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高宗绍兴年间，宋朴从侍御史升御史中丞，施钜从中书检正、郑仲熊从右正言一同升任权侍郎，三人都是在接到授官文书的那天更换服色。在正式上朝谢恩的那天被授为执政官。宋朴、施钜从穿绯服开始，郑仲熊从穿绿服开始，换穿紫袍的第二天，就得到了绣有球形纹路的腰带。凡侍从官以下的官员，要等到正式上朝谢恩的时候才更换腰带，而除授执政官的命令刚传下去，皇帝就立即派遣宦官捧着球纹带来颁赐，于是他们三人就穿着皇帝恩赐的装束赶到执政大堂就职。这种提拔可以算得快速了。像李纲就与这种情况不同，宋徽宗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李纲从太常少卿升兵部侍郎，尚未上朝谢恩，徽宗传位于钦宗。靖康元年正月四日，女真骑兵差不多攻到了京城，李纲以抗敌护京之事求见皇帝。其时宰相奏事尚未退下来，李纲对知阁门事朱孝庄说：“我有紧急公事，想与执政官当廷讨论。”朱孝庄回答说：“按照旧例，从来没有过执政官还未退廷则属官请求对辩的事情。”李纲说：“这是什么时候了，还固守旧制！”朱孝庄只好具实奏告皇上。皇上降诏宣李纲上殿，安排站立在执政官的末尾。当时执政官正商议要保护皇上车驾出京，巡狩襄阳（今湖北襄樊）、邓州（今属河南）李纲请求固守京都，钦宗说：“谁可以为将组织固守呢？”李纲回答：“臣愿以死报国，但官微职低，恐怕难以镇制将士使之服从。”白时中请求任命李纲为礼部尚书，李纲说：“那也只是侍从之官。”钦宗立即任命李纲为右丞相，李纲又说：“臣未正式上朝谢恩，还穿着绿色的官袍，还不能使内外慑服。”钦宗当面赐给李纲袍带笏板。李纲穿在身上拜谢皇恩，并且说：“正当时局艰难，臣不敢推辞赏赐，更不敢推托责任。”这是不经过绯、紫官服的其他过渡阶段就穿上最高职位的服装，从未有过这种情况。
词臣益轻
【原文】
治平以前，谓翰林学士及知制诰为两制，自翰林罢补外者，得端明殿学士，谓之换职。熙宁之后，乃始为龙图，绍兴以来愈不及矣。修起居注者序迁知制诰，其次及辞不为者，乃为待制，赵康靖、冯文简、曾鲁公、司马公、吕正献公是也。学士阙，则次补，或为宰相所不乐者，犹得侍读学士，刘原甫是也。在职未久而外除者，为枢密直学士，韩魏公是也；亦为龙图直学士，欧阳公是也。后来褒擢者，仅得待制，王时亨是也。余以善去者，集英修撰而止耳。
【译文】
宋英宗治平年以前，称翰林学士和知制诰为两制，从翰林学士位置上免职补放外任者，得到端明殿学士的虚衔。称作换职。宋神宗熙宁以后，开始任命补放外任者为龙图阁学士。宋高宗绍兴年以来，这类官员的地位更是每况愈下。修起居注的官员按次序升任为知制诰，次一等的或推辞任命的就授以待制，赵概、冯京、曾公亮、司马光、吕公著就是如此。学士的位置出现空缺，就按次序递补，有的人应当补缺，但如果不讨宰相的欢心，就只能得到侍读学士，刘原甫就是这样。在职不久而放外任，授予枢密直学士，韩琦就是这样的。也可授予龙图阁学士，欧阳修就是如此。后来被褒扬而提升者，只得到待制，王时亨即是。其他平安离职而放外任者，只不过是个集英殿修撰。
夏英公好处
【原文】
夏英公既失时誉，且以《庆历圣德颂》之故，不正之名愈彰，然固自有好处。夏羌之叛，英公为四路经略安抚招讨使，韩魏公副之。贼犯山外，韩公令大将任福自怀远城趋得胜寨，出贼后，如未可战，即据险置伏，要其归，戒之至再。又移檄申约，苟违节度，虽有功亦斩。福竟为贼诱，没于好水川，朝论归咎于韩。英公使人收散兵，得韩檄于福衣带间，言罪不在韩，故但夺一官。英公此事贤矣，而后来士大夫未必知也，予是以表出之。
【译文】
