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一出客厅侧门，立即跑向三楼他的卧室，将几份绝密材料付之一炬，来不及销毁的部分文件、材料，迅速藏入安排好的地方。处理了几分钟他就下到二楼，边敲门、边走进何北衡太太的卧室说：“何伯母！外面有人要抓我！”何太太尚未起床，一听连忙起身，边穿衣服边说：“不要怕，有我呢！”国说：“他们是抓共产党的，准是搞错了。你打电话问一下萧毅肃、李根固他们吧，问一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何太太说：“哪里有啥子共产党，我打电话就是了。”于是，国随何太太从二楼下来。此时，季缕见何太太同国一起出来，眼见诱捕不成，就向何太太说明是奉上方命令逮捕刘国这个共产党的。何太太说：“刘国是我家亲戚，他哪里会是什么共产党？准是有误会，搞错了。”说着何太太请季缕到客厅坐，又说：“你们坐坐喝点茶，用一点点心，我打个电话问一下萧毅肃，他人就在这，也跑不了。”季缕此时已将何公馆外面的特务叫了进来，他想刘国也确实跑不了，厅长夫人要给萧毅肃打个电话他不能不允。何太太电话一次没有拨通，又拨第二次，最后特务还帮着拨。电话拨通了，来接电话的不是萧毅肃，而是萧太太，只听萧太太说：“参谋长还没有起床！”就在此时，季缕发现刘国已经不见了，国在特务的眼皮底下已是无影无踪。季缕像热锅上的蚂蚁，焦躁万状。可他既无权，也不能立即搜查，只得火速开车返回行辕二处，向徐远举禀报诱捕刘国未成的详细经过。他认为是何太太将刘国藏匿起来了，他为了减轻、开脱罪责，把何太太的气势着实地形容了一番，并说何太太骂他：“你们是哪一部分的？怎么到我家抓起人来了？我家犯了什么法呀？”徐远举一听季缕的报告，火冒三丈、勃然大怒，臭骂季缕：“你这蠢货！我叫你把人骗出来，你倒好，反而让人家给骗了！”季缕一贯逞能、心狠手辣，而今居然让刘国在他面前跑掉了。按照特务机关的常规，这种情况是要严惩的，只因季缕是徐远举的心腹、干将，而且徐远举还有用他的必要，因而幸免于处分。但是这件事却成了特务内部讽刺季缕的笑料。
徐远举感到事情很棘手，立即向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参谋长萧毅肃报告，说是何北衡太太如何气势汹汹，如何将刘国藏匿了起来。萧毅肃一听，怒不可遏，下令包围何北衡公馆，严密搜查，一定要何北衡太太将刘国交出来。萧毅肃还立即打电话到成都找何北衡，何正在刘文辉家里同邓锡侯、王陵基商讨什么事，电话就接到刘文辉府上。萧毅肃指责何北衡太太窝藏、放跑共产党，并威胁说：“如果抓不到刘国，只有请你太太坐班房。”何北衡一听此话，大为不满，也怒气冲冲地说：“我太太是个妇道人家，她懂什么？要坐班房嘛，我辞职到重庆抵案好了。”萧毅肃、何北衡二人在长途电话里对吵起来。刘文辉等见吵得太凶，才劝解下来。朱绍良眼看没有抓到刘国，萧、何二人又在电话上发生争吵，感觉事情不妙，干脆电告蒋介石和行政院长张群，检举何北衡包庇、放纵共产党，并命令将执行任务不力的特务先扣押起来。此时的徐远举，因没有抓到刘国已是十分恼火；又见萧、何二人发生矛盾，心想着何北衡、萧毅肃乃张群手下的文、武二将，自己也是张群的人，不知如何处理此事才好；又听说朱绍良把何北衡告了，还牵连自己有渎职之错，深感左右为难……若是何北衡真回重庆，这局面又如何收拾呢？想来想去，他也给何北衡挂了个长途电话，对何北衡说：“现在事情闹大了，你也要识相一点。你就留在成都不要回重庆来，我只有尽量设法把刘国抓到，大家才好脱手。”何北衡虽官居要职，但风头不对，担当不起包庇共产党的罪名，不敢立即返回重庆了。
刘国的逃脱，把国民党的警、特机关闹得乌烟瘴气。特务头子徐远举亲自上阵，演出了一场追捕刘国的闹剧。
