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文子
【原文】
《汉·艺文志》名家内有《尹文子》一篇，云：“说齐宣王。先公孙龙。”刘歆云，“其学本于黄、老，居稷下，与宋钘、彭蒙、田骈等同学于公孙龙。”今其书分为上下两卷，盖汉末仲长统所铨次也。其文仅五千言，议论亦非纯本黄、老者。《大道篇》曰：“道不足以治则用法；法不足以治则用术，术不足以治则用权；权不足以治则用势；势不足则反权。权用则反术；术用则反法；法用则反道；道用则无为而自治。”又曰：“为善使人不能得从，此独善也。为巧使人不能得为，此独巧也。未尽善巧之理。为善与众行之，为巧与众能之，此善之善者，巧之巧者也。故所贵圣人之治，不贵其独治，贵其能与众共治；贵工倕之巧，不贵其独巧，贵其能与众共巧也。今世之人，行欲独贤，事欲独能，辩欲出群，勇欲绝众。独行之贤，不足以成化；独能之事，不足以周务；出群之辩，不可为户说；绝众之勇，不可与正陈。凡此四者，乱之所由生。圣人任道、立法，使贤愚不相弃，能鄙不相遗，此至治之术也。”详味其言，颇流而入于兼爱。《庄子》末章，叙天下之治方术者，曰：“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苟于人，不忮于众。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人我之养，毕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宋钘、尹文闻其风而悦之，作为华山之冠以自表。虽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者也。其为人太多，其自为太少。”盖亦尽其学云。荀卿《非十二子》有宋钘，而文不预。又别一书曰《尹子》，五卷，共十九篇，其言论肤浅，多及释氏，盖晋、宋时衲人所作，非此之谓也。
【译文】
《汉书·艺文志》名家类有《尹文子》一篇，说他曾“游说齐宣王，早于公孙龙”。刘歆说：“尹文子的学术渊源黄、老之道，为稷下学士之一，与宋钘、彭蒙、田骈等同学于公孙龙。”今所存《尹文子》一书，分为上下卷，为东汉末年仲长统所编排。其书仅有五千字，其中的议论并不是纯本于黄、老之道。《大道篇》说：“道不足则用法治；法不足则用术治；术不足则用权治；权不足则用势治；势不足则反过来用权。权治不行反过来用术；术治不行反过来用法；法治不行反过来用道；道治不行则无为而自治。”又说：“所为善，而别人无以仿效，此为独善。所为巧，而别人无从仿作，此为独巧。但这都是不懂善巧之理。为善，就是要使众人仿效，为巧就是要使众人都能仿作，这才是善中最善的，巧中最巧的。因此推崇圣人的治国之道，不是推崇他本身的治理，而是推崇他与众人的共治；推崇工匠的技巧，不是推崇他个人的技巧，而是推崇他与众人共巧。今世之人，品行希望独贤，做事希望独能，辩论希望超群，勇猛希望绝众。独行之贤，不足以教化天下；独能之事，不足以益及众务；超群之辩，不可以挨户进行告谕；绝众之勇，不可在阵势上发挥作用。凡此四者，乃是变乱产生的根源。圣人任道、立法，使贤愚不相弃，能鄙不相遗，这才是至治之术。”详细品味其言，觉得与墨子的兼爱思想颇相吻合。《庄子》末章叙述天下之研究学术与治国之道的人，说：“不为习俗所累，不受外物的矫饰，不苟合于人，不违逆于众。愿天下安宁，让百姓平安生活下去。别人和自己都具备养生的条件，便知足而止了。以此剖白心迹，古代的道术有在于这方面的。宋钘、尹文闻其要旨后很高兴，作了一顶华山一样的帽子以表明自己的心迹。即使天下不赞同，他们仍然要坚持而不舍弃。他们为别人考虑太多，为自己考虑太少。”庄子所说的大概是尹文子的全部学说。荀卿有《非十二子》，其中说到宋钘，而未涉及尹文子。他又有另一本书《尹子》，五卷，共十九篇，其言论很肤浅，很多涉及佛教，大概是晋、宋时期的僧人所作，不是先秦的尹文子。
