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的人都知道“鸡鸣狗盗”的故事。据《史记·孟尝君》，战国时，孟尝君入秦国，秦昭王拜他为相，不久，又有些后悔，把孟尝君关了起来，准备杀掉。孟尝君使人到秦王的宠妃幸姬跟前求情。幸姬知道孟尝君有一件上好的阳陵铜虎符狐白裘，很想得到。但孟尝君已把狐白裘送给了秦昭王，手头再无此物。孟尝君平时喜欢“养士”，家中各类人才济济。其中有能装狗为盗者，夜里潜入秦王府，把狐白裘盗出，献给幸姬。幸姬在秦王面前替孟尝君说情，把孟尝君放了出来。孟尝君赶快逃出京城，变更了“封传”，改了姓名，连夜到了函谷关。这时秦昭王又后悔放了孟尝君，派人追了上来。孟尝君到关前时，关门紧闭，无法出去。而当时的法律规定，要等鸡鸣以后才能开关。恰巧孟尝君手下有个会学鸡叫的人，像鸡鸣一样叫了几声，关门口的鸡也跟着叫了起来，守关人员打开关门，孟尝君出了关。等追兵到时，孟尝君已逃之夭夭。
孟尝君能顺利出逃，除了鸡鸣狗盗之徒帮忙外，很重要的一点，是他变更了“封传”，换了姓名。这里的“封传”，就是先秦时期的“符传”，也就是通行证。当时的“传”即通行证，用木片制作，长约五寸，上面写着持传人的姓名，有的还写有身高、相貌等特征，盖上官府的印符，另用一板封之，故称“封传”。凡要入城过亭的行人，都要出具官府发给的“符传”，如果符传有疑，或者没有符传，不准过往，失察官员要受责罚。
符传的前身，可能是周朝的“旌节”，据《周礼·地官》，周朝的户口编制是乡遂制，乡中若有人要迁徙，比长（五户为一比）要先审查。如果在本乡内迁徙，由比长出具证明；如果要迁徙到外乡，则要有专门的通行证，叫“旌节”。如果未经许可，没有证明或旌节，则经过之地要将其关闭起来。遂中的人口要迁徙时，同样也要经过审查，要有旌节才能通行，否则，就要关入狱中。
秦汉时规定，人口迁徙，首先要向乡亭的头目提出申请，乡亭头目根据申请者的理由和表现，出具证明，特别是要证明有无犯罪的前科，然后上报县里，县衙决定是否可以迁徙。申请理由正当，又没有前科，应该准行；如果有关官员故意刁难，该迁徙的不批准，该更改户籍的不更改，要给以处罚。如果在他乡居留而无符传等证明，所在县的主管官员要受罚，居留满一年的，要从重处罚。凡持“符传”出入关道河津者，都要按身份、事由、出入时间，分别逐项登记。登记册的种类，见之于出土汉简的有“吏妻子及葆出入关名籍”、“出入关传籍”等。一般一式二份，上报的一份叫“致籍”，留关备查的一份为“副卷”。如居延汉简中有这样一份“符传”：
水始五年闰月己巳朔丙子，北乡啬夫忠敢言之，义成里崔自当言为家私市居延。丞按自当毋官狱征事，当得取传。谒移官案居延里索关敢言之。闰月丙子得丞彭移肩水金关，居延县索关如律令。
这里的“崔自当言为家私市居延”之前，是乡官啬夫的原申请书，大意是本乡居民崔自当提出要到居延去采买家中用具；“丞按……当得取传”，是县里的批准书，其中主要说崔没有犯罪前科；“谒移”以下为下移文书，即报关证明；最后是承办者签署。
隋唐则有“公验”和“过所”制。公验，是经官方验明的证件，授官、授勋以及购置田产、出租职田、访捉逃兵等，都要由官府发给证据，统称为“公验”。而当时的路证，也称“公验”。另外还有“过所”，是过往人员须持的通行证。唐时“过所”与起路证作用的“公验”并行，有时可以互称。唐代关令规定，凡行人车马出入往来，须勘验“过所”。如果无“过所”、“公验”等凭证，私度关门者，要判一年徒刑；如果偷偷绕过关津私度者，要从重处罚，判一年半徒刑。与前代的“符传”相比，隋唐时的“公验”和“过所”审批更严，从史料看，“过所”与“公验”的审查者是县衙，可批给者仅见于府州。
