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交通和通讯的进步，行业和区域市场进入门槛的降低，晋商的商业垄断迟早是要被打破的。只是，假若没有西方资本主义入侵的话，这一历史进程会比较漫长，可能长达数十年，也可能长达百年以上。这么漫长的时间里，足以让晋商从容应对，根据市场环境的变化重建竞争优势。但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加快了这一进程，使得市场竞争空前激烈，晋商骤然间适应不了这种挑战，只能在竞争中败下阵来。
一、晋商衰败的原因
和建立在机器工业基础上的西方商人相比，建立在手工劳动基础上的晋商是没有多少竞争优势可言的，在竞争中被打倒是必然的。
其一，手工产品不如机器产品物美价廉，造成市场越来越萎缩。如晋商为输往俄国砖茶，在汉口设场自制，但大部分工场一直沿用笨重的手工压制方法，所生产的产品纵然货真料实，但与俄国人在汉口用机器加工制造的产品相比，从压制质量到外观，均难与之匹敌，因之销路日蹙，失去了竞争能力。俄人波兹德涅耶夫说：“1886年后，因俄国人的竞争，中国茶商年年赔本。西伯利亚最大茶商莫勒恰诺夫在中国经营，使归化城好几十家华人茶商破了产。”[1]
其二，晋商在管理上不如西方企业更有效率。以银行为例，银行是现代金融业的产物，和票号相比，它在许多方面更为科学和先进。首先，就组织形式而言，近代银行一般采用股份制的形式，并建立起相应的董事会和监事会，决策更为民主，与票号总经理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很大差别。其次，就目标顾客而言，银行与代表生产力方向的近代工业联系密切，非常重视对近代工业的借贷业务，这与票号重视传统工商业而不重视近代工业很不相同。再次，票号依靠汇票汇兑，银行依靠钞票汇兑，比票号更加方便、快捷。第四，银行的规模更大，资本更为雄厚，存款利息更高，因而更能吸引客户，尤其是政府这样的大客户。更重要的是，银行实行有限责任制，而票号为无限责任制，所以票号一旦亏赔则倾家荡产，而银行则不至于有如此严重的后果。
其三，交通和通讯技术的进步，使晋商的物流优势尽失。随着外国商品的输入，海上运输的发展，铁路和内河航运业的开通，沙俄对华贸易由陆路改由天津、大连、海参崴海上运输，这就改变了中国旧有的物资运输路线，使山西作为中国对俄、欧贸易陆上商路要冲的地位逐步丧失，也使晋商活动的舞台逐步缩小以致消失，于是不得不“一方面将外人所需之原料由内地运至海口，一方面将外国之制造品接运回内地，实为外人提供原料兼为自己运走金银之具，无时不为外人政策上之利用者。在肥人瘦己之间以剥蝇头。”[2]
中东铁路（从俄国西伯利亚到海参崴的铁路）、京包铁路（京绥铁路修到包头后，改称京包铁路）等线路的开通，对晋商更是致命的打击。京绥铁路通车前，从塞外到北京，用骆驼驮运商货，单程一次动辄一两个月，还得看天时。当它的首段京张铁路告成，根据通车初期行车速度计算，立即减至单程只需八（南行）、九（北行）个小时。京绥铁路延伸至包头之前，前往贺兰山区石咀山等地收购毛皮等西北特产的俄商由于路途遥远，运输不便，常常抱怨收购活动像是“探险”似的。铁路一通，他们前往西北有了“通衢”，所谓“关山绵缈、行旅匪易”顿成往事。中南地区的汉口运俄砖茶，向来是经张家口到恰克图的“茶道”运输的，自从有了中东铁路，多半改由天津越海经大连输出，绝少再经从前“茶道”。由于晋商经营的商业是长途贩运性质的，现代交通事业的发展，货流的改道，使他们逐渐丧失了市场。
其四，中国商人和外国商人在税率上的不平等，进一步加剧了晋商的劣势。毕竟外国资本主义是靠武力强行进入中国市场的，他们为本国商人赢得了很多方面的优惠政策，这使得中外商人处于不平等竞争状态中。作为货物通过的“厘金”制度，对晋商危害尤烈。由于洋行享有洋货值百两抽二点五子口半税的减税特权，使华商难以与之竞争。洋行贩洋货进内地，只须交纳子口半税即可持单遍运中国各地，概免税厘，一无稽阻。而华商运货，则需缴纳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特别是晋商经营的大宗商品，多是长途贩运，但各地通关要津遍设厘卡税所，卡卡缠厘，关关纳税，使晋商之利日渐衰微，最后只有蚀本弃商一途。