夏竦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既坏，又因为《庆历圣德颂》的缘故，心术不正之名更加昭著，然而他也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在西夏羌人叛乱时，夏竦为四路经略安抚招讨使，韩琦做他的副手。羌人进攻渭州（今甘肃平凉市）山外，韩琦命令大将任福从怀远城（今宁夏银川）奔赴得胜寨（今甘肃静宁东北），绕到敌人背后，如果情势不利作战，就据守险地设置埋伏，待到敌人撤退之时断其归路，再三告诫他不可贸然行动。又下达书面命令申明以前的约定，强调如果违背命令，擅自行动，虽然有功也当斩首。然而任福终竟被敌人引诱上当，失败战死于好水川（今宁夏隆县东），朝廷的舆论归罪于韩琦。夏竦派人去收集残散之兵，在任福的衣带之中找到了韩琦下达的命令，向朝廷奏明败军之罪不在韩琦，所以韩琦只受到降官一级的处分。夏竦在这件事情上做得很好，而后来的士大夫未必了解，所以我在这里特意指出，以说明其人也有可称道之处。
祖宗用人
【原文】
祖宗用人，进退迟速，不执一端，苟其材可任，则超资越级，曾不少靳，非拘拘于爱惜名器也。宋琪自员外郎以正月擢拜谏议大夫，三月参知政事。太宗将用李昉，时昉官工部尚书，七月特迁琪刑书，遂并命为相。而琪居昉上，自外郎岁中至此。石熙载以太平兴国四年正月，自右补阙（今朝奉郎）为兵部员外郎、（今朝请郎）枢密直学士，才七日，签书院事，四月拜给事中，（今通议大夫）为副枢，十月迁刑部侍郎，（今正议）六年迁户部尚书，（今银青光禄）为使，八年罢为右仆射，（今特进）从初至此五岁，用今时阶秩言之，乃是朝奉郎而为特进也。当日职名，唯有密直多从庶僚得之，旋即大用。张齐贤、王沔皆自补阙、直史馆，迁郎中，充学士，越半岁并迁谏议、签枢。温仲舒、寇准皆自正言、（今承议郎）直馆，迁郎中，充职二年，并为枢密副使。向敏中自工部郎中以本官充职，越三月同知密院。钱若水自同州推官入直史馆，逾年擢知制诰，二年除翰林学士，遂以谏议同知密院，首尾五年。
【译文】
我朝太祖、太宗任用人才，提拔或黜退的快慢，不拘一格，如果其人确实有才，可以担当大任，就不论资历越级提拔，不曾有一点吝惜，也不顾忌于官爵和车服之类的赐予。宋琪从员外郎于正月提升为谏议大夫，三月又提升为参知政事。太宗打算重用李（当时李担任的是工部尚书，七月特意提拔宋琪为刑部尚书，于是同时任用他们二人为相。宋琪居李）之上，宋琪从员外郎开始一年之内就达到这种职位。石熙载于太宗太平兴国四年正月，从右补阙升为兵部员外郎、枢密直学士，才七天，又升为签书枢密院事，四月官拜给事中，作了枢密副使，十月升为刑部侍郎，六年任户部尚书、枢密使，八年罢职为右仆射。先后五年时间里，用今天的官阶来衡量，是从朝奉郎到特进。当时的职位中，只有枢密直学士大多是从普通官员中选拔出来的人充任，而且很快就委以重任。张齐贤、王沔两人都是从补阙、直史馆升郎中，充任枢密直学士，超过半年同时升为谏议大夫、签书枢密院事。温仲舒、寇准都是从正言、直史馆升为郎中，任职二年后，同时升为枢密副使。向敏中从工部郎中兼领枢密直学士，过了三个月就升为同知枢密院事。钱若水从同州（今陕西大荔）推官入朝担任直史馆，过了一年提升为知制诰，二年授翰林院学士，接着就以谏议大夫的官衔兼领同知枢密院事，前后不过五年。
至道九老
【原文】
李文正公昉罢相后，只居京师，以司空致仕。至道元年，年七十一矣，思白乐天洛中九老之会。适交游中有此数，曰太子中允张好问，年八十五；太常少卿李运，年八十；故相吏部尚书宋琪、庐州节度副使武允成，皆七十九；吴僧赞宁，年七十八；郢州刺史魏丕，年七十六；左谏议大夫杨徽之，年七十五；水部郎中朱昴与昉，皆七十一。欲继其事为宴集，会蜀寇起而罢。其中两宰相乃著一僧，唐世及元丰耆英所无也。次年，李公即世，此事竟不成。耋老康宁，相与燕嬉于升平之世，而雅怀弗遂，造物岂亦吝此耶！
【译文】
李解除宰相职务之后，只身居住在京城里，以司空的官位退休。
