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家英同志的再一个特点是忠于真理，刚烈不阿，虽死不渝。文革初期，在一次整理毛主席谈话纪要时，田家英同志基于对国家利益的关切，也出于对姚文元、戚本禹文章评论的一段话，这终于被对田家英早已不满的江青、陈伯达抓住了“大把柄”，江青给田家英安了一个在当时足以置人于死地的“罪名”，“篡改毛主席着作”！田家英随即被宣布停职反省，并被勒令搬出中南海。胸无城府的田家英，不会掩饰，不会屈膝，也不会忍耐，他悲愤之下以死相抗，在中南海他的住处“喜福堂”自缢而死，年仅44岁。英年早逝，正值生命之花茂盛之时，死时留下遗言：“相信党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不会冤沉海底”。并把心爱的手表从腕上取下，留给妻子。继邓拓之后，田家英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二个屈死者。
历史是公正的，1980年，即田家英含冤离世的14年，中共中央在八宝山公墓礼堂隆重举行田家英同志的追悼会。悼词热情称颂了田家英的品格和业绩：
几十年的实际行动证明，田家英同志确实是一个诚实的人，正派的人，有革命骨气的人。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他很少随声附和，很少讲违心话……
诚信犹如一颗青涩的果，你咬一口，虽然很苦，却回味无穷，倘若你将它丢弃，便会终身遗憾！
彭德怀严于律己
彭德怀不仅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过重大贡献，而且他一生胸怀坦荡，一身正气，在日常生活中也处处严于律己。
一次，彭德怀到大连视察。当地的地方领导为了表示对他的敬意，特地设宴招待。彭德怀来到餐厅，看到一个大园桌上摆着三四十个菜，心中很不高兴，他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
“我们国家现在还很穷，经济建设需要资金，人民生活还有很多困难，有的老百姓连肚皮都填不饱。我们是共产党的干部，人民共和国军队的领导人，象这样大吃大喝，怎么向人民交待？”
还有一次，彭德怀到某军视察，军领导见首长难得下来，特地吩咐炊事员做了十几道菜，并解释说：
“这菜都是部队战士生产的，连队也能吃上这些东西。”
彭德怀有些不信，便叫人召集附近连以上干部来到餐厅，他指着桌上的饭菜问：
“你们连队是不是也吃得这么好？”
连队干部一见这场面，就明白了八九成，只好说实话，同时又解释说：
“连队吃的没这么好，给首长加几个菜，我们没意见。”
这一解释，把彭德怀激怒了，他向军领导反问道：
“难道领导就要吃得好，首长就应该加菜？我们共产党的传统，不是首长就要吃好，而且要带头吃苦。你们为什么总是想着领导，为什么不多想想老百姓？”
在场的连以上干部听了这一番话，心里热呼呼的，对彭德怀更加敬重。军领导只好叫炊事员把多加的菜撤下去了。这时，彭德怀看看大家，会心地笑了，并招呼大家入席。
彭德怀是毛泽东主席亲自授衔的十位元帅之一。在战争年代，毛主席亲切地称他为“彭大将军”。但他历来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时时处处都十分谦虚谨慎。
1949年10月1日乌鲁木齐数万名各族人民涌上街头，欢庆解放。在沸腾的人海中，许多人带着领袖人物的画像，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还有彭德怀的。人们不时地高呼“万岁！”“万岁”的口号，无数群众兴高彩烈地一遍遍跟着呼应。
当时，和群众一起欢庆解放的彭德怀看到这番情景眉头不由皱了起来。他想，现在胜利了，更要戒骄戒躁，谦虚谨慎。“万岁”的口号首先应还给人民，还给祖国，还给共产党！胜利是党的胜利，是人民的胜利！
