前性和预见性。要根据21世纪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对人才素质的要求来改革和发展今天的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