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当下的中文星空里有两位大神，徐皓峰、刘慈欣。大，是尊称，崇敬之意；神，是其作品神乎其神。我写过很多次徐皓峰，这次，我试着写一写刘慈欣，科幻迷称之大刘。
道格拉斯·亚当斯的《银河系漫游指南》中，有一种酷刑叫绝对透视漩涡。让人瞬间看见无限的宇宙、无限多的恒星，它们之间无限远的距离，以及你自己—一个小到不可见的点上的一个小到不可见的点。所有看到的人都瞬间崩溃。它从根本尺度上摧毁了人的存在感。大刘代表作、恢弘壮丽的《三体》中的“大尺度”，正是对每一位读者施此酷刑。
但被触动，不单因其大，而在其“小”。大刘笔下人物，并不见得生动，但特别中国，尤其真实。《三体》起点是一个“文革”中家破人亡的少女，这背景如此痛苦，使之后爆炸式层层飞跃有一个扎实的根。一粒种子，长出来的树枝刺破天空。看他的书时，我常想象背后的作者，他在山西一个终日灰尘蔽日的小镇生活几十年，同事和妻子甚至不知道他在写什么，看一场《阿凡达》，要坐三个小时的火车。在一个没人关心星空的地方，他孤独而缓慢地发展出自己的整个宇宙。
《赡养上帝》，一位上帝流落到中国农村被农民赡养，这两者的距离，可能比从地球飞到人马座还远；《乡村教师》里，寄宿的孩子们开学时背着米或面，娶不起老婆，每天喝酒赌钱等待救济、目光呆滞的农民们—这哪里是科幻，而就是纪录片。他太了解中国了。或者说，他太了解中国的底层。这了解赋予他一种绝不风花雪月的视角。他的人物，在抉择时常处于一种“零道德”状态。在此，宇宙法则的残酷和中国底层的残酷互为镜像。章北海要消灭同伴，因为太空中，燃料就是生命。活下去就要杀掉同胞，夺取燃料。他选择让自己的良心下地狱。这是一种赤裸裸蔑视人类道德的行为。它让我们发现，所谓道德是由一定物质保障的。当生存条件被剥夺，只能选“生”或“死”时，道德是多么不堪一击。在太平日子谈这些只能是思想实验，但传说中的“世界末日”的逼近给了我们真实感，这个命题比我们能想象的要沉重得多、复杂得多、严苛得多。就像七年前，大刘和上海交大的江晓原教授在成都对谈，大刘指着做记录的美女说，如果世上只剩我们仨，必须吃掉她活下去你吃不吃？美女表示愿意被吃，但不愿意吃人。教授不愿意吃人活下去。大刘说，我会。
同时，他的笔下有一种气息我似曾相识，那是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底色，具体来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安德烈耶夫们的“坚决猛烈冷静的态度”，“则便是我们在俄国作家的作品中常能遇到的，那边的伟大的精神”。（鲁迅语）这“坚决猛烈冷静”行诸于他笔下，是强烈的科技崇拜、忧患意识、英雄主义。他对平庸、麻木的厌恶像岩浆一样噗噗地向外冒泡。
他的书中洋溢着精英意识、对生命价值的衡量。这个主题被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与罚》中推到极限：一个优秀的人，是否有权剥夺一个无价值的人的生命？此处精英不是权贵，而是精神、智慧层面上的优越。对一群麻木的村民来说，一个清贫的乡村教师，就是精英。
在衡量的公式的尽头，弱等文明怎么办？相对于可能存在的星际文明，地球很可能是弱等文明。相对于世界，中国也并不算最强。弱，是否就不配生存？大刘的解决之道是：以死救赎。战争中，弱者的胜利之途通常是自杀式的。这自杀，有时是放弃正常人的生活；放弃人类安全感来源—地球—永远自我放逐在太空；更多是祭起自己生命，“最后他的整个身体都变成了一根跳动的火炬，和太阳的火海融为一体……”；甚至是以全部人类的生命为筹码。有意思的是，科幻界也认为，刘慈欣是以自杀式的惨烈牺牲写成《三体》—他将本可写成许多长篇的创意塞进一本书里，产生核聚变式的冲击力。
他赞美自我牺牲、英雄主义。身为弱势文明，他相信唯有此才能赢得战争，以及，赎回尊严，在强者面前。这也是他小说的美感所在。这与前面“零道德”的残酷的现实主义并行不悖，绞成大刘宇宙中的双准则，并赋予这个宇宙以意义，及壮丽冷酷的整体感。
而当生命被拿来衡量，和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科技相比，“爱”“善良”这些无法估量的怎么称？还是说，在一个极端的世界—比如战争、灾难，爱和善良就不该存在？—或许作者也为之不安。这纠结体现在《三体》里，他不无揶揄地描写“圣母”程心，她毁掉地球正是出于爱。可是最冷酷的、拯救地球的罗辑，大刘选择通过他的口说：支撑我的，是爱。即使是公开表示可以吃人的大刘，也无法面对某面人性的彻底缺席。这种“罪与罚”式的纠结，是《三体》壮丽图景下，细微震动人心处。
但我却常常想起一个故事。在电脑还很罕见的九十年代，孤独的山西娘子关电厂计算机工程师刘慈欣给北京一个科幻迷团体去信，“告诉他们可以来我这里用电脑”。这封信，如一颗孤独的星球，向几万光年之外的地球发出呼唤：有人吗？
它发出了一个善意的信号。
2012-12-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