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经济的发展、远距离贸易的开展，意味着工商业者仅靠自有资金很难经营下去，这样广大工商业者便提出了利用社会资金开展贸易的需求。但工商业者对资金的需求量太大，又没有足够的资产拿来抵押，显然，依靠典当铺等传统金融机构是不能满足工商业者对资金的需求的。在这种情况下，晋商创办了信用贷款的账局，即不靠有形资产，而靠信誉、经营能力、项目盈利前景等无形资产拿来做抵押贷款。无疑，账局的经营风险是相当大的。当前，中国的中小企业所以存在贷款难的问题，原因也在于此—他们的有形资产规模太小，换言之，抵押品太少，银行不敢对其信任。当初的晋商账局是怎么解决这一问题的呢？第一，在某一工商业城市设庄，派专人长期经营，对当地工商业者的经营状况非常清楚；第二，寻找保人；第三，反复调查、分析项目盈利前景。显然，账局类似于地方银行，由于搜集、处理来自工商业者的信息成本低，因此能够有效地解决银行和当地工商业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在进行远距离贸易的过程中，晋商还遇到如何解决远距离贸易中的现金携带安全的问题。为解决这一难题，诞生了镖局这一专门负责现金押送的保险组织，但就是这样，还是经不住盗匪的抢劫。后来又在工商业者需求现金强烈，而地方不靖的情况下，晋商诞生了票号这一专司远距离汇兑的金融机构。票号的诞生本身就是降低风险的产物。票号成立后，为抵御经营风险，做了如下努力：一是通过各种形式壮大资产规模；二是实行联号制，坚持“酌盈济虚、抽疲转快”的经营方针，发挥团队规模经济的力量；三是和官僚结合，既多拉存款，又利用官方压力消除呆疲账。
晋商能够在广阔的地域范围内，成功地将顾客、合作伙伴、社区、官府的力量动员起来，关键是内部组织的完善。晋商初期由于资本不多，实行的多是自东自掌，即经营权和投资权合二为一的发展道路，但随着资产规模的扩大、财东兼掌柜的精力、体力、知识都出现了问题，为了实现潜在的市场机会，晋商由自东自掌走上了东伙合作的发展道路，即形成了资本股和人力股联合组建的股份制公司制度，它将员工利益和资方的利益紧密地结合了起来，体现了社会化的发展方向。它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大大降低了管理中的交易成本，使晋商可以放开手脚发展，有利于晋商规模的扩大。中国目前许多企业发展过程中，随着经营区域的扩大，出现了管理成本居高不下的情况，如何解决这一问题，请看看晋商的股份制吧！这是提高员工积极性，降低管理成本的根本途径。在当前的我国股份公司中，总经理和董事长的关系比较难处，而辉煌五百年的晋商是怎么解决这一问题的，对我们当代企业的启发是什么？
股份制的形成只是奠定了将员工的潜力挖掘出来的基础，而要真正挖掘出来，还要加强对经理、员工的教育和管理：一方面重视员工的选拔和培训；另一方面重视对员工的管理，通过一系列的号规来约束员工的行为，塑造合格的员工，提高抵御外界环境诱惑的能力。在如何对干部和员工进行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即选用、培训、激励、约束方面，晋商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晋商要在广阔的地域范围内经营，如何协调总部和分公司的关系，解决“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问题呢？晋商是通过联号制的办法来解决的。像曹家，有雇员3万多人，660多个分公司，各公司之间上下指挥关系非常鲜明，既有利于发挥团队合作的力量，又有利于发挥每个分公司个体的力量，对当前的我国企业管理应该是很有启发的。