帝王训俭
【原文】
帝王创业垂统，规以节俭，贻训子孙，必其继世象贤，而后可以循其教，不然，正足取侮笑耳。宋孝武大治宫室，坏高祖所居阴室，于其处起玉烛殿，与群臣观之。床头有土障，上挂葛灯笼、麻蝇拂。侍中袁岂页因盛称高祖俭素之德，上不答，独曰：“田舍翁得此，已为过矣！”唐高力士于太宗陵寝宫，见梳箱一、柞木梳一、黑角篦一、草根刷子一，叹曰：“先帝亲正皇极，以致升平，随身服用，唯留此物。将欲传示子孙，永存节俭。”具以奏闻。明皇诣陵，至寝宫，问所留示者何在？力士捧跪上，上跪奉，肃敬如不可胜，曰：“夜光之珍，垂棘之壁，将何以愈此？”即命史官书之典册。是时，明皇履位未久，厉精为治，故见太宗故物而惕然有感。及侈心一动，穷天下之力不足以副其求，尚何有于此哉？宋孝武不足责也，若齐高帝、周武帝、陈高祖、隋文帝，皆有俭德，而东昏、天元、叔宝、炀帝之淫侈，浮于桀、纣，又不可以语此云。
【译文】
帝王创业后，欲世代相传，规劝子孙节俭，然而，只有当他们的子孙比较贤明时，才可以遵从前辈的教诲，否则正是自取侮辱与嘲笑而已。南朝宋孝武帝大治宫室，将高祖刘裕所住的卧室拆毁，将在其卧室处起造玉烛殿。孝武帝与群臣去即将拆除的高祖卧室观看，发现床头有一道土障，上面挂着葛条编制的灯笼，以及用麻做的驱蝇的掸子。侍中袁岂页因此盛赞高祖的俭朴之德，孝武帝不回答，独自说：“田舍翁用这些东西，已经过份了！”（刘裕出身农民，故其孙孝武帝称他为田舍翁。）
唐朝高力士在太宗陵的寝宫中，见到梳箱一只，柞木梳一把，黑色篦子一把，草根刷子一把，感叹说：“太宗皇帝亲自匡正了为帝王的准则，致使天下一片升平景象，而他的随身服用，只留下了这些物品。打算传示子孙，永远保存节俭的本色。”将这些物品报告给唐玄宗。唐明皇来到寝陵，至寝宫，问太宗遗留的物品何在？高力士捧来跪着献给明皇，明皇亦跪着接受，肃然起敬，无以复加，说：“珍贵的夜光宝珠，垂棘的稀世宝玉，怎能与此相比？”随即命令史官写进典册之中。当是时，唐明皇即位未久，励精图治，因此看见太宗故物而触及心灵。到后来奢侈之心一动，穷天下的财力也不能满足他的需求，哪里还会想起太宗的遗物呢？
宋孝武帝这种人不足指责，像齐高帝、周武帝、陈高祖、隋文帝等都有节朴之德，而东昏侯、天元、陈叔宝、炀帝的奢侈，比桀纣尤甚，更不可以提什么节朴之德了。
用计臣为相
【原文】
唐自贞观定制，以省台寺监理天下之务，官修其方，未之或改。明皇因时极盛，好大喜功，于财利之事尤切，故字文融、韦坚、杨慎矜、王钅共，皆以聚敛刻剥进，然其职不出户部也。杨国忠得志，乃以御史大夫判度支，权知大府卿及两京司农太府出纳，是时，犹未立判使之名也。肃宗以后，兵兴费广，第五琦、刘晏始以户部侍郎判诸使，因之拜相，于是盐铁有使，度支有判。元琇、班宏、裴延龄、李巽之徒踵相蹑，遂浸浸以他官主之，权任益重。宪宗季年，皇甫镈由判度支，程异由卫尉卿盐铁使，并命为相，公论沸腾，不恤也。逮于宣宗，率由此涂大用，马植、裴休、夏侯孜以盐铁，卢商、崔元式、周墀、崔龟从、萧邺、刘瑑以度支，魏扶、魏谟、崔慎由、蒋伸以户部，自是计相不可胜书矣。惟裴度判度支，上言调兵食非宰相事，请以归有司，其识量宏正，不可同日语也。
【译文】
