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获取个人基本的生活资料和生存条件。我们常说的就业，指的就是通过从事某种职业来自食其力，自己养活自己，无论如何都要比依靠任何一个别的什么人来得有骨气，何况在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总是能依靠到别的什么人。
其次，为了有助于个人自我发展、自我提高。劳动需要一定的技艺，劳动是一个实践、总结、再实践、再总结的过程。通过劳动，我们既能够熟悉技艺，还能够增长技艺，并创造性地发挥技艺，提高综合能力。人都是不断追求进步的，这种进步只有在身体力行的劳动中才能获得。
再次，劳动还是我们为他人、为社会服务的需要。我们的生活环境、学习环境和劳动环境，都是千千万万人共同努力和积累的结果，我们在享受这些社会环境的同时，自然有责任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去为已经具有了一定基础的社会文明成果添砖加瓦，贡献出自己的聪明才智。
前面提到了我们大家都应该“干点什么”，因为我们要吃饭，要发展，要承担为他人、为社会服务的一份责任。在这里，再谈谈“干点什么”的另一种含义。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会见到这样的人：有的人目光犀利，言辞激烈，习惯于评判世道人心，嘴皮子上说得头头是道，但是一旦要他拿出实际行动来，他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主动退缩到一边“谦虚”去了。这种人，人们称之为“语言的巨人，行动的侏儒”，是恰如其分的。
有的人，他们也有思想，有见解，也发牢骚，有时甚至比第一种人还要极端。但是，他们一边说，一边做，或者先暂时不说，而是默默地去做，做好之后，再结合事实，结合自己的亲身实践去发言。这时候，事实胜过雄辩，他们的意见不消说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确实，不仅在我们身边，就是整个社会，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困难或弊端，而且这些困难或弊端肯定在短时间内不会自动消失；进而言之，即便我们比较好地克服了这些困难或弊端，也完全有可能出现新的困难或弊端。可以说，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建立起一个完美无缺、一尘不染的社会来。所以，我们有责任对现今的社会保持一种批评的态度，目的在于正确认识、及时发现并最终解决社会问题。只要我们抱这种态度，那么无论在表现形式上显得多么幼稚或极端，多么让人无法接受，但都要比那些“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麻木不仁者，或者自认为看破了红尘，整天悲天悯人、无所事事的人要负责得多。
著名作家鲁迅先生曾经写文章描绘过这样一种心态：“天下事尽有小作为比大作为更烦难的，譬如，现在似的冬天，我们只有一件棉袄，然而必须救助一个将要冻死的苦人，否则便需坐在菩提树下冥想普度一切人类的方法去。普度一切人类和救活一人，大小实在相去太远了，然而倘叫我挑选，我就立刻到菩提树下去坐着，因为免得脱下唯一的棉袄来冻死自己。”这个比喻很能说明问题。“大作为”易，“小作为”难，因为前者往往只需在嘴上说说，或者像“坐在菩提树下冥想普度一切人类的方法”那样装装样子，而用不着脱下自己唯一的一件棉袄。可是“大作为”尽管“大”到号称要普度众生的地步，却对眼前的一个具体的将要冻死的众生无动于衷，那么这“大”到底有什么价值呢？而“小作为”虽然“小”，却可以置自己的健康和生命于不顾，去给这个垂死的苦人以最为迫切的帮助。两相比较，到底谁“大”谁“小”，不是一目了然了吗？
我们所说的“干点什么”，其实是很简单的事情。一般还不会遇到要么看着眼前一个苦人被冻死，要么冒着自己被冻死的危险去救助他这样极端的两难选择。我们通常面临的情形是，只要我们稍稍作出一些努力，有时甚至只是举手之劳，就可以给他人以实实在在的帮助，可以为他们解决一些他们自身无能为力的困难。大学生给民工办培训班，并不会影响他们自己的正常学业，却能迅速使民工们的面貌焕然一新；社会各界给“希望工程”捐款，尽管用不着每个人都捐出巨资（也没有这种可能），但积少成多，却能使千千万万不幸失学的儿童重返校园。从我做起，从身边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干点什么，再干点什么，众人的责任和力量汇集在一起，就能够干出远比“坐在菩提树下冥想普度一切人类的方法”伟大得多的“大作为”来。
让真情延续下去——责任的传递
曾经有一段时间，北京市第21路公共汽车售票员李素丽同志的先进事迹在全国广为传颂，她所在的1333号车也被各界人士争相乘坐、观摩。其间，有名曾因“罢演”风波受到公众谴责的演员亲身感受了李素丽的服务后，动情地说道：“我错了，这是我发自内心的感觉，即使在以前舆论批评之后，我也没有像今天这样感到内疚过。”
