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了紫砂壶制作工艺水平的同时，还要对其装饰手法进行考察。事实上，这两者有时是不可分割的。比如明代吴经墓出土的那件大提梁壶，在壶嘴根部周围有一柿形贴花装沛泥牛。这既提高了壶嘴与壶身的黏合强度，也增加了壶的装沛效果。至于时代华涵莪墓出土的那把时大彬所制三足圆壶，其盖上所贴四瓣对称柿蒂纹，其装饰效果更是十分突出，而工艺水平之精巧是自不待言了。
紫砂壶的装饰手法有很多种，这就是在壶坯体上送行刻画、着色、施彩釉，以及成品的抛光、金属的包攘等等。这些手段的运用往往很少、也很有分寸，但有时却能起到画龙点睛的效果。其中尤以线条装饰与刻画装饰最具魅力。紫砂壶的线条装饰种类很多，有各种名堂或术语，如筋囊线、凹肩线、云肩线、凹凸线、皮带线、子母线、灯草线、抽角线、云水线、菱纹线、花瓣纹线等等。这些线一般都用牛角、金属、竹木制成的光洁度较高的专用线尺加工而成，要求线条挺括、清晰、流畅。这些线条的运用不仅加强了紫砂壶的装饰效果，有时还可起到增强黏接处及边缘部分的强度作用。
其肩部的线条具有一定代表性。另外从陈鸣远所制南瓜形壶、莲形银配壶，姚世英藏清代合菊壶，及其他一些作品上，可以清楚地看到筋囊线的运用及所产生的艺术效果。至于红学家冯其庸所藏高海庚制集玉壶，更是多种装饰线条巧妙运用的成功典范。紫砂壶的刻画装饰是紫砂壶最主要的艺术装饰手法，也是文人参与紫砂壶制作后，紫砂壶最重要的美学特征。在紫砂壶半成品的泥坯上用锋利的钢、竹刀具雕刻各种书体的书法作品或各种内容的绘画作品，这些熔诗、书、画、印于一炉的名家作品，极大地丰富和强化了紫砂壶的文化内涵和作为艺术品的美学感染力。然而也对我们的鉴赏力提出了新的要求。
紫砂壶的鉴别中最关键的是款识。款识二字本来是指古代钟鼎彝器上铸刻的铭文。《汉书·郊祀志》：“今此鼎细小，又有款识，不宜荐于宗庙。”
颜师古注云：“款，刻也；识，记也。”明代方以智《通雅》对款识有三种解释：一是阴文曰“款”，阳文曰“识”；二是在外曰“款”，在内曰“识”；三是花纹曰“款”，篆刻(文字)白“识”。现在所说的款识。一般是指书画等作品上的署名题字。如果题款中既有赠予对象的名号，又有书画家的署名，则谓之“双款”，前者称为“上款”，后者称为“下款”。只有作者署名的，称为“单款”。今天我们所说的紫砂壶款识，其来源自然与书画作品的题款是一样的，虽然刻款与印款都有阴阳之分，但一般并不说何者为“款”，何者为“识”，只是说阴刻(文)或阳刻(文)。广义的款识，包括紫砂壶上的一切雕刻(包括书法、绘画、印)；狭义的款识则指赠予者名号，制壶者、绘画者、书写者、雕刻者、诗文作者等的名号及时间地点等内容，书法作品的诗文部分和绘画部分一般不包括在内。书法的正文(诗词歌赋、对联、吉语等等)一般称为壶铭。
紫砂壶的款识是鉴别紫砂壶的重要依据，因而历来颇受藏家重视。事实上，一把紫砂壶拿到手中，鉴赏者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先看款识(特别是印款)，正说明紫砂壶款识的重要性。
紫砂壶款识的制法、位置、形式，历代各不相同，同时代的人亦各有别。即使是同一人，不同时期或不同情况下也会有所不同，因此情况相当复杂，比较难于掌握，非下大功夫不可。正如前人所说：“款识或以诗句，或以古语，或以姓号，或以别号，或以堂亭斋馆诸号，或印或否，书体不一。大抵用真行草，间有篆隶者，印文有朱白肥瘦诸体。其镌(当为钤)印所在，或腹，或底，或流(壶嘴)下，或鍪(壶把)下，或盖背，或盖之外口，无一定位置，各随作家匠心而为之耳。”紫砂壶款识虽然千差万别，较难掌握，却并不是深不可测，无规律可循。早期的紫砂壶多无款。在壶上题款，据元人蔡司霁《霁园丛话》说：“余于白下获一紫砂罐，有‘且吃茶，清隐’草书五宇”，可见壶款最迟在元代就已出现。可惜至今未能有实物支持这种说法。到了明代，有题款的紫砂壶记载多了起来。如明代周高起《阳羡茗壶系》说：“沈子澈，崇祯时人，所制壶古雅浑朴，尝为人制菱花壶，铭之曰：‘石根泉，蒙顶叶，漱齿鲜，涤尘热。’”