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汉朝后，继续推崇和学习商鞅学说的人，以汉景帝的辅政大臣晁错最为有名。《史记晁错传》称晁错“学申、商刑名于轵张恢先所”，说明他曾专门研究过商鞅的学说与著作。他向景帝提出的建议，如贵粟、筹边、变法等，都是对商鞅思想的发挥。但是，后来晁错同商鞅一样遭了冤死，遂使明哲保身的人不敢轻易提及商鞅。不过，由于治商鞅之说是选举贤良的一条途径，商鞅思想在社会上仍有一定的影响，《商君书》也在不断传习。
汉朝是在推翻秦朝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汉初的政治家对秦朝政治的弊端有切身体会，这使他们对秦的指导思想进行反思，对商鞅及商鞅学说也做了较多的批评。例如，贾谊认为，商鞅“遗礼义，弃仁恩，上告讦，上刑罚”的做法是秦朝灭亡的重要原因。司马迁则说：“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也。且所因由嬖人，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炁，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太史公对商鞅的为人极为反感，连带也讥讽了商鞅的思想和著作。不过，汉初人毕竟是有气度的，他们尽管对商鞅其人其说有所不满，但还是对商鞅的历史功绩做了客观的评价。贾谊在《过秦论》中说：“商君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备，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贾谊本人提出的贵农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等主张，似乎也参考了商鞅的学说。司马迁在《史记》中为商鞅立传，并称赞商鞅“行法十年，乡邑大治”。
到汉武帝推行独尊儒术的政策，批准了丞相卢绾“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的奏折，断绝了《商君书》的官学地位。同时，儒生们对商鞅和《商君书》的非难也渐渐增多。但是，也有人旗帜鲜明地为商鞅辩护。这两种百相对立的评价，在《盐铁论？非鞅篇》有生动的描述。需要指出的是，盐铁会议上“大夫”和“文学”都是从各自的政治立场出发，对商鞅的评价或褒之过高，或贬之过低，都不公允。倒是刘向在《新序》（《史记商君列传》集解引）中称赞商鞅“极身无二虑，尽公不顾私”，批评商鞅“然无信，诸侯畏而不亲”，是较为持平之论。刘向奉命校理群书时，对商鞅的法家著作也做了整理，将之校定为《商君》二十九篇。
自汉至清，基本上是儒学占据了正统地位。这期间，除诸葛亮、王安石、张居正等具有革新精神的政治家和李贽等少数思想家之外，各家对商鞅颇多非难和否定，对《商君书》则很少加以注意。《商君书》由于长期无人整理校定，在流传过程中不免有所亡佚。据有关史志目录所载，汉代校定的二十九篇，到宋已佚去三篇，到元又佚去二篇。所以，今传本只剩二十四篇。
另外，从宋代开始，又不断有人怀疑《商君书》是伪书。此说在学术界影响甚大，直到近代，胡适还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中说：“今世所传《商君书》二十四篇，乃是商鞅死后的人所假造的书。”被宣判为伪书之后，问津《商君书》的人自然就更少了。
对商鞅和《商君书》的重新评价，始于清末中叶。著名学者陈澧在《东塾读书记》中，根据自己对《商君书》的分析，先将《商君书》里的可取和不可取之处分别节录，然后据以评论商鞅的是非功过。到清末，由于时势的严峻，促使一部分知识分子主张变革政治，开始重视商鞅的变法思想。例如，章太炎在《訄书》中极力为商鞅辩护，赞美他的功绩，称颂他为骨鲠之臣。梁启超主编《中国六大政治家》，将商鞅列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六位政治家之一。同时，《商君书》也越来越受到学者的重视，一些校勘、注译、分析《商君书》的著作相继出版。通过清人和近人对《商君书》的系统整理和分析，学术界对《商君书》的系统整理和性质也得出了全新的结论。即《商君书》是商鞅及其后学的著作，虽然各篇的成书年代不一，但全书基本上可以视为先秦古籍，是研究商鞅思想的可靠资料。