上述四个原因解释了为什么在与外商的竞争中，晋商走下坡路的原因，而以下两个因素的加入则促其加速走向衰败。
其一，近代中国战乱不断，严重影响工商业的发展。近代中国的战乱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由帝国主义发动的抢夺中国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的战争，如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1856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84年的中法战争、1894年的甲午战争和1890年的八国联军侵犯中国。一类是由外国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军事入侵引发的国内战争。先是因传统经济结构瓦解、民不聊生而引发的太平天国革命、捻军起义、西北回民和云南苗民起义，接着是中国新成长起来的民族资产阶级因要求加快改革而与保守的清政府之间产生的冲突，如广州起义、惠州起义、辛亥革命等。
无论是何种形式的战争，对工商业的发展来说都有一定的破坏作用，它轻则造成交通中断，重则引起对商店、典当、银行的哄抢，显然不利于工商业的发展。如太平天国革命对晋商的影响就非常大，“清洪战役与捻回之乱，太原盆地虽未罹害，然影响于事业者，在咸道与同光之间显然划一界线。”[3]这是因为太平天国革命不仅发生时间长，而且波及大半个中国，长江中下游一带是战争的重灾区，这对“足迹遍天下”，以武汉作为中转站的晋商来说无疑打击沉重。不仅如此，为了筹措镇压人民革命及抵御外部侵略的军费，或赔偿有关战争的赔款，清政府还不得不对国内民众增捐加税，号称天下最富的晋商自然首当其冲。对民众税收及其他捐税的增加，一方面会提高工商业者的运营成本，使其在与外商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另一方面又因掏空了工商业者的资产，使其无力追加投资，一旦遇到大的市场危机，往往成片倒闭。
大家可能会说，晋商本来就是在兵荒马乱中，靠为明军输送粮草，为清军提供平叛物资发展起来的，怎么过去的战争促其发展，现在的战争却促其毁灭呢？此一时彼一时也。战争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其作用也是两方面的，既会给某些人、某些产业带来大发展的机会，又会给某些人、某些产业带来致命的威胁。至于带来的是机会还是威胁，则要具体分析。以晋商为例，鸦片战争以前的战争基本上带给它的都是机会，因为战争是在当时的山西商人势力范围以外的地方打的，晋商在战争中不仅未受损失，反而既能靠为清军提供军需发一笔大财，还能因清军的胜利而拓展商业范围，不然晋商凭什么会在清朝做到“足迹遍天下”呢？但鸦片战争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幸运的天平不再继续光顾晋商，厄运开始降临到晋商头上。由于清政府在与外国资本主义的战争中屡战屡败，这样战争自然要从普商的“家外”转移至“家内”。不仅如此，对外战争的失败还造成了两个后果，一是激发了资本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使得中外战争由初期的主要在东南沿海进行，发展到后期的在东北、西北等边疆地区进行。二是严重损害了清政府的信誉，以致欲取而代之者频出，造成中国内乱不断，先是席卷大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革命，继则是声势浩大的义和团运动，最后是彻底摧毁了清王朝统治的辛亥革命。所有这些频频在晋商“家门口”爆发的战争，使得“足迹遍天下”的晋商只有招架之功，无回手之力。
