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滴水，
只有放进大海里，
才永远不会干涸，
一个人，
只有当他把自己，
和集体事业融合在一起的时候，
才能最有力量。
张际亮与姚莹患难与共
张际亮与姚莹不仅是诗友，也是志同道合，患难与共的朋友。
张际亮，福建建宁人。他才华横溢，秉性耿直，不随流俗，广结大江南北的仁人志士，如林则徐、姚莹、魏源、黄爵滋等，其中与姚莹的交往最为密切。
姚莹，安徽相城人，是鸦片战争时期着名的抵抗派将领。他拥护和支持林则徐严禁鸦片积极了解外事，关注国计民生。就任台湾兵备道后，坚决抗击英军侵略，为保卫祖国海疆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他反而遭到昏聩腐朽的清政府的革职查办，被横加罪名，逮入京师问罪。这一冤狱在当时知识分子群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张际亮闻讯痛心疾首，此时他重病在身，仍不辞劳苦，四处奔走呼号，竭尽全力为姚莹鸣冤伸屈。决定亲自伴陪姚莹进京，以示对好友抗敌卫国之举的支持和对清廷制造冤狱的强烈抗议。
1843年7月，押送姚莹入都的囚车途经淮上，张际亮在此迎候多时，做好了护送友人北上、同赴囹圄的准备。姚莹为张氏义举感激不已，但极力劝止张际亮进京。然而，张际亮决心已定，毅然抱病陪随姚莹的囚车，踏上了凶多吉少的北上艰途。
像张际亮那样对清廷制造冤狱、打击贤良深表不满的志士不乏其人。当姚莹被押至北京南郊的长辛店时，竟云集了三十余位京官名士在此相迎。姚莹入狱后，人们更是为之奔走营救，不惧危险入狱探望。清政府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把姚莹释放。可是，本来就病魔缠身的张际亮，此时因长途跋涉使病情愈益恶化了。京师诸义士为张际亮的高风亮节所感动，纷纷前来慰问。张际亮在临终前请求姚莹协助他整理自己生平所撰诗作，后世所传《恩伯子堂集》就是由姚莹在张际亮病榻前编纂好，经张氏首肯，并于他故后刊行的。
张际亮的病逝，使姚莹悲痛万分。他以真挚的感情，写下了《祭张亨甫文》和《张亨甫传》寄托对故友的深切缅怀，他洒泪护送张际亮灵柩回故里安葬。
张际亮抱病扶囚车北上，为友伸冤；姚莹挥泪护灵柩南行，报友恩情，这是一幕多么悲壮、感人的情景，它不仅反映了姚、张和人间的生死交往，同时也是当时爱国知识分子赤诚报国的生动写照。
只有同生死，共患难的人，才会倍加珍惜彼此的感情。
徐悲鸿代表祖国学画
徐悲鸿(1895~1953)江苏宜兴人。原名寿康。早年刻苦学画。先后于1917年留学日本研究美术。1919年赴法国留学，毕业于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历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等职。是我国近代着名画家。擅长油画、国画，尤精素描。尤以画马驰誉中外。他的绘画融中西技巧为一炉，对中国画的创新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1919年，24岁的徐悲鸿来到法国首都巴黎留学，考上了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后来又拜法国着名绘画大师达仰为师。达仰先生很喜欢这个勤奋好学、富有才气的中国学生，热情地亲自指导他。但却引起了一些人的嫉妒。
一天晚上，徐悲鸿从达仰家出来，忽然听到有人叫他，回头一看，原来是同在美术学校学习的一个法国学生。这个人家里很有钱，平时狂妄自大，几次想拜达仰先生为师，但都遭到了拒绝。
“有什么事吗？”徐悲鸿和气地问道。