徐远举率领大批特务，浩浩荡荡到了何北衡公馆，把个何公馆包围得水泄不通，在何公馆的楼上、楼下、厕所、厨房，里里外外搜查几遍，也找不到刘国的人影。此时的徐远举，对厅长夫人不再讲究官场礼仪，逼着何太太交出刘国来。何太太一贯养尊处优、深居官府，哪里见过如此吓人的场面呢？她早已哭哭啼啼地抽泣不止，说：“刘国就是大姑爷的弟弟，所以住在我家。我哪里知道他真是共产党？我晓得他跑到哪里了？你向我要人，我到哪里去找？要人你向刘家的人去要。”徐远举亲自搜查了何公馆，又见何太太此时这般模样，估计刘国已不在。于是，他逼着何太太把刘家的人找来。何太太打电话到美丰银行，将国的三姐国凤叫到何公馆，三姐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到了何公馆，才知道七弟出事了。何太太打电话到铁路局，将国的六哥国铮叫到何公馆，特务押着他，将国的住房作了仔细搜查，只抄到几本进步书籍及家人信件。徐远举即令将三姐、六哥押到重庆老街32号行辕二处，并派特务留守在何公馆。
徐远举威胁国的三姐、六哥说：“抓不到刘国，你们不要想出去。只有等我把刘国抓到后，我才会放你们。”徐远举把国三姐、六哥当作人质关在老街32号并逼他们将在重庆的亲戚地址说出来，还每天押着六哥在重庆市中区、南岸区等地追捕刘国。
经国介绍到何北衡家中做英文家庭教师的胡其芬同志（原名胡南），沙磁区特支委员张文江（又名张国维）同志得到了转移通知，想了解转移的原因，他同未婚妻李惠明同志前去何公馆，都先后被守在何公馆的特务逮捕。
国的表侄女屈义蒿同志，受国嘱托进城去通知国的三姐，要三姐设法销毁他秘藏的部分文件、材料。当她得知三姐到何公馆去了，想借机探点虚实，谁知一到何公馆，不容分说地也被关到了老街32号。
特务到民建中学去逮捕国的侄子刘以治，刘以治已离开，才未被捕。
国和我的相片，不知被翻印了多少张，几十个特务拿着我们的照片，在飞机场、轮船码头、汽车站设关卡，四处搜索，几辆吉普车日夜穿梭追捕国。
被关在老街32号的亲友们，他们眼看特务整天忙忙碌碌、慌慌张张、进进出出，甚至听到这个说“今天追错了一个人追了好久”，那个说“抓了一个，不是刘国”等特务们的各种言语。他们没有为自己身陷囹圄而不安，他们愈是看到特务焦躁愈是喜悦。他们只有一个心愿：国呵！快跑吧！跑远一点再远一点，千万不要被这群恶魔抓了回来！
国，他在哪里，他脱险了没有？国从客厅侧门跑上三楼卧室销毁绝密材料时，他临危不乱，他冷静地分析了当时的情况：
敌人虽是只身进入何公馆的，但周围肯定有警戒，这是表面温和有礼而实际却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最紧张时刻。他判断如果马上逃走，不仅会影响洪宝书同志的转移，而且自己也不一定能逃出魔掌。他果敢地决定，拖住敌人、麻痹敌人，选择有利时机行事。于是，他叫起了何姻伯母，用何太太去同特务周旋。当他同何太太从二楼下来以后，他见到特务对何太太仍装着彬彬有礼时，就装着胆怯、委屈，的确像是误会的神态，顺从地陪伴女主人，毫无一点不驯的样子；当他看到特务正忙于帮何太太拨电话分神的时刻，国机警地溜出客厅，迅速地从何公馆右后侧的山坡上，滚下坡去了。他滚下坡后，将身上的泥土拍打干净，就镇静地、神态自若地沿着一条小路穿过上清寺、插到牛角沱，挤进奔流的人群中去了。
国惊险地逃出虎口后，考虑到同志们的安全和必须向组织报告，他从牛角沱绕到两路口铁路新村，找到在铁路局工作的六哥国铮，请六哥火速到七星岗女青会找我去。六哥将我带到成渝铁路局内的一间小屋同他见面，就在屋外放哨去了。国向我简述了特务抓他的经过，并指示我立即通知有关人员不要再去找他、同他有联系的人暂时转移，然后要我按约定的时间、地点向上级张德明汇报。当他谈到与上级联系时，十分严肃地说：“你是新入党的党员，不懂得同组织失去联系的严重性。一个共产党员如果是自己和组织失掉联系就是自己脱党。你没有经历过失掉同党组织关系的滋味，无法理解我说的重要性。我告诉你，组织关系比我的生命、比我们的爱情更重要，因此，你在我走后不能随便离开，一定要在重庆等组织的安排、决定。