当一排巨幅画像被众人抬着走过来时，他突然迎面走了上去，微笑着说：
“我这模样长得不好，难为画家了。还是扯下来，不要抬着它过市了！”说着，他伸手将画像扯下来，撕了。
在场的人们不明白怎么回事，一下子全都用惊异的目光看着他，有的立时表现出怒气。他知道，有好多群众并不认识他，说不定还以为他是一个混进来的坏分子呢！于是他便高声地对大家说：
“同志们，同胞们！我就是这画像上的人，我是彭德怀！不要抬我的画像嘛，应举起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画像，还有我们的红旗！”
解放后的1957年10月，湖南省平江县第一中学给彭德怀写了封信。信中内容大意是：他们学校的校址是平江县岳书院，正是当年彭德怀举行平江起义的地方。要请彭德怀抽暇时为他们写写平江起义经过和英勇战斗的事迹，作为他们布置平江起义纪念室的资料。
当年在彭德怀身边工作的孟云增，看到这封信后，心想：这回可要请彭德怀好好讲讲平江起义的经过了。一天，当他见彭德怀把主要文件批阅完后，便拿出这封信，又带上了钢笔和笔记本，来到彭德怀办公室，凑到彭德怀面前说：
“彭老总，这是平江一中给你的来信。”
彭德怀伸手接过信认真地看起来。看着看着，嘴里自言自语地说：“又是要材料，作纪念，我有什么好纪念的。”孟云增见他不想写，便说：
“彭老总，这可是学校写来的信，它关系到对下一代进行传统教育，应该对他们说一说。”
彭德怀却把脸一沉，严肃地说：
“有什么好说的，作为我个人有什么值得纪念的！那次起义又是党领导的。一个人要是离开了党，就一事无成。要说纪念，那些在战争中英勇牺牲的同志们，才永远值得纪念，永远值得学习。”
孟云增又解释说：
“你是平江起义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有责任将起义的事迹告诉他们，教育后人。”
彭德怀这时略微沉思了一会儿，拿出纸笔，给平江一中的同志写了下面的一封回信：
平江第一初中同志：
十月十日来信收到。平江人民是英勇的、光荣的，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许多同志英勇的光荣的牺牲了，他们永远值得我们纪念和学习。我和其他同志于1928年7月在平江起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是平江人民英勇奋斗直接配合下促成的。我只是六亿人民之一，没有什么值得纪念。祝你们好并致同志敬礼！
彭德怀
1957年10月27日
孟云增没有听到彭老总讲述平江起义的经过，心里不免有些失望，但当他看到彭德怀亲笔写的这封回信时，目光久久地停留在“我只是六亿人民之一”这熟悉的字迹上……
一个人只要胸怀坦荡，一身正气，严于律己，他就会受到人们的敬重。
刘伯承赔碗
刘伯承早年参加革命时，曾参加领导了沪州顺庆起义、南昌起义；在红军长征和抗日战争中，曾率部智取遵义城、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挺进太行山、参加过“百团大战”；在解放战争中为新中国建立立下过不朽的功勋。
刘伯承在革命战争中，是位叱咤风云的战将，在日常生活中又是位体恤民情，维护革命纪律的模范。
1947年盛夏的一天中午，刘伯承的儿子刘太行和房东大嫂的儿子，一起坐在门前树荫下吃午饭。正吃着饭时，小太行不小心把那个孩子的饭碗碰落到地上，碗被打碎了。小太行吓坏了，把这件事告诉了妈妈汪荣华。
汪荣华连忙端着一个花瓷碗，拉着小太行，来到房东家里。一进门，赶忙让儿子赔礼道歉。然后对房东说：
“大嫂，这碗赔给你。”
那大嫂一听，忙推辞说：
“嗨，一只破碗打了有什么关系，还赔个啥？”
“这是咱部队的纪律。”汪荣华说，“如果你不收下，老刘回来会批评我和太行的。”