唐朝自太宗贞观定官制，以省、台、寺、监等机构处理天下各项事务，政府制订了具体方案，以后没有修改过。唐明皇时国家极盛，他本人又好大喜功，对钱财之事尤为关切，故此宇文融、韦坚、杨慎矜、王钅共，都以聚敛刻剥而得以进用，但他们的职务不出户部。杨国忠得志，以御史大夫的身份兼任判度支，暂代太府卿及两京司农太府出纳，当时还没有立判使之名。肃宗以后，兵兴费用增多，第五琦、刘晏开始以户部侍郎判诸使，接着又被拜为宰相。于是盐铁有使，度支有判。元琇、班宏、裴延龄、李巽之辈又步其后尘，于是逐渐用其他官员主管财赋，权任日益为重。宪宗末年，皇甫镈由判度支，程异由卫尉卿盐铁使，并同时被任命为相。公众舆论大哗，但皇
帝不予理会。及至宣宗，宰相多由此途而得。马植、裴休、夏侯孜以盐铁使，卢商、崔元式、周墀、崔龟从、萧邺、刘王彖以度支使，魏扶、魏谟、崔慎由、蒋伸以户部长官为宰相，自是以后，计相不可胜数。惟裴度判度支，上书说调兵食非宰相的事，请将此职权归于有关部门。裴度的识量正直久远，与其他人相比，不可同日语啊！
州县牌额
【原文】
州县牌额，率系于吉凶，以故不敢轻为改易。严州分水县故额，草书“分”字，县令有作聪明者，谓字体非宜，自真书三字，刻而立之。是年，邑境恶民持刃杀人者众，盖“分”字为“八刀”也。徽州之山水清远，素无火灾，绍熙元年，添差通判卢瑢，悉以所作隶字，换郡下扁榜，自谯楼、仪门，凡亭榭、台观之类，一切趋新，郡人以为字多燥笔，而于州牌尤为不严重，私切忧之。次年四月，火起于郡库，经一日两夕乃止，官舍民庐一空。
【译文】
州县的牌额，系之于吉凶，因此不敢随便更改。严州分水县（今浙江西部，并入桐庐县）的旧牌额是个草体的“分”字，县令中有个自作聪明的人，以为字体不合适，自己写了三个楷体字，镌刻后挂起来。不料当年县里持刀杀人的案子显著增加，这时人们才明白过来，原来正楷体“分”字由“八刀”组成的。将分字写成正楷，凶杀案就增多了。徽州（今安徽歙县）的山水清悠远秀，向无火灾。宋光宗绍熙元年，添差通判卢瑢，将自己所书写的隶书字，更换本郡所有的牌扁，如城门上的谯楼、仪门，以及亭榭、台观之类，一切换成他的新隶书字。郡人认为卢瑢的字多燥笔，所书写的州牌
尤其不庄重，私下里都很担忧。第二年四月，郡中仓库起火，烧了一天两晚才熄灭，官舍、民居焚烧一空。
卢知猷
【原文】
唐之末世，王网绝纽，学士大夫逃难解散，畏死之不暇。非有扶颠持危之计，能支大厦干将倾者，出力以佐时，则当委身山栖，往而不反，为门户性命虑可也。白马之祸，岂李振、柳粲数凶子所能害哉？亦裴、崔、独孤诸公有以自取耳。偶读《司空表圣集·太子太师卢知猷神道碑》，见其什于僖、昭，更历荣级，至尚书右仆射，以一品致仕，可以归矣。然由间关跋履，从昭宗播迁，自华幸洛，天祐二年九月乃终，享年八十有六，其得没于牖下，亦云幸也。《新唐书》有传，附于父后，甚略，云：“昭宗为刘季述所幽，感愤而卒。按昭宗以光化三年遭季述之祸，天复元年反正，至知猷亡时，相去五年。《传》云：“子文度，亦贵显。”而碑载嗣子刑部侍郎膺，亦不同。表圣乃卢幕客，当时作志，必不误矣。《昭宗实录》：“光化四年三月，华州奏，太子太师卢知猷卒。以刘季述之变，感愤成疾，卒年七十五。”正与《新唐·传》同。盖唐武、宣以后诸录，乃宋敏求补撰，简牍当有散脱者，皆当以司空之碑为正。又按是年四月改元天复，《旧唐·纪》：“十一月，车驾幸凤翔。朱全忠趋长安，文武百僚太子太师卢知猷已下出迎。”又为可证。《宰相世系表》：“知猷生文度，而同族曰渥，渥之子膺，刑部侍郎。”二者矛盾如此。
【译文】
