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年龄大小，一个人在等级制中的位置取决于他是男还是女，日本妇女要走在丈夫的后面，其社会地位比丈夫低。有时，当她们穿着美式服装，会与男人们并排走路，在过门时甚至会走在男人们前面；但是，一旦她们穿上和服，就又会退到后面。在日本家庭中，当礼物、关心和教育费都给予男孩子时，女孩子还得尽可能地与兄弟们好好相处。甚至当女子高中已经建立起来的时候，充斥于指定课程的也都是关于礼仪和身体动作的训诫，她们所受的正儿八经的智力训练无法与男孩子的相比。有一位女子学校的校长在给出身中上层的学生训话时，提倡学欧洲语言；他提这一建议是基于这样一种希望，即她们能除去她们丈夫的书籍上的灰尘，然后准确地把书插回到书架上去。
尽管如此，跟大多数其他亚洲国家相比，日本妇女已经拥有了很大的自由；而这不仅仅是一种西化的现象。日本从来没有中国上层社会那样的女子裹脚现象。今天，当印度妇女看到日本妇女在商场里进进出出，在大街上走来走去，无须把自己藏起来，她们会惊叫。在日本的家庭里，负责购物和掌管钱袋子的是妻子。如果家里没钱了，也是她必须选一些家里的东西，拿到当铺里去。管理女仆的是她，在孩子们的婚姻大事上她也有很大的发言权。当了婆婆之后，她就对全家的事务一手遮天，就好像在前半生她从来就不是一朵只知道点头的紫罗兰。
在日本，属于辈分、性别和年龄的特权是很大的。但是，那些行使特权的人做起事来就像是受委托者，而不是独断专行者。父亲或长兄要对全家负责，不仅包括活着的，还包括已经死去的或尚未出生的。他必须做出重大决定，并且监督这些决定被实施的情况。然而，他并不拥有无条件的权力。家人们期望他为整个家族的荣誉负责。他使他的儿子和弟弟记住家族的遗产，既有物质遗产也有精神遗产，另外，他激励他们成为配得上家族遗产的人。哪怕他是个农民，他也向祖先吁求他的高尚责任。他所属的阶层等级越高，对家族的责任就越重。家族的需要总是先于个人的需要。
遇到重要事务时，任何门第的一家之主都要召集家庭会议，讨论有关事务。例如，为了参加一个关于婚约的会议，家庭成员可能会从老远的地方赶来。所有无足轻重的成员都能参与决策。兄弟或妻子可能会动摇已经做出的决定。如果不考虑众人的意见，那一家之主就会承受重重困难。当然，最终的决定关乎当事人的命运，但可能根本不受他欢迎。然而，那些长辈一生都服从家庭会议的决定，现在则顽固不化地要求年轻人服从他们当年为之低头的东西。在法律上和习惯上，普鲁士的父亲都享有对待妻子儿女的专断权利；但给他们这种权利的东西与日本年长者对年少者的要求背后的东西，很不一样。在日本，年长者的要求不会因为这个原因而变得不那么严格，但是，效果则不同。日本人不会在家庭生活里学习对专横权力的尊重，也不会养成对专横权力轻易服从的习惯。对家庭意志的服从是以某种最高价值的名义被要求的，不管这一名义下的要求是多么苛刻，对所有家庭成员都有利害关系，所以，是以共同忠诚的名义要求大家服从。
每一个日本人先是在家庭环境中学习等级制的习惯，然后把在家中学到的东西应用于更加广泛的经济生活或政治生活。他明白，他要向那些在等级制中地位高于自己的人百分之百地表达敬意，不管那些人在团队中是否真的拥有支配权。哪怕当丈夫受制于妻子、哥哥受制于弟弟时，他们在表面形式上也还是会受到后者的尊重。不同特权之间在表面形式上是有界限的，这些界限不会只是因为有人在背后操纵而被打破，表面因素不会因为要适应实际支配因素而改变，它依然是不可侵犯的。没有了表面地位上的繁文缛节，在做事策略上甚至更方便。在那种情况下做事，不容易受到攻击。在家庭经验中，日本人还学得：如果全家都确信，某个决定有助于保住家族的荣誉，而这个决定就是由他们做出的；那么，它会被赋予无比的重量，这并不意味着它是要由铁拳实施的法令，那样的铁拳往往是由暴君一时兴起挥出的，而他恰好又是一家之主。实施家庭决定的人更接近于受委托管理某份物质财产或精神财产的角色，那份财产对全家都很重要，而且要求所有人的个人意志屈从于家庭的要求。日本人谴责铁拳的使用，但他们并不因此而弱化自己对家族需要的服从，也不会减弱他们对那些在等级制中享有地位的人的极端敬意。纵然家族中的年长者没有什么机会成为强有力的独裁者，家族中的等级制也会得到保留。