房东大嫂只好把碗收下来。可等把她们母子俩送走以后，又觉得不该收这个碗。于是，硬是把花瓷碗送了回去。
过了几天，刘伯承从前线回来，听说这件事心里很不安。又亲自拿着花瓷碗，拉着小太行来到房东家，亲切地说：
“大嫂，损坏东西要赔偿，这是我们解放军的纪律。你不收下这碗，不是让我们违犯纪律吗？”
房东大嫂非常不情愿地接过碗，感激地说：
“儿子打个碗，做娘的来送，当司令的爹也来赔，俺祖祖辈辈还从没听说过这样的事哩！”
俗话说，一滴水可以映照出太阳的光辉。刘伯承赔碗虽说是一件小事，却反映出他自觉遵守群众纪律的高贵品德。
日常生活中的一件小事，往往能够体现出一个人的思想品质和的道德风尚。
毛泽民律己待兄弟
毛泽民，字润莲，他是毛泽东同志的大弟弟。毛泽民在青年时代起，就跟着毛泽东同志为广大劳苦大众的解放事业英勇奋斗，47岁时，被敌人所杀害。
1931年7月，毛泽民接受上级指示，到闽粤赣革命根据地，担任了闽粤赣军区的后勤部长。次年，他主持筹备和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并担任第一任行长。在任期间，他为“统一财政，筹款支援前线”做出了重要贡献。
工作中，他严格遵守各项制度。全行上下共100多名职工，毛泽民对他们要求很严，经常教育大家，理财用钱一定要做到三清：即头脑清醒、帐目清楚、心地清白。
对有关支出项目，他都要严格把关，一一认真审阅，就连财政部门已经盖章批准的，也毫不马虎。
平时，他生活节俭，廉洁正直。虽身为行长，没有丝毫特殊之处。每月和别人一样，只领取少得可怜的一点点津贴费，从不多拿一分钱。他的弟弟毛泽覃来看望他，每次都是清茶淡饭，从不另外设宴。
有一次，哥哥毛泽东来访，他也同样以一般饭菜招待。周围的同志见了，觉得很过意不去，就劝他说：
“毛泽东同志是你的亲哥哥，同时他又是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怎么能以粗茶淡水相待呢？动用一点公款招待一下，也是应当的嘛！”
毛泽民听了，笑着说：
“革命传统比兄弟情份更重要，手足之情也应该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啊！”
在场的毛泽东听了，也会心地哈哈大笑了起来。
不管是对待自己的亲人，还是对待别人，都是以同样的方式对待，没有什么高贵之分，没有低贱之别，这样的人才会得到人们的敬仰。
陈赓严守军纪
陈赓，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9师第386旅旅长。
1938年秋天，太行抗日根据地刚建立不久，日本鬼子就到处进行疯狂的“扫荡”活动，想要消灭这一带的八路军，摧毁年轻的抗日政权。
当时，在山西武乡县宋家庄一带坚持抗击日寇的是129师389旅，旅长是陈赓将军。开始的时候，陈赓将军就住在宋家庄，后来，由于战斗越来越激烈，敌人一天天逼近宋家庄。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乡亲们进行了坚壁清野后，转移到其它地区，部队也陆续向山区移动。
有一段时间，粮食接济不上。因此，上自旅长，下至普通战士，有时竟两天多没有吃上一顿饱饭。
旅部的周管理员见到首长紧张繁忙地工作，那么辛苦，可是却吃不上饭，心里别提多焦急了。他深感自己责任重大，一定要设法保证首长的健康，使他能有充沛的精力指挥战斗。
这一天，陈赓将军正在和参谋等人在军事地图上研究一次反扫荡计划，忽然听身后的警卫员在小声交谈：“告诉你个好消息，今天有南瓜吃，是周管理员找来的南瓜。”
陈赓心中诧异，放下手中的工作，跑出了指挥所，去问周管理员：
“喂！这是从哪里弄来的南瓜？”
周管理员忙答道：“从村边的一块菜地里。老乡已经收过了，我们拾来的。”
陈赓看了看，果然是两个已经让霜打蔫了的南瓜，但他还追问道：“跟谁买的？给钱没有？”