“哼！”那人气呼呼地说，“别以为进了达仰的门就能当画家。中国人愚昧无知，天生当亡国奴的材料，就是把你们送到天堂去深造，天天让达·芬奇手把手地教，也成不了才！”
听着这个法国学生侮辱中国人，徐悲鸿被激怒了，他强压住心头的怒火，说：
“先生，你不是说中国人学不成才吗？那好，我代表我的祖国，我们来比一比，等毕业的时候，看看到底谁能成为真正的人才！”
一定要为祖国争气，使中国的绘画艺术在全世界放出异彩，这成了徐悲鸿最崇高的奋斗目标。从此，他就像自己画的千里马一样，日夜奔驰，发愤苦学。
巴黎有许多精美的建筑，里面收藏了很多世界名画，那里也经常举办画展。徐悲鸿一有空就去参观和临摹，不顾酷暑严冬和星期、假日，一画就是好几个小时，有时连饭都忘了吃。
成功总是属于顽强拼搏的人。几年里，徐悲鸿仅是画各种活马的速写稿就多达一千多幅。在多次绘画比赛中，他都获得第一名。1924年他的画在巴黎公开展出，震动了整个法国美术界。
那个曾经侮辱过中国人的法国学生，也来展览会看徐悲鸿的作品，感到非常惊讶。他主动找到徐悲鸿，向他鞠一躬，说：“徐先生，在咱们的竞赛中，你胜利了。我承认中国人是很有才能的。看来我犯了一个错误，用你们中国话来说，那就是有眼不识泰山。”
徐悲鸿不仅用高超的绘画艺术为国争光，而且不惜花很多钱，代表祖国收集一些遗失的名画。
《八十七神仙卷》是中国古代一幅名画，画面上有87位神采不同的仙人。个个形象逼真，是中国的国宝之一。可是，这一国宝被外国侵略者抢走了。这幅画落到香港一个名叫马丁夫人手里。徐悲鸿立即决定代表祖国买回这幅珍品。马丁夫人说了一个大价钱。徐悲鸿确实没有这么多钱，他与马丁夫人商量说：“我带的钱不够，但我愿意再拿出我自己的7幅画来弥补。夫人是否愿意呢？”
马丁夫人早听说过徐悲鸿的大名，知道他的画在世界上很值钱，高兴得一口答应了。
徐悲鸿收存名画，并不是想占为已有。他常说：“藏画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学习、研究祖国的绘画艺术，所以，我收藏的名画，大家都可以用来临摹和研究。”
1953年，徐悲鸿不幸逝世了。他的夫人按照他生前的嘱咐，把徐悲鸿收藏的包括《八十七神仙卷》在内的一千多件历代优秀美术作品，全部献给了国家。国家专门在北京建立了徐悲鸿纪念馆。游人们随时可以看到那些珍贵的艺术作品。
科学不没有国界的，因为她是属于全人类的财富，是照亮世界的火把，但学者是属于祖国的。——巴斯德
吴运铎把危险留给自己
吴运铎(1915~1991)，江西萍乡人。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了新四军。他在军工生产中曾负过三次重伤，先后失去了左手、左眼，炸断了右腿。伤残后仍顽强坚持工作。解放初期，以惊人的毅力，克服文化低、身体残的困难，写成了有10万字的自述体小说《把一切献给党》，被赞誉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
1944年秋天的一个深夜，几架敌机轰炸抗日根据地，在仪(征)扬(州)边区，一连投下8个大炸弹，可是炸弹一个也没爆炸，只是把地轧得直颤，钻进土里两丈多深，洞口比井口还大。这8颗炸弹都紧靠着，要是有一个爆炸，其余的受到爆炸波的感应，也会一起爆炸。这样的炮弹，过去兵工厂的同志从没见过，但可以设想，一旦发生爆炸，这一带的村庄就会全部毁灭，人民的生命财产将遭到无法估量的损失。
边区政府一面组织撤离，一面根据兵工厂技术人员的建议，组织几百个农民挖炸弹。在吴运铎等同志指导下，从天蒙蒙亮一直挖到中午，这8颗炸弹都露头了。如果再继续挖下去，一旦锹镐撞击了炸弹，就会引起爆炸。要想把炸弹挖出来，唯一的办法就是首先拆除引信。
25岁的吴运铎，凭着5年和炸弹打交道的经验，感到情况严重，他当机立断，决定让所有农民立即撤到山背后隐蔽起来，由他和兵工厂的几个人担任拆除引线的工作。