以上是一份关于日本家庭中的等级制的枯燥陈述。由于美国的人际关系标准与日本的不一样，当美国人读到这份陈述时，他们不会对日本人接受家庭中的那种情感纽带的行为表示欣赏。在日本家庭中，那种纽带的力量是强大的而且是公认的。日本家庭成员间的团结是非常让人赞叹的，他们如何取得这样的团结正是本书的主题之一。同样重要的是，本书力图去理解日本人在更加广阔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的等级制需要，以确认他们在家庭环境中是多么彻底地学好了这种习惯。
日本人生活中的等级制安排是非常厉害的，在家庭关系中如此，在阶层关系中也一样。在整个历史中，日本一直是一个阶层分明、等级森严的社会，像这样一个具有长达数百年的等级制习惯的民族，它所具有的强项和弱项都非常明显。在日本有文字记载的整个历史上，等级制一直是他们的生活准则；甚至早在公元7世纪，他们就已经在吸纳这些从中国借鉴来的生活方式，其目的是为了适应本国的等级制文化，因为中国并没有等级制。在7世纪和8世纪，日本天皇及其朝廷致力于富国重任，他们用的是伟大中国的高级文明习俗，这些习俗曾经让那些在中国的日本使节大开眼界、惊叹不已。他们以无比充沛的精力从事这项富国大业。在那之前，日本甚至没有文字；他在7世纪把中国的象形文字拿来，并利用象形文字创立了属于他自己的文字，那种文字完全不同于象形文字。他有一种民间宗教，给四万个神取了名字，那些神掌管着山岳和村庄，给人们带来好运——这种宗教后来发生了许多变化，一直幸存到现在，成为“神道”。7世纪时，日本从中国把佛教整个儿拿来，把它作为“保护国家的最好的”宗教。在那之前，他没有永久性的宏大建筑，公家的和私家的都没有。于是，天皇们以中国的首都长安为原型，建造了一个新的首都——奈良；一些装饰华丽又庞大壮观的佛教寺庙也在日本矗立起来，而且也是中国式样。根据使节们发自中国的报告，天皇引进了官阶、品位和律令。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日本如此成功地、有计划地引进文明，这在世界历史上，很难在任何别的地方找到这么做的任何别的民族。
然而，从一开始，日本就没有能复制中国的没有等级制的社会组织。日本采用了中国的官衔，但是，在中国，官衔是授予通过了国家组织的科举考试的行政官员的，而在日本，则颁给了世袭贵族和封建领主。他们成了日本等级制的组成部分，而日本出现了大量半独立的封地，封地领主们则经常相互嫉妒对方的权力，那些重要的社会习俗都跟领主、家臣和扈从有关。不管日本多么勤勉地从中国引进文明，他就是无法采用那些能取代等级制的生活方式，如中国的官僚行政系统或扩大了的宗族系统，后者把各种各样的人都团结在了一个伟大的民族中。日本也没有采用中国的世俗皇帝的观念。日语称皇家是“云上人”，只有这家人才能当皇帝。日本从未曾换过朝代，而中国则经常改换。天皇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毫无疑问，当年日本天皇及其廷臣在引进中国文化时甚至无法想象中国在这些事务上做了什么样的安排，也猜测不到他们自己做了什么样的修改。
因此，虽然日本从中国多方引进了文化，但这种新的文明只是为几百年的争端铺了路，为了控制国家的权力，世袭领主和家臣之间冲突不断。在8世纪末，贵族藤原氏夺得了对国家的支配权，并把天皇推到了后院。随着时间的推移，藤原氏的统治受到封建领主们的非议，于是，整个国家陷入了内战。著名的源赖朝就是一名领主，他消灭了所有对手，变成了日本的真正统治者。他有一个古老的军事头衔——将军，这个头衔字面上的意思是“征夷大将军”。在日本，只要源赖朝的子孙能掌控其他封建领主，那么按照惯例，这一头衔在他们家族中就是世袭的。天皇成了一个没有实权的傀儡。他的重要性主要在于“将军”为了得到他在形式上的授权而仍然依赖于他。他没有任何政权。实权掌握在所谓的幕府手中，幕府力图通过武力掌控那些难以驾驭的封建领主。每一个封建领主，即“大名”，都有自己的武装家臣，即“武士”；武士们听从他的指挥，在动乱年代，他们时刻准备着去争夺敌对封地或统治者将军的“宝座”。
在16世纪，内战变成了流行病。经过数十年的动乱，伟大的德川家康打败了所有敌手，于1603年成为德川家族的第一代将军。在此后的两个半世纪里，德川家族一直保留着这个将军职位；直到1868年，日本开始进入近代历史，天皇和将军的“双重统治”才被废止。德川时代很长，它在很多方面都是日本历史上最值得注意的时期之一。德川家族在日本维持了一种武装和平，直到它垮台前的最后一代，它使中央集权制行之有效，而那种制度极好地服务于德川家族的目标。