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与商鞅所处的时代相比，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商君书》的一些说法，如抑制工商、反对知识之类，在今天已明显过时，必须坚决反对。然而，书中的另外一些说法，如强调变革，重视法治，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重视农业等，在今天仍然值得重视。总之，《商君书》是一部重要的古代典籍，我们如能以科学的态度去阅读、理解，一定会从中获得一些有益的启示。
片段精读
更法第一
孝公平画，公孙鞅、甘龙、杜挚三大夫御于君，虑世事之变，讨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
君曰：“代立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错法务明主长，臣之行也。
今吾欲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议我也。”
公孙鞅曰：“臣闻之，‘疑行无成，疑事无功，’君亟定变法之虑，殆无顾天下之议之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负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訾于民。语曰：‘愚者闇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郭偃之法曰：‘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孝公曰：“善。”
甘龙曰：“不然。臣闻之，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
因民而教者，不劳而功成；据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今若变法，不循秦国之故，更礼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议君，愿孰察之。”
公孙鞅曰：“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夫常人安于故习，学者溺于所闻。此两者所以居官守法，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焉。拘礼之人，不足与言事；制法之人，不足与论变。君无疑矣。”
杜挚曰：“臣闻之，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臣闻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君其图之。”
公孙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
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汤武之王也，不循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可必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君无疑矣。”
孝公曰：“善。吾闻穷巷多怪，曲学多辨。愚者之笑，智者哀焉；狂夫之乐，贤者忧焉。拘世以议，寡人不之疑矣。”
于是遂出垦草令。
延伸阅读
链接：秦汉以前的商鞅故乡——濮阳
濮阳古称帝丘，据传五帝之一的颛顼曾以此为都，故有帝都之誉。濮阳之名始于战国时期，因位于濮水（黄河与济水的支流，后因黄河泛滥淤没之阳而得名，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1986年，境内出土的石磨盘、石磨棒、三足陶等裴李岗文化典型器物证明，七、八千年前这里已有人类活动。1987年，在濮阳西水坡发掘出三组蚌砌龙、虎图墓葬。据测定，其年代距今6400年左右，蚌壳龙被考古界公认为“中华第一龙”。专家据此遗址推断，6000年前濮阳地区已率先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并成为中华民族龙文化的发源圣地。