唐朝末年，王纲坠坏，学者士大夫四散逃难，惟恐遭遇不幸。那些缺乏扶危定倾之计，没有能力支撑起即将倾倒的大厦的人，不能挽救时艰的人，只能逃往山林，隐居不出。为自己和家人的性命考虑，这也是无可指责的。白马之祸（朱温在今河南滑县的白马驿杀害三十余名朝官，投尸于黄河的事件），难道只是李振、柳璨等凶徒唆使的结果吗？其实是宰相独狐损、裴枢、崔远等人自取其祸。偶然读了《司空表圣集太子太师卢知猷神道碑》，见他仕官于僖宗、昭宗时期，逐级荣升，最后担任尚书右仆射，以一品官退休，完全可以回家颐养天年。然而他却长途跋涉，跟随昭宗逃亡避难，先奔华州，又赴洛阳，至昭宗天祐二年九月才辞世，享年八十六岁。得以死于室中，也算是很幸运的了。《新唐书》有卢知猷传，附在他父亲的传后，甚为简略，说：“昭宗被刘季述所囚，卢知猷十分气愤，以致发病身亡。”据查昭宗以光化三年遭遇刘季述之祸，天复元年复位，至卢知猷死时，相去已五年。而本传说：“猷子云度，亦贵显。”而神道碑载知猷嗣子为刑部侍郎卢膺，与本传不同。作神道碑的表圣，是卢子猷的幕僚，当时人写碑文，必定不会有错。《昭宗实录》记载；“光华四年三月，华州上奏，太子太师卢知猷卒。以刘季述之变乱，感愤成疾，死年七十五岁。”正好与《新唐书》记载相同。大约唐武宗、唐宣宗以后的实录，是北宋人宋敏求补写的，档案材料难免有脱散遗漏的地方，故应当以司空表圣写的碑文为准。又按光华四年四月，改元天复，《旧唐·纪》载：“十一月，皇帝到了凤翔，朱全忠直奔长安保驾，文武百官暨太子太师卢知猷以下出来迎接。”又可以作证。《宰相世系表》载：“知猷有儿子叫文度，被同族人叫作渥，渥之子膺，刑部侍郎。”二者矛盾如此。
忌讳讳恶
【原文】
《周礼·春官》：“小史诏王之忌讳。”郑氏曰：“先王死日为忌，名为讳。”《礼记·王制》：“太史典礼，执简记，奉讳恶。”注云：“讳者先王名，恶者忌日，若子卯。恶，乌路反。”《左传》：“叔弓如滕，子服椒为介。及郊，遇懿伯之忌，叔弓不入。”懿伯，椒之叔父，忌，怨也。“椒曰：公事有公利无私忌，椒请先入。”观此乃知忌讳之明文。汉人表疏，如东方朔有“不知忌讳”之类，皆戾本旨。今世俗语言多云“无忌讳”及“不识忌讳”，盖非也。
【译文】
《周礼·春官》：“小史宣告先王的名讳禁忌。”郑玄注释说：“先王死日为忌，名字为讳。”《礼记·王制》：“太史主管一切礼仪，执掌文书简策。把忌讳的日子、名称等内容记载下来。”注解说：“先王的名字为讳，先王的死日为恶。”《左传》载：“叔弓去使滕国（今山东滕县），儿子服椒为副使。到了滕城郊区，恰逢懿伯的忌日，叔弓不入城。懿伯，为服椒的叔父，‘忌’是埋怨的意思。”服椒说：“公家之事只考虑公家的利益不考虑私忌，我服椒请求先入城。”观此乃可以知道春秋对忌讳已有明确规定。汉代人的上表奏疏，如东方朔有“不懂忌讳”之类的话，都是与原文本意相违的。当今世俗语言中多说“无忌讳”以及“不识忌讳”，也都是不正确的。
陈涉不可轻
【原文】
扬子《法言》：“或问陈胜吴广，曰：‘乱。’曰：‘不若是则秦不亡。’曰：‘亡秦乎？恐秦未亡而先亡矣。’”李轨以为：“轻用其身，而要乎非命之运，不足为福先，适足以为祸始。”予谓不然。秦以无道毒天下，六王皆万乘之国，相踵灭亡，岂无孝子慈孙、故家遗俗？皆奉头鼠伏。自张良狙击之外，更无一人敢西向窥其锋者。陈胜出于戍卒，一旦奋发不顾，海内豪杰之上，乃始云合响应，并起而诛之。数月之间，一战失利，不幸陨命于御者之手，身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项氏之起江东，亦矫称陈王之令而度江。秦之社稷为墟，谁之力也？且其称王之初，万事草创，能从陈余之言，迎孔子之孙鲋为博士，至尊为太师，所与谋议，皆非庸人崛起者可及，此某志岂小小者哉！汉高帝为之置守家于砀，血食二百年乃绝。子云指以为乱，何邪？若乃杀吴广，诛故人，寡恩忘旧，无帝王之度，此其所以败也。
【译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