德川家康曾经面临一个极难解决的问题，没有找到一种好的解决方案。某些最强大的封建领主在内战期间一直是反对他的，直到在最后的决战中被打得落花流水，他们才向他俯首称臣。他们就是所谓的“外系领主”。德川家康允许他们继续控制他们的领地和家臣；事实上，全国境内的所有封建领主都继续在他们的领地上拥有最大程度的自主权。然而，他把他们排除在成为德川家臣的荣誉之外，也把他们排除在任何职能部门之外。这些重要职位都为“嫡系领主”保留着，他们是内战德川家康的支持者。为了维护这种困难的政权，德川家康所依赖的一项策略是：不让封建领主和大名积攒权力，同时阻止他们联合起来，他们一旦联合就有可能威胁将军的统治。
德川家康不仅没有废除封建制度，而且，为了维护国家和平和德川家族统治的目的，他还努力使这一制度变得更加强大、强硬。
日本封建社会是精密分层的，每一个人的地位都由世袭固定。德川家康使这套体制固定下来，并对每一阶层的日常行为进行规范。一家之主必须在门口张贴标志，亮明他的阶层地位和他的世袭身份以及与这一身份有关的规范。所能穿的衣服、所能吃的食物和他所能合法居住的房屋，依据他的世袭职位都有规定。在日本的等级制中，在皇家和宫廷贵族之下，有四个等级：士（武士）、农、工和商。在他们之下，则是贱民。人数最多也是最有名的贱民是“秽多”，即各种说不出口的污秽行业的工人。诸如清道夫、被执行死刑者的掘墓人、死去动物的剥皮者和皮革工。他们是日本的“不可接触者”，或者说得更确切些，他们是“不可当作人”的人。甚至那些通过他们村子的道路的里程都是不计的，就好像那片土地和土地上的居民压根不存在。他们极端贫穷；尽管保证能从事他们的职业，但他们始终在社会正式结构之外。
商人的地位仅高于贱民。尽管在美国人看来，这似乎很奇怪，但在封建社会里，这可是千真万确。商人阶级总要破坏封建制度。一旦商人变得受人尊敬而且家境富裕，封建制度就式微了。17世纪，德川家康通过比任何国家所曾推行的律令更加严格的法令，强迫日本与世隔绝，这砍掉了商人立足的基础。在中国和朝鲜的整个海岸地区，日本都曾有海外贸易，商人阶级必然有了发展。德川家康阻止了这种发展态势，把修造或驾驶任何大于一定尺寸船只的行为视为非法，要处以极刑。在许可范围内的小船无法渡海去中国大陆，也无法装载贸易物资。国内贸易也受到了严格限制，在各个领地之间的边界上，设立关卡，针对货物进出，制订了严峻的法规。还有些法律是用来强化商人的低等社会地位的。对他们所能穿的衣服的费用、所能带的伞的费用以及婚礼和葬礼的费用，都有严格的法律规定。他们不能居住在武士们的住地里。如果他们受了享有特权的武士们的刀下之苦，法律是没有任何保护的。德川家族的政策是要把商人限定于下等地位，在货币经济体系中，这当然要失败。那个时期的日本正是靠货币经济运行的，但德川家族还是要全力推行这项政策。
对于稳定的封建主义体制来说，武士和农夫是两个最合适的阶级；德川幕府用僵化的形式把它们冻结了起来。德川家康最终结束了内战，而在内战期间，伟大的军事领主丰臣秀吉已经通过著名的“缴刀令”，促成了这两个阶级的分离。他解除了农民们的武装，只给武士们佩刀的权利。武士们再也不能做农夫或工匠或商人。纵然是最低等的武士也不可能再合法地成为生产者。他们成了寄生阶级的成员，他们的年俸来自从农民那儿征收来的税粮。大名收取税粮，然后按份额分配给每个武士家臣。武士们从来不问他们得到哪儿寻求帮助，他们完全依赖于自己的主子。在日本历史的早期，领主之间的战争几乎无穷无尽，就在这样的战争中，封建领主和武士们之间的关系被打造得非常牢固。在德川家康统治下的和平时代，这种关系变成经济性的了。武士家臣跟欧洲的骑士不同，他们既不是拥有自己领地和农奴的小地主，也不是拥有财产的士兵。他们是领取固定年俸的跟班。在德川幕府时代开始的时候，他们的家族所领取的俸禄就已经固定下来了，其额度不大。日本学者曾做过估计，所有武士的平均年俸约等于农夫的收入，那只够生存而已。最大的家庭问题是把这点俸禄分发给继承人，因此武士家庭的人口都很有限。让他们最感到难堪的是，声望取决于财富和日常的展示，因此，在他们的家规里，最强调的是：节俭乃最高之美德。
一道鸿沟分隔了武士和其他三个阶级：农、工和商。那三个阶级都是“普通人”，而武士不是，他们所佩带的刀是特权阶级的标志，而不仅仅是装饰。在德川时代之前，他们就有了佩刀的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