实际上，李素丽同志的精神又何止感染、震撼了这一名演员？15年来，凡是乘坐过李素丽那趟车的人，进而言之凡是通过各种渠道认识李素丽、知道李素丽这个名字的人，谁能说自己无形中没有发生某种变化呢？他们或者增强了对人间真、善、美的信仰，或者也像李素丽那样，用实际行动默默地为他人和社会服务。例如，某医院大夫杨秀敏坐了十年李素丽的车，李素丽的优质服务也感染了她十年，她自己做了不少玩具，一边让害怕打针的孩子玩，以分散他们的注意力，一边给他们打针；有些父母白天上班没空带孩子到医院体检，她就晚上登门服务。再如，有个小学生在车上生病了，李素丽把他带回车队细心照料，下班后又和司机把他送回家，后来这个小学生带了几个小伙伴来车队，要帮助李阿姨擦车，还组织了一个学雷锋小组，每天帮街坊的爷爷奶奶往楼上拎东西……
但是，近些年来社会上存在的一些不良风气，最典型的是人情冷漠，责任心淡化。一些人不但自己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而且还想当然地认为所有人都和他一样自私自利，所谓“人人为自己，无人为国家”。甚至有人把它上升为一种“抵消理论”，说什么“我节约，他浪费；我吃苦，他享受；我奉献，他腐败，一正一反，互相抵消”，认为即使某个人或少数人要为他人、为社会无私奉献，在整个社会都在“忘我索取”的大背景下，也无异于沧海一粟，无济于事，还不如大家“能者多捞”，“多捞多得”，谁也不必说闲话。这种说法反映了人们在有待净化的社会风气面前的一种担心：树立一两个典型管用吗？普通人“流着汗水默默辛苦地工作”管用吗？
然而，在我们看到李素丽、徐虎等一大批模范人物的先进典型事迹之后，就知道这种担心其实是大可不必的。在徐虎之后，不是很快出现了“徐虎第二”、“徐虎第三”、“徐虎第四”，以及“徐虎班”、“徐虎网络”，乃至一个遍及全国的“徐虎效应”吗？在李素丽的先进事迹的感召下，不是同样出现了无数个以她为榜样，从我做起，从身边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的“小李素丽”、“杨素丽”、“刘素丽”……吗？事实上，李素丽们的真情奉献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非但没有被“抵消”，反而如燎原的星火，如怒放的春花，漫山遍野，蓬蓬勃勃，让我们看到了无穷的信心和希望，并从中吸取了像他们那样认真地生活和工作，勇于承担起自己作为一个合格的社会成员应有的责任的道德力量。
少数人在看到了当前社会道德现状某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就对李素丽那样的先进典型能够起到的模范带头作用表示怀疑，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在对善与恶的估计上的差异。古罗马历史学家李维（公元前59—公元17年）对此有过分析，他说：“人对善的感觉不如对恶的感觉敏锐”，因为恶行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往往以相对极端的显性方式表现出来，而个人和社会从善行那里受到益处，则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过程。打个比方，你今天外出，上午坐公共汽车时，有人给你让座，下午你到商店买东西时，却无端被售货员骂了一顿，那么你极有可能对下午的遭遇耿耿于怀，相反，对上午亲身感受到的那件好事的印象可能就要浅得多，就是这个道理。
但是，这并不等于是在说，上午别人给你让座这件好事，就完全被下午的倒霉冲淡或抵消，一点也不会对你产生积极作用，除非你已经成了一个麻木不仁的人。伯夷、柳下惠是我国古代的两个贤人，孟子称赞“伯夷之风”能使“顽者廉，懦夫有立志”（使“贪婪者变得廉洁，懦弱者变得勇敢”），“柳下惠之风”能使“薄夫敦，鄙夫宽”（使“浅薄者变得敦厚，狭隘者变得宽大”），的确是“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不过伯夷、柳下惠毕竟是“圣人百世之师”，对普通人一般来说不大可能有如此立竿见影、一呼百应的榜样作用。但是，普通人的善行终究是一种客观存在，无论世道怎样变化，它都将对周围环境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无论人心如何“不古”，它都能使他人感受到春天一般的温暖。更为重要的是，一个被净化了的环境，可以由里向外影响一个更大的环境，使之受到更大的净化；一个感受到了他人真情的温暖和责任的力量的人，也会在内在信心、激情和感动的驱使下，自觉将这种温暖和责任感传递给下一个人，下一个人再传递给再下一个人……李素丽向乘客奉献的就是这样一种真情和责任，它一经产生，就在人们当中无声地传递开来，并汇入到了浩浩荡荡的社会正义的洪流之中，永远不会停止，永远不会消亡。
格言小语
尽管责任有时使人厌烦，但不履行责任，只能是懦夫，不折不扣的废物。
——刘易斯【美】
在这个世界上，最渺小的人与最伟大人同样有一种责任。
——罗曼·罗兰【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