对户口迁徙的审批及证明制度，一直到明清时仍较严格，如清代对八旗人口的外出实行“印票”制，控制很严。八旗兵丁及其他闲散人员，如果请假前往外省或“口外”的，必须报告主管官员外出何事、前往何处、多长时间，主管官员将报告存档，发给“印票”，回来时须交回印票。如果逾期不归，回来后不交印票，或不领印票私自外出，或领有印票却不到印票标定的地方而私往别处，都要给予处罚。
尽管对人口迁徙、流动的审查较严，并有旌节、符传、公验、过所及印票等制度，但总的说来，中国古代尚没有像如今这样的城乡壁垒，以及农村人口向城市迁徙的诸多限制。相反，平民百姓乃至许多达官贵人往往喜欢在乡间居住，不愿入城。因为城居花费过大，国家又没有对城市人口的多种特殊待遇；而且一遇战乱，城市居民受害较重。当然，最主要的，还是经济社会的发展尚没有形成当今社会这样严重的城乡差别。在多数时期，还是城乡一体、以乡为主体的。
客观地说，在中国古代的多数时期，迁徙制度中人才自由流动的缝隙还比较大。如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为了在争战中获胜，都千方百计吸引智能之士到本国来，“养士”就成为当时人才储备的一种方式。当时的赵简子、魏文侯、齐宣王、燕昭王，都是养士的大户人家。除诸侯王外，达官贵人也争相养士，如前已提到的齐国的孟尝君，以及赵国的平原君、魏国的信陵君、楚国的春申君、秦国的吕不韦，门下“食客”常成百上千。而这些“食客”，既有本土人士，也有不少异国他乡之人。《史记·李斯列传》说，秦始皇十年（公元前237年），朝中官僚们议论纷纷，要把当时在秦国的异国人士（主要是在朝中为官者）赶出，赶出秦国去。李斯听说后，赶忙写了一封《谏逐客书》，认为不该这样做，因为秦国的富强，全靠了这些人的计谋和贡献。李斯列举的由余、百里奚、骞叔、丕豹、公孙支、商鞅、张仪、范雎等人，都是有大功于秦国的人物。这些人在进入秦国之前，大都在别国游说多时。在入秦时，虽然有的也经历了磨难，但大都较为顺利，说明当时人才可以相对自由地流动。
唐宋时封建商品经济较前代繁荣一些，商品流通、交换也较为频繁，与之相应，人口流动也多了起来。史称“宋人多轻去其乡”，即宋代人经常轻易就离开家乡。而应考的学子，更是“不重乡贯”，官府也允许他们随意附籍他乡，以便于考试。就是京城重地，也是如此。如北宋真宗时规定，凡是举人，如果本地没有户籍，或者离乡时间已长，允许由官府保明，到京城开封府参加考试。后来，因为开封府录取名额多一些，各地读书人纷纷冒籍开封，不得不稍加限制。当然，也有一些正人君子，不肯干这种假冒户口的事。如北宋有个叫李君行的老先生，是虔州人，准备到京城去住，走到半道却停了下来。他的子弟要先行一步，提前进京。李问为什么，回答说，考期临近，想先到京城，弄个开封户口，便于录取。李君行不同意，说，你是虔州人，却要冒充开封户口，参加科考是为了将来给皇上服务，你却先欺骗皇上，这还行吗？宁肯迟几年，也不能去冒充开封户口。从中还可以看出，宋代确实比较重视人才选拔，并为此放宽户口迁徙限制。尽管宋代商品经济比前代繁荣，但城乡壁垒尚不明显，即使是京城，也不难进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