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本周昙《咏史诗》首篇为《吟叙》：
历代兴亡亿万心，圣人观古贵知今。
古今成败无多事，月殿花台幸一吟。
次篇为《闲吟》：
考摭妍蚩用破心，剪裁千古献当今。
闲吟不是闲吟事，事有闲思闲要吟。
题下自注：“解释所为闲吟之意也。”
对于这两首作为组诗引子的叙诗，论者有不同见解，《讲史与咏史诗》三《唐经进周昙咏史诗》：“所谓进讲者，乃月殿花台消闲之事，固主上之所戏弄，倡优所蓄，与南宋供话幕士竟无大异。”施蛰存《唐诗百话》九十一《三家咏史诗十首》：周昙的咏史诗“是在月殿花台闲暇之时偶然吟咏。”张晨《传统诗体的文化透析》：“‘月殿花台’，可以是一般馆舍，而不必然是宫廷内苑。尤其是作者身份……地位尚不够为君王宣讲古今成败，所以其《咏史》当为官学教材，不但不用于讲场之类民间娱乐场所，也非进讲于国主。”莫锋《论晚唐的咏史组诗》：“他虽然也声称要‘观古知今’，‘剪裁千古献当今’，但其创作心态却是一种‘闲吟’，其创作动机是在‘月殿花台’的环境中所产生的‘闲思’。”兹亦献上刍见。
案周昙《咏史诗》以历史人物为吟咏对象，其中咏帝王诸侯计六十六题，七十人，而亡国者、逆弑者、放逐者即有二十九题，三十二人，几占一半。若加上昏庸荒淫而终于位者，则大大超过半数。既以如此多的如此人物作为创作主题，自然不会是一种消闲性质的。
唐人尊称皇帝为圣人，乃当时口头习惯语，连安禄山、史思明这样的皇帝也曾得此美称。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圣人筐篚恩，实欲邦国治。”案“圣人”指玄宗。（《全唐诗》卷二一六）王建《宫词》之四：“殿头传语金阶远，只进词来谢圣人。”之五九：“圣人生日明朝是，私地教人属内监。”（《全唐诗》卷三〇二）《旧唐书》卷二〇〇下《史思明传》：“朝义曰：‘莫惊圣人否？莫损圣人否？’”案“圣人”指史思明。《资治通鉴》卷二二四代宗大历八年九月条：“魏博节度使田承嗣为安、史父子立祠堂，谓之四圣”。案四圣指安禄山、安庆绪、史思明、史朝义。又唐人称在世的皇帝为今上。杜甫《忆惜二首》之一：“至今今上犹拨乱，劳身焦思补四方。”（《全唐诗》卷二二〇）案“今上”指代宗。《册府元龟》卷五五四《国史部·恩奖》：“敬播为著作郎……贞观十七年，上所撰《高祖》、《今上实录》各二十卷。”案“今上”指太宗。《旧唐书》卷八五《唐绍传》：“先天二年冬，今上讲武于骊山。”案“今上”指玄宗 另外，周昙自署“守国子直讲臣周昙撰进”，又在诗评中自称“臣昙”，都是相对皇帝而言的。可见，《吟叙》中的“圣人”，《闲吟》中的“当今”，都指皇帝无疑。只是对周昙仅能考定为晚唐人，故这里所指晚唐哪个皇帝则不明。不过，根据有关史料，也可做个大致推测。
宋代史学家司马光曾对晚唐社会政治有一段高度概括而又十分准确的总结性描写：“阍寺专权，胁君于内，弗能远也；藩镇阻兵，陵慢于外，弗能制也；士卒杀逐主帅，拒命自立，弗能诘也；军旅岁兴，赋敛日急，骨肉纵横于原野，杼轴空竭于里闾”。《资治通鉴》卷二四四文宗太和六年十二月条。总的形势如此，但具体而言，仍有前后期之变化。在前期，武宗尚能平定不听命于朝廷的昭义军，宣宗至少在名义上恢复对被吐蕃占据近百年的河西地区的统治。而且，宣宗还被誉为小太宗，时人多有赞歌，如敦煌遗书中的《咏孝经十八章》之《圣治章第九》曰：“从来邦有道，不及大中年。”《敦煌诗集残卷辑考》卷中（法藏部分下）。对此，周昙的《咏史诗》及其注评连蛛丝马迹也无觅。在后期，由懿宗朝始，江河日下，危机更甚，朝廷日益丧失控制局面的能力，已处在危亡之中。以此大势推测，周昙盖忧心于此而创作《咏史诗》，当在懿宗之后，尤以在昭宗之时为最大可能。《旧唐书》卷一七九《孔纬传》云：“以国学盗火所焚，令纬完葺，仍兼领国子祭酒。”又同书卷二〇上《昭宗纪》云：“大顺元年……二月丁巳，宰臣兼国子祭酒孔纬以孔子庙经兵火，有司释奠无所，请内外文臣自观察使、制使下及令佐，于本官料钱上缗抽十文，助修国学，从之。”案唐代，最高学府国子监与孔子庙是合而为一的。据此，僖宗时，国子监荒废，自无教官与学生。昭宗即位，修复国子监，当有一番整顿，包括任命教官及招收学生。案唐制，凡开展教育活动，必先以礼祭奠先师孔子。周昙为国子直讲，也许就在这次修葺国子监之时。此或可作为“当今”即指昭宗之一证。