濮阳因此被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命名为“中华龙乡”。上古时期濮阳一带地跨兖、冀二州，是黄帝为首的华夏集团与少昊为首的东夷集团活动的交接地带。黄帝与蚩尤的大战就发生在这里，据说蚩尤之首就埋在台前县。黄帝长子玄嚣青阳氏邑于顿丘今清丰县南，次子昌意在南乐筑昌意城；黄帝史官仓颉始作书契，以代结绳，被尊为“造字圣人”，今南乐有造书遗址及仓颉陵、仓颉庙。中原地区继黄帝之后由颛顼统一治理，都帝丘今濮阳西南，史称“颛顼之墟”。颛顼时，其氏族集团实力强大，打败了以共工为首的集团，活动范围大为扩展，万邦来朝。颛顼之后，帝喾继位，初都帝丘，后迁都伊洛平原。帝喾赐颛顼玄孙陆终长子樊为己姓，封邑昆吾今濮阳东南。帝喾之后，尧继位成为祁姓集团首领，以冀州为活动中心，死后葬于城阳（范县东）谷林。濮州今属范县有尧母庆都庙，范县辛庄乡北有尧子丹朱墓。舜生于姚墟（今范县城西南，住南河。他在黄河之滨烧制陶器，到雷泽（古泽名，在今范县东南渔猎，去历山耕作，还贩于顿丘（今清丰）。舜在实践中增长了才干，后代尧而立，成为姚姓联盟的首领。尧舜之时，太行山区雨水丰沛，水患频仍。以秦今范县为活动中心的东夷首领伯益协助舜的水官大禹治水，两大集团在联合抗洪斗争中进一步增进了民族融合。
夏王朝时期
濮阳地区建有己姓联邦集团的昆吾（它是夏后氏酋邦王国最亲近的成员）、斟灌、顾等宗族邦国。夏启时于昆吾铸九鼎，并视为国宝。夏帝仲康的儿子相为羿所逐，奔依同姓邦国斟灌氏。后相即位，都帝丘，至帝杼时迁都于原。其间历百年，濮阳一直是夏文化中心地带，不仅农业发达，制陶和冶铜技术也处于领先地位。
殷商时期
以契为始祖的子姓集团至相土时迁至商丘，即帝丘（今濮阳），活动于今豫北、冀南和豫东一带，势力发展至东海之滨。汤时征服了昆吾、韦（在今滑县东南）、顾等邦国，后灭夏建商，以帝丘为其陪都。
西周时期
以姬发为首的姬姓联邦集团联合其他邦国灭商后成为新的联邦王国的宗主国，帝丘一带称东国，为管叔封地。周成王四年，周公旦东征，平定武庚及三监叛乱，封康叔于河、淇之间，建立卫国，帝丘一带受其节制。西周时，帝丘一带的经济、文化都得到迅速发展，实力较强。厉王时，卫武公曾带兵入朝平定叛乱，稳定政局。春秋时期濮阳一带仍属卫国，为当时较先进的地区之一。公元前660年，散居于齐、卫北部的狄人入侵卫国，占领卫都朝歌。公元前629年，卫成公迁都帝丘（今濮阳），帝丘成为卫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凡400年。公元前602年，黄河大改道流经濮阳，给这里带来水利之便。这一时期人们用桔槔提水灌田，农业生产水平大幅度提高。农业的发展带动了纺织、皮革、竹木、冶铸等手工业的进步，促进了商业兴旺，涌现出一批城镇。如临黄河的戚邑，水陆交通便利，经济十分繁荣。仅公元前626年至前479年140多年间，春秋经传中关于戚的记载即28处，诸侯来卫国的14次会盟中，就有半数在戚举行。其他如咸（位于今濮阳市东南25公里）、铁丘（位于华龙区）、顿丘（今清丰县西南）、五鹿（今清丰县南）、澶渊（位于华龙区内），清丘（位于市中心东南30公里）等城邑商旅不绝，相当繁华。手工业和商业的发达，促进了思想的活跃，精神的解放，文化的发展，劳动人民于“桑间濮上”创造的诗歌“卫郑新声”，风靡华夏。先进的卫文化既培育了中国第一个杰出的爱国女诗人许穆夫人，也激励工奴于公元前478年掀起世界上最早的手工业奴隶的革命斗争——百工起义。同时，帝丘位居黄河要津、中原腹地，向为兵家必争之地，春秋时期的城濮之战、铁丘之战等都发生在濮阳一带。
战国时期
铁农具和牛耕普遍推广，农业生产有了较大发展，各诸侯国为壮大实力、争夺霸权竞相改革，大批优秀人才应运而生，仅濮阳人就有政治家和军事家吴起、儒商子贡、改革家商鞅、政治家吕不韦、外交家张仪等，为推动社会进步做出了贡献。吕不韦主持编写的《吕氏春秋》记载了天文、地理、物理、医学等方面的科学知识，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战国后期，大国争霸，帝丘一带战争频繁，原为西周第一大国的卫国，春秋时已降为中等诸侯国，到战国时更加衰微，最后仅剩濮阳城（濮阳县西南）一弹丸之地。前242年，秦置东郡，次年秦取濮阳等地，卫君角被迁到野王（今河南沁阳），卫此时名存实亡。前240年，东郡治濮阳。至前209年卫君角被废为庶人，卫亡。
——摘自濮阳市人民政府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