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加拿大。加拿大中医针灸医疗，主要是以私人诊所形式开展的，近年来发展较快。目前全加拿大约有中医针灸从业者两千余名，中医针灸诊所遍及全国各省。这些诊所大多为华侨开办的，看病疗效好，深受患者的欢迎。因此，在加拿大的中医针灸开业者，经济情况都很好。
目前，中医药疗法、针灸疗法在加拿大还不能享受医疗保险，病人需要自付医疗费用。尽管如此，还是有不少患者前去中医那里自费看病。
3.欧盟。中国传统医学最近在欧洲获得重大突破，由于医疗效果显着，保险业者开始将针灸治疗纳入保险范围；同时经过中医业者的奋斗不懈，欧洲联盟也成立了中国医学联盟。中医在保守的欧洲医学界受到正式承认，并获得合法地位。
远古时代中医学的萌芽
中国是人类的摇篮之一。据考古资料证明，距今约一百七十万年前，在我国金沙江畔就已生活着元谋人，这是我国已发现的最早的猿人化石，中国远古文化的发轫从兹肇始。在元谋人化石产地地层中，发现有大量的炭屑，且伴随有动物化石，其中一些颜色发黑的骨头，专家鉴定可能为烧骨，说明元谋人大约已经知道用火了。在距今约六十万至二十万年的北京人的洞穴中，发现有木炭、灰烬、烧石、烧骨叠压很厚的堆积层，证明北京人不仅在使用天然火，而且已能有意识地对火进行控制使用。而据遗物分析，距今约一万八千万年的山顶洞人已经掌握了人工取火的技术。
火的应用使原始人从“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
进化到熟食，极大地扩展了食用动植物的品类。于是，经过无数次的实践，我们的祖先逐渐认识到某些动植物对人体有害，而某些动植物却能治疗某种疾病，最初的医药知识由此萌芽。《淮南子·修务训》
载：“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赢蚌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氏乃始教民播种五谷……尝百革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就生动地反映了这一过程。中医所用药物多源于天然植物(草药)，故称为“本草”。同时，人类在用火的实践中，发现身体的某些部分可以因薰烤而感到舒服，甚至因而缓解或消除某一局部的疼痛和病变。于是，人们试探着用兽皮、树叶、沙土烘烤后敷贴在身体的某一部位，或用树枝、草根等做燃料进行局部的固定灸焫，这样就发明了原始的“烫法”和“灸法”。
火的运用还引发了陶器的发明和完备。如距今约五千至八千年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就出土了大量的黑色陶器。这时，随着药物品种的不断增加，人们用药经验不断积累，对疾病的认识也不断深化。
于是，我们的祖先尝试着根据不同病情选择多种药物配成复方，并盛于陶器内煎熬成汤液，这样既提高了疗效，减低了药物的毒副作用，又使患者服用方便，还使药物剂型得到了很大改进。
原始人创制、使用最早和最多的工具是石器。我们的祖先在制作和使用石器时，逐渐发现锋利的石片(古称“砭石”)可以切开脓疮，加快创面愈合。他们还逐渐尝试着使用石针(尤其是更加锐利和纤细的骨针)刺激身体某些特定部位，以达到镇痛、治病的目的，这就出现了最初的外科手术和针刺疗法的萌芽。
我们的祖先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生活和繁衍着。与大自然、凶禽猛兽的斗争使他们经常发生外伤。他们逐渐发现：使用抚摸、按压，或用泥土、树叶、草茎涂裹伤口，可以起到止痛、消炎、复元的作用，久之，便产生了推拿、正骨和一些外科治疗的初步技术和知识。
采集和原始农业的发展，使人们获得了相对丰裕的植物食品，于是，原始酿酒业应运而生。由植物酿造的酒，辅以各种药材，具有生津、驱寒、活血、通经的功效，“邪气时至，服之万全”，故后世称“酒为百药之长”。我国是最早酿制酒的国度之一，也是最早将酒用于保健、治疗的文明古国之一。
原始社会的先民们为了庆祝打猎的胜利，常常模仿飞禽走兽的奔跑跳跃姿势，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在祭祀神灵、追奠祖先的原始宗教活动中，如痴如醉地伸展，扭动肢体，久而久之，人们发觉这种运动方式于身心健康大有裨益，这即后世的“导引”“吐纳”等保健方法的缘起。
中医药知识是我国劳动人民宝贵经验的积累
文朔源头时期，在代代相传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逐渐总结和创造出来的，它是无数经验、智慧、勇气和想象力的结晶。应该强调的是，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处生活着，奋斗着的先民们都对这份珍宝作出了贡献。
原始社会是我国中医药学的发端时代，不过，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极端低下，中医药知识的萌芽只能和原始的生产技术，生活常识、哲学思辨、宗教观念、艺术活动等等杂揉在一起，尚未分化、沉淀、独立出来为一门专门的学科。