周管理员不好意思地摇了摇头。这下陈赓将军真的生气了，他语气沉重地责备道：“谁让你们这样干的？现在每个战士都没有饭吃，大家都在挨饿！我们共产党员的干部又不是军阀，非要人伺候不行？我们是八路军，不是土匪，怎么能随便拿老百姓的南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哪里去了？”
这时候，一些干部战士围了过来，大家都知道陈赓的纪律观念是很强的，就纷纷为管理员求情。陈赓对劝阻的人说：“处分是一定要给的！我知道这里没有老百姓，可按你的说法，没有老百姓的地方，我们就可以违犯纪律了！”
“不！那当然不能……”
“说的对，败在日本鬼子手里还可以挽回，如果是败在老百姓面前，那就没法挽回了！”陈赓挥了挥手臂，提高了声调说：“同志们，咱们一定要记住党中央毛主席的教导，只有在群众纪律上不吃败仗的军队，才能在凶恶的敌人面前取得彻底胜利！”
陈赓将军慷慨激昂的谈话，使在场干部战士深受教育。那次反扫荡，很快就取得了粉碎日寇进攻的胜利。
严格要求自己，就是为别人做好了榜样。
许建国严教侄子
许建国在上海担任市委书记时，曾兼任上海市公安局长。他执法严明，从不姑息任何人。
他有个侄子，有段时间不务正业，和社会上的一些不三不四的人鬼混，干了一些坏事。他自恃叔叔是公安局长，以为公安部门没人敢管他。民警管教他，他根本不听。许建国知道后，十分恼火，立即把他找来，狠狠地训斥了他一顿，告诉他马上到派出所去主动交待问题。随后，他亲自打电话给派出所所长说：“我们是执法者，必须带头守法，如果执法违法，又怎么能取信于民呢？正因为他是我的侄子，就更要从严处理。”
在许建国的坚持下，公安局把他的这个侄子送进了管教所。有些亲属因此对许建国很不满意，认为只要他说句话，孩子就没事了。事后许建国又找孩子们谈话，他说：“不要以为我是市委书记、公安局长，你们就可以高人一等，你们也是社会普通一员，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1958年，他的大儿子准备考大学，秘书起草了一封要求组织照顾的信。许建国知道后立刻加以制止，并且批评说：“这样不好，考大学要凭本事，考上就考，考不上就去做工嘛！”后来，他的大儿子果然硬是凭着本事，考上了大学。
几年后，大儿子从北京航空学院毕业。当时，许建国已经出国任大使。他的女儿和小儿子希望哥哥能留在北京照顾弟妹，联合给父亲写信，要求他向有关方面打个招呼，在分配时给些照顾。谁知，许建国回信，严厉地批评了他们，教育子女当个人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一定要以大局为重。结果，他的大儿子服从统一分配，高高兴兴地离开北京去外地工作。
许建国还十分注意对孩子们进行艰苦朴素的教育。有一次，全家吃早饭时，不满10岁的小儿子把一大截红薯扔掉了。许建国看到了十分严肃又十分耐心地说：“你们不要因为今天有吃有喝就大手大脚。我们长征过草地时连皮带都吃光了，为了坚持战斗，我们把前面走过同志粪便里没有消化的青稞都一粒一粒地拣了出来，洗一洗再充饥。现在连红薯都咽不下去吗？你们要珍惜别人的劳动成果，要养成艰苦朴素的劳动习惯。”小儿子听了，红着脸把扔了的那一大截红薯从地上拾了起来。
他在国外工作了8年，从来没有买过什么贵重的物品。有一次，孩子要他从国外买手表，他指着自己手上戴的上海表，语重心长地说：“你们不知道，在国外，我为能戴上一块国产手表有多么自豪，我经常把它出示给外国朋友看。你们不要看不起我们自己国家的东西。再说，当前国家外汇紧张，要把外汇用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
在许建国的教育和影响下，他的孩子都衣食俭朴，对自己要求严格，成为国家有用的人才。
在严格要求子女的同时，也要严格要求自己。
狮口中的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