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孝萱
西安为汉、唐古都，南京为六朝古都，有志于研究古代文史之青年学子，颇多负笈于这两个历史文化名城，拜师访友，探胜寻幽，学业有成，蜚声士林。我的交游中，赵君望秦获文献学硕士学位于西安，得文学博士学位于南京，现执教于陕西师范大学，在教学、科研两方面均有显著成绩，其所著《唐代咏史组诗考论》即将出版，请我撰序。我素主张文史结合，今观赵君书稿，甚合我心，故不辞衰朽，欣然握笔。
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简编》中形容“唐文苑”是“百花盛放”。而咏史之作在绚丽多彩的诗苑里犹如奇葩绽放，其咏史组诗尤为出色，联章动辄百篇，作者层出不穷，堪称蔚为大观。然而，古今的唐诗研究，对此却少涉及，“百花”中冷落一花，不无遗憾。赵君独具只眼，以唐代咏史组诗为研究对象，完成了一项颇具开拓意义的课题。
《考论》由十一篇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的专题论文构成。其中有对咏史、怀古、览古、咏古等诗歌体类之溯源及界定，有对唐代咏史组诗发展轨迹的概观及研究现状的介绍，有对吴筠、赵嘏、胡曾、周昙、汪遵、孙玄晏等人咏史之作的重点考论，有对已经散佚的唐五代人创作的咏史组诗之稽考，还有对受咏史组诗影响而创作的咏经、咏子组诗之探讨等等，是迄今为止第一部较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唐代咏史组诗的专著。
统观书稿，优点甚多，而最显著的优点是表现在文献学与文学的结合上。我曾于1998年在“全国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博士点新世纪学科展望及信息交流座谈会”上发言，略谓：“文献学是读书治学的基础学科。中国是文明古国，文献极为丰富。古代文学与古典文献学两个学科应该结合。合则双美，离则两伤。古典文献学者应有相当的文学修养；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人，不掌握古典文献学的知识与手段，只能是空谈。”《考论》就是符合我所理想的文学与文献学“合则双美”的成功之作。除首篇外，各篇均从文献记载与板本目录两个角度切入，以考与论结合之法进行研究，考作者生平、作品板本流传及存佚情况，论创作的价值及其影响。考证以实事求是为宗旨，禀承乾嘉学风，或释疑、或补缺、或指瑕、或正误、或考异、或溯源，祛伪存真，披沙捡金。举凡史料记述明确无误，今人考证已获定论者，就不再赘述；史料记述仍存疑窦，今人论证未衷一是者，则详陈个人见解。例如辨析赵嘏生卒，考察胡曾仕履，探究胡曾与周昙《咏史诗》的板本及其流传等，都于前贤之说有所纠补，得出明确可靠的结论，澄清似是而非的歧见。又如考出孙玄晏曾任中书舍人、周昙实为晚唐时人、褚载与符载被混为一人等等，则是填补唐代诗人研究空白之新见。而建立在疏通文献资料基础上的论说部分，视野广阔，见解宏通，分析准确，既不无端拔高贬低，也不刻意标新立异，对唐代咏史组诗的艺术性及其价值给予恰如其分的评析。同时还联系史学、训蒙、讲唱艺术等文化现象来评价咏史组诗的积极影响，如揭示胡曾、周昙诸人的咏史之作与蒙童教育、历史小说创作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具有相互作用的关系，无疑是拓展了研究空间。
诗言志。评诗者当以意逆志。赵君细读周昙《咏史诗》，发现多以帝王诸侯为描写对象，其中又以亡国之君为多，而开国之君反倒寥寥。遂究其原因，晚唐从懿宗朝开始，已处在危亡之中，周昙关注时局，创作《咏史诗》以寄寓隐忧。从首篇《吟叙》“圣人观古贵知今”，次篇《闲吟》“剪裁千古献当今”，足见周昙《咏史诗》是为“献当今”之“圣人”即皇帝而作。此为赵君将文史结合起来研究而获得之卓见。馀不多举。
总之，赵君书稿考证严谨，持论有据，搜罗资料丰富，且驾驭自如，显示出深厚的文献功底和精湛的研究水平，将唐代咏史组诗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我欢喜赞叹而为之序。
癸未元宵于南京大学冬青书屋目录唐代咏史组诗考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