医药知识有如其他各门自然科学一样，从根本上说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中国医学是我们的祖先在长期同自然灾害、猛兽、疾病做斗争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并发展而成的。在中国历史上，曾有“神农氏尝百草”“伏羲氏制九针”“燧人氏取火”等有关医药起源的古老传说。
“神农氏尝百草”是史书上记载最多、流传最广的传说。《淮南予·修务训》说：“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尝百草之滋味……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史记·补三皇本纪》也有类似的记载：“神农氏以赭鞭(红色的竹根)鞭草木，始尝百草……始有百药。”这些材料说明，我国古代的药物知识可能是“神农”时代的人们在采集可食植物的漫长历史过程中。逐渐积累起来的经验。最初人们并不知道哪些是可吃的，哪些是有毒不能吃的，在饥不择食的情况下可能会吃进一些有毒的东西，结果使人体出现皮肤发痒、腹痛、呕吐、腹泻等中毒症状，有时甚至引起昏迷死亡。但有时，人们也会吃了某些东西后，减轻或消除了原有的头痛、呕吐、腹泻等症状。经过无数次实践，人们逐渐认识到哪些植物是可以吃的，哪些是有毒的，哪些能够减轻或消除人体的某些病痛。这样，就产生了一些植物药学知识。畜牧氏族的成员，在猎食动物中，吃了某些动物治好了某些病，于是逐渐发现了动物的药用价值。随着人类采矿和冶炼技术的发展，又了解了一些矿物学知识。我国古代的药物知识，就是古人在从事采集、狩猎以及畜牧业、农业、矿产业等生产活动中逐渐积累起来的。
当人类学会用火之后，食物由生吃进步到熟食，这不仅扩大了食物的来源，缩短了食物的消化过程，而且在烧煮时还可以对食物进行消毒灭菌，从而有利于人类减少疾病，增进健康和延长寿命。同时，在用火过程中，人们还发现用兽皮、树皮包上烧热的砂土熨烫腹部或关节，会减轻腹痛、关节痛，用火烧灼局部皮肤，可以治疗牙痛、胃痛等。这也许就是后来中医的热熨法、火灸法的雏形。“燧人氏取火”也因此被视为医药起源的另一途径。
中医药起源的又一传说是“伏羲氏制九针”说。远古时代，人类的生存环境和劳动条件极端恶劣，他们在生活和生产中，身体的某些部位常会不慎碰撞上尖石和荆棘，有时甚至撞破出血，但有时却能意外地发现某些原有的病痛竟会因此而减轻或消失。久而久之，人们领悟到，人为地刺澈身体的某些部位可以收到疗痛的效果。不过在当时，用于刺激身体的工具是非常原始的，是一种称之为“砭石”的石器，这在我国古代典籍里多有记载。如郭璞注《山海经》说“砭针，刺痛肿者”，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说：“砭，以石刺病也。”我国现存较早的医学经典着作《黄帝内经》也说：“故东方之域……其病皆为痈疡，其治宜砭石。”后来随着社会的进步，砭石才逐渐演变发展为石针、骨针、竹针、陶针，直至汉代，产生了金属针具，从而形成了我国独特的针刺疗法。
此外，原始社会后期，人们在狩猎归来、农业丰收、婴儿降生和社交活动时，往往利用舞蹈的形式表达他们美好的愿望、劳动的欢乐和丰收的喜悦。通过这些活动，人们发现舞蹈有消肿、解痛和舒筋壮骨的作用，于是中医上取材于一些舞蹈动作的导行疗法也由此而形成了。
由此可见，我国古代的医学知识是劳动人民在生产实践和生活经验中逐步发现和慢慢积累起来的。在对医学知识进行整理总结，使之上升为系统的医学理论的过程中，氏族中的“巫师”或“酋长”起了重要作用。
商周时期的中医发展
奴隶制度在带来了血腥压迫、残酷剥削的同时，也迎来了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专门的脑力劳动者的出现而导致的各类科学的自觉形成。在奴隶社会时期，我国的中医药物学正式从一般的生产技术和生活常识、原始宗教和哲学思辨、艺术体育等中分离出来(当然仍和它们保持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形成较其他国家和民族医药知识色彩迥异，独具特点的科学体系。
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能辨认的已有二十余种疾病，大体按人体部位记述病名，如病首、病目等，另有小疾(小儿病)、疙育(产妇病)等名目。甲骨文的“蛊”字像虫在皿中，表示人体腹中的寄生虫，“龋”字像虫蛀齿，这是世界上关于龋齿的最早记录。这些，都说明了从夏、商朝开始，我们的祖先已经较科学地将各种疾病分门别类，进行认识和抬疗。殷墟出土的文物中有壶、盂、勺、盘、陶槎、头梳等全套盥洗用具。在殷墟还发掘出较完善的专门化的畜圈、厕所、水沟等卫生设施。史载商朝第一个国王汤所任用的相伊尹，也是一个杰出的中医药家。伊尹(前16世纪~前15世纪)先辈为优氏(小国君)厨师，所以他也善烹调，初为汤王的奴隶厨师。伊尹喜医学、擅长保健术，常与汤王谈论调味药和延年益寿之道。《甲乙经·序》称他精于本草药性，炮制汤液，这是我国医药史上的一大跃进，标志着方剂的诞生。据传伊尹撰有《汤液经法》一书，被后世奉为医方之鼻祖(惜此书汉代散佚，《伤寒杂病论》中许多药物都选自此书)。伊尹为我国历史上有名可考的第一位烹调大师和医药学家，开创了中医“医食同源”的传统。殷商一代，人们对医药学的认识突飞猛进，如商王武丁就讲过：“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愈)”，强调对症下药的重要性。