其二，在晋商的国内市场危机频出的同时，其边疆市场和国外市场也遇到了大麻烦。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已创造出一个世界。”[4]俄罗斯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也和近代中国一样，因国内阶级矛盾的激化而伴随着大量的动乱、战争和革命，这是对在俄国经商的山西商人的第一层威胁。为了筹措镇压动乱、革命的经费，沙皇政府往往要加重对商人，尤其是那些客居当地、祖国的国际地位又不高的外国商人的税收，这是对在俄国经商的山西商人的第二层威胁。随着沙皇政权的被推翻，革命者内部又出现了代表劳动阶层利益的布尔什维克和代表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孟什维克的对立，俄国社会继续充满着冲突，最后代表劳动阶级利益，反对资本主义自由竞争，主张国家统制经济的布尔什维克掌握了政权。随着新政府全面国有化政策的实施，山西商人丢失了数十年来在俄国积累的全部资产，这是对在俄国经商的山西商人的第三层威胁，使得它不得不放弃俄罗斯市场，撒手而归。
卷中语
晋商自从失去对茶叶采购的垄断权以后，为保住传统的俄罗斯市场，利用俄国中小商人资金有限，不能来中国采购茶叶的状况，采用赊销手段发展同俄国中小商人的贸易，待这些中小商人将茶叶售出之后，再返还货款。然而，这种延期付款的赊销手法所以行得通，是建立在赊销者本身有力量，能掌握被赊销者的经济命运基础上的：或者被赊销者只能从赊销者这里得到货源，或者赊销者有强大的政权支持，被赊销者不敢赖账。这三个条件中，只要有一个不具备，那么赊销就很有可能演变成为欠账不还。庚子事变后，部分与山西商人有商业往来的俄商趁八国联军进攻津京，各帝国主义国家图谋瓜分中国之机，借助本国政府之威，公然拒付欠款，使“大泉玉”、“大升玉”、“大珍玉”等16家晋商损失折银62万余两。这些商号曾联名上呈请求清政府当局与俄国交涉，并推举代表去俄京莫斯科申诉，希望追索欠款。然而庚子以后的清廷，一者忙着处理国内外许多重大问题，按照抓大放小的原则，这种两国民间商人之间的欠款纠纷是难以排在议事日程里的；二者希望借助洋人的支持维持其摇摇欲坠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不会为了民间商人的欠款纠纷而影响邦交。因此，将此事束之高阁，不了了之。
宣统元年（1909年），同样摇摇欲坠的沙皇政权为筹措镇压动乱、革命之经费，也为了转移民众注意力，利用华商财富众多易引起国内民众嫉妒，且母国无国际地位的弱点，煽动俄民众对华商的仇恨，并单方面宣布对华商所经营的商品课以重税。如河南曲丝绸，原来在莫斯科每尺售价折白银9两左右，增税后每尺课税竟是原售价的3倍之多。晋商在俄贸易受到重税的窒息，复经战乱，财物惨遭掠夺，遂一败涂地。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俄国国内战争顿起，在俄国各地的晋商落荒逃归，浩劫遂难幸免。总其损失，共折银达数百万两。其中，常家的大德玉、大美玉、大升玉、大泉玉、独慎玉在莫斯科累赔140余万两。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在俄国的晋商资本被没收。由于在恰克图及俄国境内经商所积累的大量俄钞—“羌帖”（卢布）的贬值及废弃，致使“锦泰亨”只此一项亏款24万两。其他各号，也都不同程度地遭受损失。晋商多年辛勤经营积累，尽毁一旦，只落得一堆废弃的俄钞。1911年外蒙古宣布独立，蒙俄两国签订库伦通商协定，俄国人取得了在外蒙古无税自由贸易的特权，对晋商在此的生意又是重重一击。1921年，外蒙古再次宣布独立，并在苏联帮助下于1924年建立蒙古人民共和国，实行公有制，晋商在外蒙的资产乃全部丧失。蒙俄市场的丧失，是对视蒙俄为战略大后方的山西商人的致命打击。[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