既明周昙《咏史诗》是为“献当今”皇帝而作，则《吟叙》、《闲吟》二诗主旨可得以确解。“圣人观古贵知今”，即皇帝观览以古人为题材而创作的《咏史诗》，贵在借古知今，以史为鉴。“古今成败无多事，月殿花台幸一吟”，谓此集所咏古今成败之事虽不很多，但希望皇帝在月殿花台之下能吟上一吟，即可了解“历代兴亡亿万心”。在“月殿花台”活动的是皇帝，并非周昙自己。“幸”者，希望也，当然是冀求皇帝吟诵《咏史诗》，而不是周昙在“月殿花台”的环境中吟诗咏史。“闲吟不是闲吟事”，谓皇帝得闲吟诵《咏史诗》，不是作为消遣性的闲情，往事、今事在空闲而清净中方得以深思。我周昙可自谓为“闲吟”，可您皇上不能当作“闲吟事”看待。所以，得着闲空就要吟上一吟《咏史诗》，以思“古今成败”之事，用鉴当世盛衰之势。这就是周昙“剪裁千古”而“用破心”的良苦用意，也是这部诗集的主题思想。
如谓不信，仔细再读这部《咏史诗》集，感受的是一股悲哀气息。前已提及，周昙咏史多以帝王诸侯为描写对象，其中又以废弑之主、亡国之君为多，遍及历代，如夏有《太康》，周有《幽王》，春秋有《隐公》、《哀公》、《楚怀王》、《夫差》，秦有《胡亥》，新有《王莽》，东汉有《废帝》、《献帝》，三国有蜀《后主》、《吴后主》，西晋有《惠帝》、《怀帝》、《愍帝》，北朝有前秦《苻坚》、《三废帝》，南朝有宋《二废帝》、《齐废帝东昏侯》、梁《简文帝》、《元帝》，隋有《炀帝》。而咏开国之君，反倒寥寥。试举两首诗为例以论之，窥其一斑。
献帝
只为曹侯数贵人，普天黔首尽黄巾。
汉灵早听侍中谏，安得献生称不辰。
注曰：“桓、灵之时，曹节侯览等用事，权倾人主，贤者不进，生灵怨咨。钜鹿人张角以妖法号‘黄巾’，天下三十六处同日相应而起，各有万余众。侍中向（相士）〔栩〕言其由，灵帝不纳。天下既乱，群雄竞起。董卓既败，献帝为曹公所迎，遂迁于许，终禅于魏。范晔《后汉书·献帝赞曰》：‘献生不辰，身播国。终我四百，永作虞宾。’”案“数贵人”指汉灵帝时封为侯爵的几个宦官。
三废帝
明庄节悯并罹殃，命在朱高二悖王。
已叹一年三易换，更嗟殴辱下东廊。
注曰：“……尔朱荣称兵渡河，沉胡后及幼主于河，立（于河）〔彭城〕王勰之[子]子攸为主，谥为（好）〔孝〕庄帝……帝谓左右曰‘朕宁作高贵乡公死，不作汉献生。’乃手斩荣。荣之子[尔朱]兆又迁帝于晋阳，杀之……立广陵王（明）〔羽〕之子恭，是为（小）〔前〕废帝……高欢平尔朱氏，议废立……遇鸩于门下省，年三十五，后西魏追谥节闵帝。后废帝名（郎）〔朗〕，〔章〕武王融第三子也，为渤海王高欢奉帝以王号，命即位于信都……欢又逼帝逊位于孝武帝，帝名（循）〔〕。既而高欢引军东渡，帝将下士夜亡，遂为宇文泰所逆于长安，为西魏。高欢乃立清河王之子善见为主，徙都邺，是为东魏孝静帝……帝以欢子澄为大将军，次子洋为左仆射。澄侍宴，举大觞劝帝。帝曰：‘自古未有不亡之国，朕亦何用此活。’澄怒，使崔季舒殴帝三拳……遂幽帝。及将禅位，引下御座，步就东廊，口诵范蔚宗《后汉书·献帝赞曰》：‘献生不辰，身播国。终我四百，永作虞宾。’百寮拜辞，帝曰：‘今日不减（高贵）〔常道〕乡公、汉献帝。’众皆悲怆。遇鸩而殒。”案原文讹误颇多，故据《魏书》略作校订。
尽管不好将各历史时代的社会政治形势硬拉在一起比附，但这两首诗所咏叹之史事，还是与晚唐的社会现实何其相似。僖宗时，宦官掌握禁军，把持朝政，宰相大臣，备员充数。义军兴起，攻入长安，僖宗逃蜀。义军覆灭，新旧藩镇又生混战，僖宗再度播迁。僖宗死，昭宗为宦官或立或废，或囚或辱。关中地区，东有华州韩建，西有凤翔李茂贞，昭宗居中而叠为劫持。黄河两岸，北有李克用，南有朱全忠，昭宗时时为其要挟。因此，周昙咏《献帝》、《三废帝》等诗，于眼前政情，当有寄慨，非是消遣之作，闲吟之事。这只要注意一下他在注评中连引《后汉书·献帝赞曰》之辞，就最明白不过，字里行间，忧情隐见。另外，历史上曾被否定的人物，后人为之翻案者不少，惟王莽被定性之后，古今尚无人为其叫屈。就这么一个人物，周昙连吟三首，何以如此感兴趣？今观首吟中的二句：“权归诸吕牝鸡鸣，殷鉴昭然讵可轻。”再吟中的二句：“家传揖让亦难济，况是身从倾篡来。”又吟中的二句：“铜马朱眉满四方，总缘居摄乱天常。”显然不是对王莽有兴趣，而是对时局的关注，借题发挥，寄寓隐忧。因此，可以说，在晚唐时期创作咏诗组诗的诸多诗人当中，周昙是最具忧患意识的一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