他还指出，在制汤液前需将药材“哎咀(咬嚼)”，慎重选药。
西周时，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对于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的合理要求，如“头有疮则沐，身有疡则浴”；人畜便泄必须“离沟井”，人有病，应“内外皆除，彻亵衣，加新衣”等等。当时，人们已能不但从外部条件寻找预防疾病的措施(《左传》所谓“土厚水深，民之不疾”)，还能从人的自身内因探求发病的根源(《札记》所谓“百病怒起”“忧郁生疾”)。同时，人们还初步总结出了一些优生优育的规律(《札记》称“三十日壮，有室；”《左传》说“男女同姓，其生不蕃”等等)。
西周始，中医有了分科。《周礼》载医分食医、疾医、疡医、兽医四科，一套较完整的医疗组织和医疗制度也初步形成，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供医事”，医疗过程必须有病历记录和报告制度：“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终则各书其所以而人于医师。”对医生定期进行严格考核：“岁终则稽其医事，以制其食：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为下。”直至春秋时期，“学在官府”，显然，医生的培养、任命、供职、行医、考核、俸禄，全由官府掌管。这一方面保障子中医事业的存在和发展，另一方面，也使中医事业受到了一些限制和束缚。
先秦时期中医学的发展
从现存历史文献来看，春秋时期人们对各种疾病的产生原因开始进行科学探讨和总结。《周礼》称“春时有瘠首疾，夏时有痒疥疾，秋时有疟寒疾，冬时有嗽上气疾”；《札记》称“孟春行秋令，则民大疫”；“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都巳发现了时令、气候的变化与疾病流行的关系。公元前541年，秦名医医和为晋平公诊病时，阐述了“阴、阳、风、雨、晦、明”六气致病说，这是见诸文字的我国最早的病因学说。《诗》《书》《易》等典籍中，都有许多关于热病、寄生虫病、不孕症、浮肿等疾病较为正确的描述。
认识疾病是为了战胜疾病。春秋时期，先民对药物的认识和使用方法更加丰富和系统。《周礼》将中药材整理归纳为“五药”(草、木、石、虫、谷)。《诗》中提及葛、苓、芍、药、蒿等五十余种药物。《礼记》规定：“孟夏月也……聚蓄百药”，说明当时已有特定的集中采药的活动。《周礼》称：“凡疗病以五毒攻之”“疡医学……副杀之齐”，表明当时医生巳将矿物质腐蚀剂广泛应用于疮疡外科，稍后成书的《山海经》更是集我国古代中医药知识之大成，它记载了一百四十六种药物(其中植物五十九种，动物八十三种，矿物四种)，可治数十种疾病，用药方法有食服、佩带、涂抹等许多类，还可预防六十多种疾病(其中防蛊八种，防疫四种，强身壮体二十五种，防五官病八种，防皮肤外科病八种，防脏器诸病四种，防兽疫一种，避孕两种)，尤其是其中所载两种避孕药物，是世界上最早记载的计划生育用药，充分显示了我国古代的医学水平之高超。
春秋时期，名医辈出，其最优异的代表为扁鹊(前5~前4世纪)。史载扁鹊根据不同地区、不同情况，分别行“带下医(妇科)”“耳目痹医(五官科)”“小儿医”等，说明中医早巳有较完备的分科。扁鹊还将“信巫不信医”列入“六不治”之中，说明中医学已经毅然与宗教迷信分道扬鏣，卓然独立，自觉地担负起救死扶伤、匡世济民的重任。不过，此时的中医学尚处于积累经验的滥筋阶段。
《周礼》载有“食医”，并对各类饮食的寒热温凉及四季的五味所宜都有明确的规定。春秋时，对养生的记载更具体了，例如：《左传》载医和治晋侯病指出是“近女室，疾如蛊”的结果，已经注意到房室起居对养生的关系，并对四时、五节、六气等与健康的关系引起重视。《古今医统》载范蠡有“服饮药饵”的办法，授术于孔安国等，“寿皆百岁，面如童颜”。春秋战国时期，由于诸子百家学说的兴起对养生学也有很大促进。老子、庄子一派提出“归真返璞”“清净无为”的养生理论，并编制了导引、吐纳等一整套方法，对后世影响很大。例如《老子》说“淡然无为，神气自满，以此为不死之药”。《庄子·刻意篇》说“吹呵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为寿而已矣”。
这里包括两方面养生的方法：一是充分认识到吸纳新鲜空气，吐出废浊之气，才能维持生命，保健延年；一是提倡运动，可以加强新陈代谢，促进机体各方面的机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