太宗至道元年，已满七十一岁，因想起唐朝白居易曾组织过洛中九老会，正好与自己交游颇勤的老人中也有九位，分别是太子中允张好问，八十五岁；太常少卿李运，八十岁；故相吏部尚书宋琪、庐州节度副使武允成，都为七十九岁；吴僧赞宁，七十八岁；郢州（今湖北钟祥）刺史魏丕，七十六岁；左谏议大夫李徽之，七十五岁；水部郎中朱昴和李，都是七十一岁。想与前贤一样聚九老集会游乐宴饮，正好遇上蜀地乱起，只好取消这一打算。李打算组建的九老会中有两宰相一僧人，这是唐代以及宋神宗元丰年间的耆英会中所没有的。第二年，李谢世，这件事情终究未能办成。一代德高望重的老人健康而又安宁，打算相聚宴饮于升平之世，而他们高雅美好的心愿不能实现，难道造物主竟是这般吝惜吗？
李文正两罢相
【原文】
宰相拜罢，恩典重轻，词臣受旨者，得以高下其手。李文正公昉，太平兴国八年，以工部尚书为集贤、史馆相。端拱元年，为布衣翟马周所讼。太宗召学士贾黄中草制，罢为右仆射，令诏书切责。黄中言：“仆射百寮师长，今自工书拜，乃为殊迁，非黜责之义。若以均劳逸为辞，斯为得体。”上然之，其词略云：“端揆崇资，非贤不授。昉素高闻望，久展谟猷，谦和秉君子之风，纯懿擅吉人之美。辍从三事，总彼六卿，用资镇俗之清规，式表尊贤之茂典。”其美如此。淳化二年，复归旧厅。四年又罢，优加左仆射，学士张洎言：“近者霖霔百余日，昉职在燮和阴阳，不能决意引退。仆射之重，右减于左，位望不侔，因而授之，何以示劝？”上批洎奏尾，止令罢守本官。洎遂草制峻诋，脑词云：“燮和阴阳，辅相天地，此宰相之任也。苟或依违在位，启沃无闻，虽居廊庙之崇，莫著弥纶之效。宜敷朝旨，用罢鼎司。昉自处机衡，曾无规画。拥化源而滋久，孤物望以何深！俾长中台，尚为优渥。可依前尚书右仆射，罢知政事。”历考前后制麻，只言可某官，其云罢知政事者，洎创增之也。国史昉传云：昉厚善洎，及昉罢，洎草制乃如此。绍兴二十九年，沈该罢制，学士周麟之于结句后，添入可罢尚书左仆射同平章事，盖用此云。
【译文】
宰相的授予与罢免，施与恩惠的大小，与奉旨草拟圣旨的翰林学士的措词轻重有很大的影响。太宗太平兴国八年，李以工部尚书擢升为掌管集贤院、直史馆的宰相。太宗端拱元年，被平民翟马周控告，太宗命翰林学士贾黄中起草制书，降为右仆射，令在诏书里严厉指责李。贾黄中上言说：“仆射是百官师长，今李以工部尚书出任此职，乃是特殊晋升，并无黜退责罚的意思。
如果以不使其过分劳累为理由草拟制书，才算得体。”太宗赞同他的看法，于是制书之词大致是说：“宰相之职崇高至重，不是贤才不会授予。李素来德高望重，长期以来为国事出谋划策，且人品谦和，秉持君子风范，高尚完美，拥有吉人天相的福份。今不再担任宰相之职，专任尚书仆射，总领六卿。此次职务的变动，是用以消除官职能上不能下的世俗之见，表示一种礼尊贤臣、优恤贤臣的盛典。”免官制书的词句竟是如此之美。
太宗淳化二年，李又回到原来的政事厅堂，恢复宰相之职。四年之后，又罢免相后，皇上特为优待，想任命他为左仆射，学士张洎上言说：“近来大雨连降百余日，李的职责应在燮和阴阳，今阴阳失调，作为宰相应当引咎辞职，可是他不能下决心引退。左右仆射职位有轻重，右仆射的职位低于左仆射，李目前的地位和声望与左仆射一职不相称，要是授给他的话，还能有什么办法激励士人上进呢？”太宗在张洎奏章的末尾批示，只令罢免李宰相之职而仍为右仆射。张洎于是草拟制书对李严词诋毁。
制书开头的话说：“使阴阳调和，天地相成如一体，这是宰相的职责，如果有人在位素无主见、庸碌无为，从不闻其有教化天下治理国家的方略，尽管处宰相高位，却并没显示治理天下的才干，应当由朝廷颁布旨意，罢免宰相之职。李自从执掌要政以来，竟然对天下大事无任何筹划安排，占据教化之源的高位已久，深深地辜负天下之望，如今让他去为尚书省之长，这不能不说是特别优待。可以按照以前的官职仍为右仆射，罢免参知政事的职务。”历考前前后后的制书旨意，只是说可任某官，那种罢免参知政事的话，是张洎擅自增加的。据本朝史书李传记载：“李原来待张洎不薄，等到李罢相时，张洎草拟的制书却是如此苟刻。”高宗绍兴二十九年，沈该罢相的制书，由学士周麟草拟，在结束语之后添上了可罢免其尚书右仆射同平章事的句子，大致是沿用了张洎草拟的这份制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