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话是一门看似容易实际很难的学问，重在随机应变。
——周恩来
“西安事变”发生后，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当时东北军内“杀蒋”的呼声很高，尤其是中下级军官更甚。我党提出不杀蒋、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很多人不理解，有的还扬言要闹事。
一天上午，周恩来刚回到寓所，一位慓悍的青年军官闯进来，操着浓重的东北口音，生硬地说：“周代表，我受王曲军官训练团全体军人委托，敬请你去王曲赴会！”周恩来微笑地接过请帖看了看，欣然说：“非常感谢你们的邀请，届时我一定前往。”
见周恩来接受了邀请，大家十分着急。因为王曲军官训练团尽是些血气方刚的青年，鲁莽得很，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到那里去太危险。有人主张带一队战士保护他。“不，我一个人去，是说服，不是打架。”周恩来笑笑说。
当周恩来单身一人走下汽车时，王曲军官学校门口至礼堂的大道旁挤满了全副武装的军官，他们一个个横眉立目，怒气冲冲，摆出一副吵架寻事的架势。这气氛较之两千年前的鸿门宴，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周恩来穿过两旁站满愤怒的军官的甬道，面带微笑，从容自若，毫不介意。他登上礼堂讲台，礼貌地问候罢，随和地说：“我今天来贵校，是要听听诸位意见的，希望大家不要拘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何况我们是爱国军人！”
台下有人大声问：“蒋介石丧权辱国，罪大恶极，为什么不杀？”
周恩来没有立即回答，只是接过话茬说：“这个问题提得好！”
决口打开了，青年军官们把心中要说的话全倒出来：“不杀他，捉他干什么？”、“不杀蒋介石，后患无穷！”、“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直到大家把话几乎要说尽时，周恩来才大声地说：“要杀，这有什么困难？一句话就行了！”
真是出乎意料的回答！群情激昂的人们一下子都怔住了。
周恩来没有继续讲杀不杀的问题，话锋一转，讲开了西安事变以后国内外的政治军事形势。
“诸位，在这种形势下，是杀好呢，还是不杀好呢？”他讲完形势后，很自然地回到了原来的题目。他说：“杀了一个蒋介石，就会出来一个何介石，李介石。这个何介石呀，他一上台，就会公开与日本人勾结在一起，来攻打西安，内战就会继续，中国就会灭亡。如果不杀呢，现在蒋介石在我们手里，我们就可以逼他抗日。前一晌何应钦不是派飞机轰炸西安么？我们逼蒋介石写了个条子，这几天不是安宁了吗？看来蒋介石多少还有点用处，所以还是不杀的好！”
周恩来把道理讲得明明白白，广大青年军官心里的疑团，一个个都解开了。但有的人还是想不通。那位送信的慓悍青年军官质问道：“你们共产党一向是主张反蒋抗日的，为什么现在变了？”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和蒋介石打了10年仗，势不两立，为什么不趁机报仇，处置了他，是吗？”周恩来温和地反问道。
“对，就是这意思。”
“好，我来回答你的问题。”周恩来用深沉的语调说：“我们红军有位将军，叫徐海东。他全家36口人，除了他，35口全叫蒋介石杀害了。很惨啊！他的这个仇是够深的了吧？可是，这次他还是主张不杀蒋介石。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共产党员，对共产党员来讲，民族和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
这时全场的军人都感动了，随之爆发了一阵热烈的掌声。那位青年军官分开人群，奔上前来，给周恩来行了一个军礼，说道：“周代表，你们共产党不念旧仇，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兄弟我打心眼里佩服！”
军官们的心里彻底明亮了，由衷地高呼起“赞成中共的主张！”“拥护张、杨的决定！”等口号来。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没有采纳共产党的劝告亲自送蒋介石回了南京，结果被蒋扣押起来。
东北军的青年军官得知张学良被扣押的消息，便把本应针对蒋介石的仇恨，发泄到东北军的高级将领身上。还认为共产党没有把他们的司令官张学良救回来，对此也很有意见。他们在暗杀了几名东北高级将领后又杀气腾腾地闯进周恩来的临时住所。
在这危机关头，周恩来镇定自若。他霍地站了起来，猛地一拍桌子，大声斥责道：“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这是要救张副司令吗？你们的行动恰恰是帮了蒋介石的忙！是蒋介石正欢迎的！你们以为这样干就可能把张副司令营救回来吗？不！这恰恰是害了张副司令！因为你们的行动破坏了团结，分裂了东北军！你们在犯罪！”
周恩来这一番正义言辞镇住了这几个狂徒，几个鲁莽的青年军官流着眼泪，立即跪下来向周恩来认错请罪。
在处理两个不同事件时，周恩来采取了两种不同的方法：前者循循善诱，先让对方宣泄情绪，然后因势利导，举以实例，最终使对方折服；后者则先发制人，以逼人的正气、严正的道理、愤激的语气形成威势，三言两语就说服了对方。可见，面对不同的谈话对象，须采取不同的言谈方式，对症下药。好口才的妙处就在于随机应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