清吴骞《阳羡名陶录》也说：“余得一壶，底有唐诗‘云人西津一片明’句旁署‘孟臣制’，十字皆行书，制浑朴而笔法绝类褚河南(初唐书家，名褚遂良，字登善，河南为其受封之地)，知孟臣亦大彬后一名手也。”由此可见，紫砂壶题款在明代已开始流行，其创始人当属时大彬。目前流传下来的实物，也证实了上述的说法。虽然现在流传下来的最早款识还有大明正德八年“供春”和“时鹏”两个，但这两件作品都不可靠，当然不足为据。即使是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为储南强先生所献的那把“树瘿壶”，其壶把梢处虽有篆书镌刻的“供春”二字，因为学术界对此壶多有争议，恐非供春真迹，自然也不能作为根据了。
紫砂壶作者署款既始于时大彬，可见时大彬之前的作者，无论是供春还是时鹏，多不属款。要是某一天读者诸君在某地见到有“供春”或是“时鹏”款的紫砂壶，你先别激动，我告诉你，它肯定不会是真的。那么读者又会说了，碰到“时大彬”款紫砂壶呢？这当然不能把话说绝了。不过，目前流传下来的“时大彬”款紫砂壶不少，而真迹也不过几把，真品的可能自然微乎其微。最主要的，还要对“款”的各方面仔细考察，才能得出结论。不能一见“时大彬”
三字，就激动不已，这是收藏爱好者最忌讳的。收藏者在任何时候都要保持冷静的心态，才不至于犯错误。我们听说的对款的各方面进行考察，包括是用竹刀刻的还是用钢刀刻的？如果是竹刀所刻，所刻阴文笔画边缘，必然有高出的砂泥。这是因为竹刀硬度低，锋利程度亦不及钢刀。所以竹刀刻款，要趁湿进行，与其说“刻”，不如说“划”。款成之后，笔画周围自然有被挤出的砂泥痕迹。至于笔画的凹陷处，则较为光滑。如果是钢刀刻，往往是待壶坯半干或全干进行。可以采用单刀刻，也可以采用双刀刻。所刻款字，周围自然平整，砂泥不会有高出表面的痕迹。如果泥坯已干，又用单刀刻法，则可以看出刀锋的另一面有自然崩损的痕迹，笔画的凹陷处，自然不会十分光滑，颇有一种金石趣味。时大彬款，多用钢刀在半湿的情况下刻成，款字边缘既无明显高出表面的痕迹，又没有单刀在干坯上刻出的崩残效果。他的款识多用楷书刻成，书体近于王羲之所书《黄庭经》、《乐毅论》，也近于欧阳询。款识或刻于壶底，如那件鼎足盖圆壶和六方壶；或刻于把梢与底足之间，如那件三足圆壶。至于时大彬的印款，目前还没有真迹发现。所见最早的印款出现在明代出土的一些紫砂盖罐顶部和个别壶底，还有明末清初惠孟臣的水平壶上，其后还有陈鸣远的作品中。陈鸣远之后，印款盛行，几有取代刻款的趋势。论其原因可能很多，首先是明清以来篆刻盛行，上至达官显贵，下至文人及平民百姓，多有自己的印章。加之印款比刻款在紫砂壶制作上较容易，可以提高效率，且有更高的美学价值。当然，这只是一般而言。紫砂壶艺中的印款使用，不仅不能取代壶上的雕刻装饰的诗文(通常称作壶铭)，而其本身，也有优劣方面的极大差别。
为了使我们的读者在鉴别紫砂壶时对印款有很好的把握，我们不防先看看制作印款的基本工具——印章，是怎么一回事。紫砂壶印款所使用的印章，多半用篆书刻成，因此称为篆刻。篆刻是我国一门传统艺术，有着很悠久的历史。古代的篆刻作品一般称作玺印。是古代人们用来昭明信用的凭证，刘熙《释名》说：“印者，信也。”其起源甚早，一般认为不会晚于商代。到了战国时代，玺印已经相当流行，那时的印章通常称为“古”。到了汉代，古代印章更是出现了一个高峰，当时的印章，通常称作“汉印”。这两种印章，前者字体使用“古文”，后者使用“汉篆”，历来被认为是学习篆刻必学的典范。特别是汉印，布局整饬、匀满、端庄、凝练，笔画匀齐、简约，方中寓圆，尤为世人喜爱，亦为紫砂壶印款多所取法。玺印所用材料很多，如金、银、铜、铁、象牙、犀角、牛角、竹、木、玉石、玛瑙等，到了明清以后，则普遍使用各种叶蜡石。如寿山石、青田石、昌化石、巴林石等。因为这些石材，软硬适中，受刀效果好，产量高，容易得到。最主要的是比较容易表现中国篆刻艺术丰富的内涵和各种美学特征。篆刻作品分为阴文和阳文。阴文是文字笔画凹下去的印章，用印泥钤盖在白纸上，印文是白色的，所以也称为白文；阳文是文字笔画凸出来的印章，用红色印泥钤盖在白纸上，印文是红色的，所以也称为朱文。这是说印章用于书画、书箱上的情况。古代印章在纸张和印泥产生以前，是钤盖在泥上的，称作“封泥”或“泥封”，这是古代用来封检货物、简牍的方法。值得强调的是，印章钤盖在紫砂壶上，与古代印章钤盖在泥上的“封泥”