边区政府的同志把农民带到安全地带，吴运铎和兵工厂的同志研究着拆除引线的办法。可是以前他们拆过的都是日军的炸弹，而今天的炸弹是美国的，大家谁也没拆过。过去没爆炸的炸弹是引线出了毛病，而这些大家伙却是定时炸弹。既然是定时炸弹，那么什么时候爆炸呢？同志们的眼睛都看着吴运铎。吴运铎握紧工具，向同志们下了命令：“为了人民的生命财产，为了党的事业，由我先吃这个最大的。如果出现意外，请同志们更加小心。现在，请你们向后转！跑步前进！到山背后去隐蔽！”同志们还要争，吴运铎大喊一声：“我干这个时间最长，我是共产党员！你们快撤！”说罢，拿起工具，骑在那个最大的炸弹上面。
吴运铎象手术台前诊治疑难病症的医生仔细地察看着。片刻，他咬着牙，使劲地从炸弹上拔出了比迫击炮弹还大的一个信管，又把弹尾上的信管也卸下来，敲掉了大炸弹的爪牙。就这样，一个连着一个，花了4个多小时，把那8颗炸弹上的信管全部拆除了！
勇敢和智慧，来源于火一样的赤诚，来源于铁一样的信心。吴运铎成功了。他终于征服了这些侵夺人民生命财产的魔鬼。
他高兴地把大家招呼来，几十个人拉一颗，把8颗炸弹都拖到平地上来。然后和几位同志迅速地把8个大弹壳和炸药运到了兵工厂。
由于吴运铎及同志们的果敢行动，不仅避免了一场巨大的灾难，保护了人民的生命财产，而且给兵工厂补给了炸药。吴运铎在人们心里留下了高大的、不可磨灭的光辉形象。
把生的希望让给别人，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这就是共产党人的高贵品质。
常香玉为抗美援朝义演
一生不怕艰辛劳累进行义演的豫剧大师常香玉，五十年代二十几岁就获得“爱国艺人”荣誉。1951年夏，由常香玉发起，她和她的民营剧社，决定用义演的收入，捐献一架战斗机，支援抗美援朝。捐献的数额——十五亿元(旧币，折合新币十五万元)；完成时间——半年左右。消息传出，群情振奋，也有人将信将疑，认为靠一个仅有59人的民营剧社(其中还有从9岁到17岁的学员)完成这么大的捐款，恐怕是“坐飞机吹喇叭——响(想)得不低。”但常香玉是拿定了主意。
她得到西安市委书记赵伯平、市长方仲如的支持；出发那天，西北大区抗美援朝分会会长、西北大学校长李敷仁致欢送词，西北文联主席诗人柯仲平即兴赋诗壮行。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宣传部长张稼夫，大力支持香玉的爱国热情，指令西北文化部派3名国家干部协助剧社进行捐献演出活动。常香玉在欢送会上代表剧社全体同志表了决心。她这次捐献飞机义演，宛似战士出征，不打胜仗决不回还。她和爱人商议后，卖掉自己的一部卡车，拿出多年的积蓄，作为捐献义演的基金；她的3个孩子，大的不足7岁，小的刚刚3岁，全送进托儿所；她还表示，捐献义演期间，她和爱人不拿工资，但要保证全体演职员的正常收入。她的热情，她的为国奉献精神，激励了剧社的每一个同志。欢送大会上，送别的人们掌声如潮，旗帜如云。
香玉剧社义演的第一个城市是当时河南省会开封。古城大为轰动，街谈巷议常香玉：“她是抗战前在咱开封唱红的！”“香玉仗义，不爱财，同刘家两个省主席(刘镇华、刘茂恩，分别任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和河南省政府主席)大不相同——两个省主席，不如一个常香玉。十几岁，她就为老家修石坝义演！”……8月下旬，常香玉的剧社到郑州演出，一位老大娘，步行几十里提一篮新鲜鸡蛋来“看看常香玉”。香玉要给大娘钱，大娘说：“闺女，我不是来这儿卖鸡蛋哩！要卖鸡蛋，俺不用跑这么远。这是我老婆儿的心意，你得收下。你爱国，就不兴大娘爱爱你？”