组织如果征求我们的意见，你就说我的意见是：如果组织上认为我们不宜继续留在重庆工作，可否将我们的关系转到昆明或成都，因为昆明我比较熟悉，有条件开展工作，成都也有一定条件。你一定要记住，千万不能把我们的组织关系弄掉了。同组织失去联系后是十分艰难的，再找到组织关系也是极端困难的，我吃够了这个苦！”我仔细地听着他嘱咐的一切，看到他那严峻的目光、神情，我更加懂得了一个地下党员的组织关系的重要性，“失去了组织联系，将会影响一切、我们的一生”！这是我受到的启发和感染。我们约定了碰头的地点后，他就离开了，六哥和我在小屋的门边，眼看他走下山坡，沿着一条小路走向另一山凹处，直到见不到他的身影，我们才回到小屋。我在小屋里又待了一阵，也就离开了铁路新村。
我从两路口回到七星岗女青会，处理了材料，向我工作单位的负责人报告家有急事请假离开了。我赶紧到了重庆大学，通知有关人员转移等事后，又马上返回城内。1948年4月11号下午3时，我如约到了牛角沱“海上居”茶馆，见到了国的上级、我入党的监誓人张德明，直到此时我并不知道他就是地下市委副书记冉益智。他向我详细了解了国被捕及脱险经过、国的去向和要求等等，他对国请示的转移与否的问题没有答复，只要我再到沙坪坝去通知有关的人员。我在市中区、沙坪坝来回地奔跑了两天。此时，我早就认识的我姐姐的好友张思玉，她丈夫周俊烈告诉我，我的工作地点已经有特务守候，要我立即离开重庆，并给我介绍了在青木关中学工作的邹某，说他可以帮助我越过青木关检查站等。当时，虽知周是老党员，抗战胜利后他从延安回来时我就认得他了，可是我因同他们没有组织关系，就不敢将当时的真实情况完全告诉他们，特别不能告诉他们我必须等待上级的决定。1948年4月14日上午九时许，我在李子坝武汉疗养院又同张德明见了面。我向他汇报了几天来我所了解的情况以及我工作地点已有特务把守的事后，他要我立即离开重庆去国处，我又再次请示他关于我们的组织关系是否转到昆明或成都。他说要我们等候组织派人联系通知我们，要我先去国处，不能留在重庆了。我怕他遗忘国住地，直等他当我面背出“荣昌县大东街159号”时，我才放了心。由于当时我已不能去别处要钱，他当即给了我叁佰万元当时的法币。我立即筹备离开重庆。
我在重大同学王某的护送下，从沙坪坝走小路，翻过歌乐山到了青木关。王某离去后，我到青木关中学住宿了一夜，在邹某的帮助下，绕开检查站、走了一段路，在中途搭了个“黄鱼”车离开了青木关。我在途中下了车，步行了一段路，到了荣昌大东街159号国的住地。我向国详细介绍了几天来所知道的情况，并仔细汇报了两次同上级张德明见面的内容、对话及上级指示。他告诉我，离开铁路新村后，当晚住在新桥适存高商，他怕按组织手续通知有关人员转移时，某个环节出问题，耽误时间，因此当晚设法通知了有关人员，他要表侄女屈义蒿到城里某处去找我，但没有见到。国还让屈义蒿去通知成善谋同志转移，但没有通知到。国在那样紧张、艰难的情况下，还专程到了璧山，给在那里养病的邓平同志报警，让他有足够的准备，并将身边极少的钱拿出一部分，给这位贫病交加的战友。当时，他没有把到璧山见邓平同志的情况告诉我，为的是保守秘密，不让我知道邓平同志住的地方。
国的确是脱险了！他已经远离重庆。当沙磁区的同志得知国机智、勇敢地逃出敌人魔掌的消息时，他们是那样的欢畅！适存高商学校里见到国的同志，悄悄地向其他的同志报告这一喜讯时，都十分骄傲、自豪，他们说：“国不只是机智、勇敢逃出虎口，而且他逃出虎口后想到的是同志、是党，他没有为自己的危险境地而惊怕，而是鼓舞同志们要勇敢斗争，要善于隐蔽！”没有几天，同志们听到了国被捕的消息，大家不敢相信这是事实。当时流传着各种各样的国被捕传闻的细节，有的说他回到重庆找我被捕了，有的说被敌人跟踪了，有说是谣言。然而，国的确被捕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