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官”这个词的内涵，可能比我们理解的宽广，有官职上的“清官”，也有政治道德方面的“清官”。魏晋以后，以区别官职清浊为标志的流品之制逐渐兴起来，大凡士族做的官就是清官，寒人做的官就是浊官。清官不仅悠闲，而且俸禄丰厚，同时很容易得到升迁；浊官则正好相反，事繁禄寡权轻，地位卑微，晋升非常不易。所以在魏晋时期，一个人乡品的上下，与士庶、寒族的区分是对应的，做官之后，官职的清浊也基本相当，分别属于清流和浊流两大任官体系。就官职说，此处与“清官”对应的是“浊官”而不是“贪官”，不论清浊，和贪廉都没有关系；政治道德上的“清官”一词，很可能是明朝的事情。二十四史没有清官类别，只有“循吏”“良吏”“酷吏”之分。包拯在正史中也没有被列为“清官”，而是作为“直臣”出现在《宋史》大臣列传中。“清官”，是民间的叫法，正史不那样称呼。
这几年讨厌清官的情绪一直时有所见。实际上，不少观点早就有了。明朝的李贽认为，清官之害大于贪官之害。20 世纪 60 年代，“清官”颇受唾弃。人们甚至认为清官比贪官更坏，因为清官的欺骗性比贪官要大，能起到贪官难以起到的作用，巩固了封建统治。好家伙，照此推演下去，包拯、海瑞之流，不仅应该口诛笔伐，而且要打翻在地，再踏上亿万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不过，为文的人好作惊人之语，即使咒骂清官，心里未必不敬仰为官清廉之人，更骂不掉民间崇拜的心理。因为体制就这么个体制，小百姓岂是想改动就改动的？老百姓说了不算，盼望遇到一个不坑民不害民的清官，比希望更换体制更现实。官员少贪一分，百姓就可以多喘一口气。明代严世蕃籍没时，有一份财产目录，其中贪污黄金三万余两，白银二百余万两，其他珍宝、服玩所值，又数百万，仅纯金器皿一项，就有三千一百八十五件，重一万一千余两，玉器共八百五十七件，耳环耳坠共二百六十七双，布缎绫罗纱绒共一万四千三百余段，扇柄二万七千三百余把，南昌和分宜的第宅房店共三千三百间。名相张居正的家产，连万历皇帝都瞠目结舌。清官虽然有这缺点那毛病，但不贪图别人和国家的金钱，不徇私枉法，能伸张正义。这一点，哪一个贪官能比？
不过，也不要忘记，清官是道德自律的产物，而不是制度的产物。
清官只是帝王棋盘上的一颗子，靠不住。最本质的过好日子，不能靠清官，要靠制度。按理，官员不该有清廉污浊之分，在强大的制度面前，所有官员都该尽职尽责。然而，每个朝代都有“不准”、“不能”之类，到最后却“笑骂由人笑骂，好官我自为之”，看来建立完善的制度也不是一昼夜的事。
人们不忘记好官，除了现实使其不得已，还有一点就是他们不抽象，不是理论上的巨人行动中的矮子。包拯一流人物，不识字的老妇幼子尽知，不论话本还是小说，包青天都是非常重要的角色，原因之一就是他说人话办人事。无权无势的秦香莲能打赢官司，要没老包行吗？中国古代的清官，其清正廉洁，绝大多数是通过断案表现出来的，他们执法如山、秉公而断、不徇私情、不畏权势的操守，在案件处理过程中得以充分展示。诚如《贪官清官传》所云：“百姓的认可是历史上鉴别清官的一个重要标志。因为清官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能够在某一方面或某地区实实在在地为百姓做几件实事、好事，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因此，人民赞颂清官，推崇清官，爱戴清官，欢迎清官。”
一位官员的所作所为，他的上司和下属也许被欺蒙而无所知，周围百姓却有切身的感受，是任何美饰的言辞都遮挡不住的。
包拯一生做的事不论大小，都体现他刚直不阿，不畏权贵，为民伸冤的性格特点。这一点，与那些运筹帷幄，热情参与政治谋变的另一类清官截然不同。就本质而言，政治政策的取向莫不与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政治的任何变化，或多或少，直接间接会影响老百姓的衣食住行。
应该说，只要是清官，对政局的稳定，对老百姓安居乐业都是有好处的。
但就贴近普通百姓而言，包拯式的清廉之士显然更有机会为底层老百姓所了解，更有机会把最上层的方针政策落实到最基层。元代不到 20 种公案戏中，写包公审案断狱的就达 11 种，如关汉卿的《包待制智斩鲁斋郎》；京剧剧目中，包公戏有 34 出，比如《铡美案》、《赤桑镇》、《铡包勉》等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剧目，时至今日，仍然常演不衰。
能从古代一直演到现代，靠单纯的行政命令断乎不能如此长久，而是剧目在感情上对民众有很强的亲和能力，观众对剧目有持续不断的认可力量。这自然说明剧作家在选材和人物塑造上慧眼独具，征服了一代又一代的观剧者，另一方面何尝不在无时无刻昭示人们：官员素质是多么重要！老百姓靠什么体会政策的优劣？一是借传播工具的传递，这在发达的现代社会不必多说，在古代，在欠发达的地区则不具有这方面的
优势；另一个就是老百姓身边那些官员的所作所为。他们的行为，决不仅仅代表他们个人，政策的好坏，乃至政府的优缺点，老百姓都是从身边的官员身上体会出来的，古代如此，现代依旧不会改变。古代优秀的政治家早就认识到这一点。唐太宗思考谁到下面任职合适时，非常慎重，总是左思右想。他认为：“为朕养民者，唯在都督、刺史，朕常疏其名于屏风，坐卧观之，得其在官善恶之迹，皆注于名下，以备黜陟。县令尤为亲民，不可不择。”（《资治通鉴》）剔去封建君主以天下为自己私器的作风，仅存其理，这句话今日仍然可以作为参考。
告诉老百姓依靠清官不行，要依靠制度。这是必说的第一句话。
告诉老百姓制度完善以后，就没有清官贪官之分了。这是必说的第二句话。
告诉老百姓，完善的制度不能靠等。这是必说的第三句话。
除此，不说也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