1951年10月，香玉剧社到达中共中央中南局当时所在地武汉市。湖北省和武汉市隆重举办欢迎茶会，相互致词后，联欢清唱。香玉唱了《拷红》中的《佳期》一段。汉剧名演员陈伯华、楚剧名演员沈云陔、京剧名演员言慧珠，都唱了一段拿手戏。兄弟剧种名演员支持“香玉剧社号”战斗机的诞生，使剧社全体同志深受鼓舞。在江城武汉演出即将结束时，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邓子恢同志接见常香玉同志。在简朴的客厅里，身穿灰布制服面孔清癯的邓子恢握着香玉的手说：“对不起，前些天去北京开会，没有来得及欢迎你。”香玉说：“邓书记很忙，我们不该打扰你。”邓子恢同志说：“你们决心捐献一架飞机，这种精神了不起，我们要号召大家向你学习。学习你这种爱国主义精神。”临别前，邓子恢高兴地答应题字留念，在香玉拿出的一个精致的硬皮本子上写下一行非常流利的行书：“发扬爱国主义精神！”
香玉剧社到达中国南方名城广州演出。广东话河南人难听懂，但与广州人的情谊，立刻沟通了。有的剧场为香玉剧社降低场租，有的不要场租。一次换台时，10位搬运工人用大板车为剧社搬运戏箱，从午夜干到黎明，给他们工钱，工人们谢绝了。他们说，要是收捐献义演的钱，那就太没觉悟了。并且表示，下次换台，还由他们承担搬运任务。在广州演出期间，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书记、广东省主席的叶剑英同志，会见了香玉和剧社其他负责同志。当他得知剧社演职员没带蚊帐时，立即通知省政府有关部门，给剧社送去60条洁白的新蚊帐。香玉请叶剑英同志题词，他欣然提笔写下：“爱国艺人——书赠常香玉同志叶剑英题”几个苍劲有力的大字。
经过在开封、郑州、新乡、武汉、广州、长沙六个城市长达半年的义演，在党、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支持下，香玉剧社净捐献金额达152万余元(折合新币)，超额完成了捐献一架战斗机的任务。
1952年2月，香玉率剧社演职员胜利返回西安。当时负责西北局工作的习仲勋同志让文艺处长苏一萍把香玉夫妇接去，称赞他们是“爱国主义的典范”，此后又举行授奖大会，给常香玉颁发荣誉奖状，也对剧社的起义庭等同志进行了奖励，同时，拍摄了新闻纪录片。与此同时，新诞生的“香玉剧社号”战斗机，已在朝鲜上空，搏击侵略者……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常香玉用柔弱的肩膀担起了民族的重任，令人钦佩。
陈镜开为祖国争光
举重运动员陈镜开，是为中华民族体育运动世界纪录的第一个创造者，他先后十次创造了世界纪录，为祖国争得了荣誉。
1955年1月，陈镜开19岁，他应征入伍，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陈镜开被选进了中南军区体工队。
1955年9月，华沙举行世界青年联欢节，他被派去参加。陈镜开在这次联欢节上，虽然因故没有参加比赛，但他深受鼓舞。当我国乒乓球运动员姜永宁、孙梅英和游泳运动员穆祥雄取得优异成绩的时候，庄严的国歌乐曲响起来了，鲜红的五星红旗升起来了，这时候，陈镜开只觉得浑身的热血都在沸腾，他激动得热泪盈眶，心中不住地重复着一句话：祖国，我也一定要为你争取荣誉；祖国，我也一定要为你争取荣誉。
回国以后，陈镜开自觉地加强了训练难度，增加了训练时间。有时，他一连三四个小时也不休息，杠铃举起，放下；又举起，又放下。由于举的次数太多，把虎口磨破了，缠上软布，仍然继续举……不止一次，杠子擦在胸口上，不仅擦破了皮肤，连胸骨都阵阵作疼，他也不肯下来休息，他在杠子中间缠了一条毛巾，继续不停地举……
他练习举重的地方，脚下的地面上，常常被汗水淋得湿漉漉的，要用墩布拖。
1956年6月初，陈镜开到上海参加一次国际性的举重比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