很有类似之处。这就是：一枚阴文印章钤于泥上形成的款文，其字笔画就变成了阳文；同样的，一枚阳文印章钤于泥上形成的款文，其字笔画就变成了阴文。这本是一个非常简单易懂的道理，我们所以在这里如此加以强调，就因为有不少介绍紫砂壶的书中往往写得相当混乱，他们所谓的阳文印，实际上是指阴文印。比如说某壶底钤有若干字篆书阳文印章，实际上所钤印章应为阴文，只是钤在壶底，留在壶上的印款是阳文。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壶底钤有若干字篆书阴文印章，或是壶底有若干字阳文篆书印款。“印款”
二字，在这里是紫砂壶专用名词，是相对于刻款而言的，是紫砂壶款识的一种，这和书画作品的款、印不是一回事。书画作品的款是指题款，是字；印则是指印章。印章钤盖在书画作品上，阳文的仍是阳文，只是可以叫朱文；阴文的仍是阴文，只是可以叫白文。至于钤于紫砂泥之上，就有阳变阴、阴变阳的颠倒，所以必须弄清楚。印章除了阴文和阳文之分外，还有半阴半阳式印章，即印章的某部分刻成阴文，某部分刻成阳文。印章除了文字印之外，还有所谓图形印，也称肖形印，即印童上无文字，只有图形。当然，半文字半图形的印章也有。通常是将文字刻于中间，将图案围在两边或四周。印章的形状以正方为主，也有长方的、圆的、椭圆的、扇形的、腰圆的、葫芦的和随形的。所谓随形的，即是用石头的自然形状镌刻的印章。印章的字体，主要是小篆，也有用大篆的。至于用隶书、楷书、行书，或满文的，甚至英文的也都有，那就不能算是篆刻了。楷书印章，一般也不是篆刻家所为，多半出于刻字匠人之手；印材也多半不是印石，而是牛角、木头之类，自然谈不上多少艺术价值了。
紫砂壶印款的使用，有一个发展过程。时大彬时，基本不用印款。目前所传时大彬壶只有一件有“天香阁”印款的，这印款还不是时大彬的，是收藏者的堂号(此壶藏于南京博物院)。到了明末清初之际，紫砂壶款识就有刻款与印款并用的情况，如陈鸣远。印款的部位，亦不限于壶底，壶身上也常见。至清康熙之后，刻款渐少，印款增多，且多用于壶底。到了十九世纪末，紫砂壶上出现商号监制的印款；二十世纪初叶，这种商号印款更是特别常见，字体且多楷书，往往用角、木刻成，虽工整，然而终嫌缺少艺术性，美学价值不高。
紫砂壶作者的印章，一般有两种，一种是方形的(也有椭圆的、圆的)姓名印或斋号印，尺寸较大，钤盖在壶的底部，通常叫做底印。另一种是较小的名号印，有方、圆、长圆的，钤在盖内，通常叫做盖印，这种小印，有时也钤于把梢之下，就称作脚印。
紫砂壶印章内容以作者的姓名、字号、堂号等为主，还有其他内容，包括作者的籍贯(如“荆溪”、“阳羡”、“宜兴”)、学衔(如“董府翰林”)；也有些内容是记事的，如“八十二老人作此茗壶巴拿马和国货物品展览会曾得优奖”；有的印章隐含作者的制作时期，如“景舟七十后作”；印章中也有所谓“闲章”，即抒发自己的理想、怀抱、趣味、爱憎等方面的文辞、成语之类，如顾景舟的“啜墨看茶”之类。其中有些印章内容还是若干项结合在一起的，全凭作者所好，并无一定规范。另外古今人名印章的最后一两个字，往往是印、印信、玺、宝、章等字，但在紫砂壶印章中，这些字运用得却很少。相反，后面往往加有与紫砂壶制作有关的字词、如“制”、“制陶”、“造”、“监造”、“监制”、“手制”、“秘制”、“摹古”、“仿制”、“自造”、“出品”、“制壶”、“陶艺”等等，这也许是紫砂壶印章在内容上与其他书画印章略有不同之处。
总之，紫砂壶的款识，是紫砂壶研究中最豆杂的问题，也是紫砂壶收藏者必须着力学习的方面。紫砂壶款识的表现方法如上所说，主要是在素胎体上用刀刻、划文字或符号图案。或是将各种内容、形状的印章用敲击的方法钤盖于半干的素坯体上，以形式印款。个别也有用笔将釉色写于壶上的釉上款，同时用矾红画上印章。此法一般限于以彩釉装饰的紫砂壶，主要流行于清代康、雍、乾三朝，至嘉庆便日趋衰落，不再流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