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十八岁抽第一支香烟开始算起，到1999年底止，连续烟龄差不多有四十六年光景。在这么长时间里，若是能对某项学术或技术进行钻研，说不定能出一些成果，而这四十六年烟龄造就的却是有百害无一利的痛心记录。
大凡刚开始吸烟的年轻人，无非是觉得好玩，并不存心长期抽下去。尤其像我等这些50年代青年们，根本不懂什么叫“派头”，况且那时经济条件虽差，风气则很正，抽烟只是在别人递过来时，偶尔为之。哪想到抽烟在偶尔为之之后，却在不知不觉中生起根来。多次吸了别人递过来的香烟，因为感到不好意思，于是偶尔自己去买了一包，为的是“回礼”罢了。这样一来一往，逐渐使身上香烟不断。从偶尔吸烟到少量吸烟，从少量进步到每天一包，再后来烟瘾越来越大。
过去，凭票供应香烟，抽光了就千方百计“走后门”。一旦香烟断了档，人像掉了魂似的，手足无措。尤其是写起东西来，笔尖像被堵塞了一般，流不出墨水，弄得坐立不安。那时，我和不少“瘾君子”一样，可怜兮兮地把自己抽剩下的、已经捏不牢了的“烟屁股”收集起来，剥出烟丝，一旦遇到香烟断档接不上茬时，便用纸卷起来吸，借以过瘾。到了香烟敞开供应，个人经济条件也有所改善，香烟就抽得更多了，每天一包还要超过，成了“老枪”。后来，我这“香烟老枪”的神态和症状越来越明显：脸黑，齿黄，口臭，咳嗽，痰多，音哑，动不动便气急气喘。有时从镜子里照照自己的“尊容”不免产生悲愁：老态加病态。人老了，自惭形秽倒也罢了，因抽烟而遭人“白眼”更觉伤心。
退休前常以工作忙为借口，香烟越抽越多；退休后空闲下来了，又有借口：无所事事，只好用香烟来消遣，以致每天在家里不停地抽烟。烟一抽多，咳嗽也多，有时咳得喘不过气来，还不肯把半截香烟丢掉，想想实在狼狈。室内烟雾弥漫和浓烈的香烟气味，常常引起家人讨厌，遭到指责，甚至成了“不受欢迎”的老头。有阵子，每当我抽烟时，儿女们嘴里不说，却要他们的孩子离我远远的，使我感到异常尴尬和内疚。尤其是我想亲亲孙辈的嫩脸蛋，却遭到他们抗拒，大声叫嚷：“爷爷嘴巴臭！”那时，我不免生发出“众叛亲离”的悲怆。
家人多次劝我戒烟，我总是用“不抽烟，脑子就不灵，字就写不出来”做挡箭牌；或者干脆说：“我介大年纪了，还戒什么烟”；或者用“抽了这么多年烟，戒了反而会使体内某种成分失去平衡，以致招来毛病”等等加以搪塞，不顾家人“劝”也罢、“批”也罢，仍是我行我素。
1999年底，我患了急性支气管炎，病情来得急且凶，睡觉躺不倒，吃饭咽不下，连话都讲不出来，门诊无效，只好住院治疗。一住进病房，医生严格制止我抽烟，并且一再告诫：想要病好，必须绝对戒烟！住院七天，我偷偷地吸过两支香烟。出院后，烟瘾像幽灵般不断地向我袭来。每当此时，我不由自主习惯地拿出香烟送到嘴边。此时，耳边响起了医生的告诫：“想要病好，必须绝对戒烟！”支气管炎急性发作时那种坐卧不安，茶饭不思，痛苦万状的记忆唤起了我的良知和决心，把送到嘴边的香烟捏碎扔到厨房垃圾桶里。就这样反反复复多次，一直熬到那年近农历过年。
正当我戒烟“战斗”处于最紧要关头的时候，二姐从上海来我家，给我送来了两盒“千禧龙年”精品“中华”香烟和精美防风打火机；儿女们买了精装“大红鹰”给我。面对着足够我吸两个月的高档香烟，我动摇了。烟瘾趁机像潮水般在我体内涌动。我禁不住打开二姐送来的精美木盒，看着盒子里的精品“中华”，闻着那特有的诱人香味，脑子里进行着“抽还是不抽”的激烈斗争，最终我缩回了伸出去的手指，盖上了木制烟盒。在春节期间，我把香烟作为礼物送给我的亲戚。
戒烟免不了痛苦。我在戒烟期间，老伴见我六神无主的样子十分同情，但她不劝我“破戒”。她买来了瓜子、糖果等零食，让我用来缓解戒烟带来的难熬与苦闷，但我不吃。我要用决心和毅力来抵抗烟瘾攻击。当烟瘾涌来时，我便大量喝茶水，把它压下去。我还不断给自己“加码”：持续不断地读书看报做笔记，以此来转移注意力；提笔写东西，强制改变以往一提笔便点香烟的恶习。我还设计了自我考验的办法：把最好的香烟和打火机装在外衣口袋里，伸手便可触及，遇到朋友或来客便向他们“敬烟”。但是我自己绝对不抽，并且告诉他们：“我在戒烟。”就这样，一个月、两个月过去了，烟瘾在我意志和毅力面前屈服，不断消退，直至消失。至今一年半来，吸烟的习惯已被克服。战胜烟瘾可说是我生活习惯的一大转折。
2001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