晋商要在广阔的社会范围内经营，要做到对外规范客户行为，对内规范自身行为，并有效地开展竞争，抵御各种可能的外部压力，还必须发挥规模经济的力量。显然，一个企业的力量是有限的，为此必须将在某一地经营的山西企业用同乡情感、关公文化等联合起来，才能形成规模经济的力量，既抗衡当地牙行的不法行为，抗衡竞争对手的不合理行为，抗衡政府的不合理政策，以及规范自身行为，降低市场交易成本。我国企业要走国际化道路，面临的情况和晋商当初在国内不同地区交易的情况是一样的，如何抗衡来自当地社区的压力，如何抗衡竞争对手的不合理行为，如何抗衡当地政府的不合理政策，如何跟当地民众协调，这些都是行业协会要考虑的问题。而如何建立行业协会，如何将行业协会会员有力地团结起来，在这方面，晋商能给我们什么启发呢？
晋商要在广阔的社会范围内经营，固然需要自身的努力、企业间的互助，但一旦遇到民间办不了、办不成、办不好的事情，一定需要社会惟一的、合法的暴力组织—政府的干预。晋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强化跟政府的联系的。一方面，政府本来就是晋商的客户，无论是明代的跟边军贸易，还是清代的跟蒙古地区贸易、跟俄罗斯商人贸易，包括票号末期充当了清政府的财政部的功能，晋商很大程度上是在做政府生意，这本身就要求必须跟客户加深感情。正因为跟政府做生意，才能取得各级政府的支持，像晋商茶号，利用清政府颁发的龙票，从福建的武夷山一路浩浩荡荡，直达西北边陲城市恰克图。如果没有这层关系，在乡土主义还很盛行的古代社会，晋商要从事这么巨大的远距离贸易，几乎是不可能的。晋商是如何跟政府联合的，是怎样取得政府信任的，有什么经验教训等，所有这些，对当前的中国企业无疑是有益的启发。
在本篇写作的过程中，有关晋商的史料主要参考了张正明教授的《晋商兴衰史》，黄鉴辉教授的《明清商人研究》、《晋商经营之道》，刘建生教授的《晋商研究》，董继斌教授的《晋商与中国近代金融》，葛贤慧教授的《商路漫漫五百年—晋商与传统文化》，孔祥毅教授的《清代北方最大的通事行—大盛魁》、《晋商行会》，阎应福教授的《试析大德通票号的经营管理思想与方法》以及穆雯瑛主编的《晋商史料研究》，李希曾主编的《晋商史料与研究》等，在此特别说明。
其中，关于旅蒙商部分，主要参考的是张正明教授的《晋商兴衰史》、葛贤慧教授的《商路漫漫五百年—晋商与传统文化》、孔祥毅教授的《清代北方最大的通事行—大盛魁》以及穆雯瑛主编的《晋商史料研究》、李希曾主编的《晋商史料与研究》等。
关于印子局、典当、账局、钱庄、票号、股份制、顶身股制、辛金制部分，主要参考的是黄鉴辉教授的《明清商人研究》、《晋商经营之道》，刘建生教授的《晋商研究》，董继斌教授的《晋商与中国近代金融》以及穆雯瑛主编的《晋商史料研究》，李希曾主编的《晋商史料与研究》等。
关于晋商跨距离管理部分，主要参考的是阎应福教授的《试析大德通票号的经营管理思想与方法》、董继斌教授的《晋商与中国近代金融》以及穆雯瑛主编的《晋商史料研究》、李希曾主编的《晋商史料与研究》等。
关于晋商会馆部分，主要参考的是黄鉴辉教授的《明清商人研究》、《晋商经营之道》，刘建生教授的《晋商研究》，葛贤慧教授的《商路漫漫五百年—晋商与传统文化》，孔祥毅教授的《晋商行会》以及穆雯瑛主编的《晋商史料研究》，李希曾主编的《晋商史料与研究》等。
关于官商结合部分，主要参考的是刘建生教授的《晋商研究》、董继斌教授的《晋商与中国近代金融》、黄鉴辉教授的《明清商人研究》以及穆雯瑛主编的《晋商史料研究》，李希曾主编的《晋商史料与研究》等。】
旅蒙商是指清代在蒙古地区进行贸易的商人，即行商，—般称“走草地的买卖人”，又称“出拔子”或“贩子”，蒙古语称“丹门庆”（意为肩挑货郎）。清初，内地商人深入蒙古地区贸易，必须经过几个位于长城的要口，即古北口（今北京密云县东北）、独石口（今河北赤城北部）、喜峰口（今河北迁西县北部）、杀虎口（今山西右玉县西北）和张家口、归化城、西宁等。这些深入蒙古地区贸易的商人，统被称为“旅蒙商”。由于明代宣府、大同、山西三镇边地马市、民市贸易的传统影响，这些旅蒙商人中以山西商人的人数最多，实力最强，其次是直隶一带的汉族商人。在旅蒙商人中最著名的是大盛魁商号。
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地区做生意，总是要遇到许多困难的。其中，最重要的是两个问题：
一是如何协调和政府的关系。任何政府都是要通过为百姓服务来巩固自己的政权的，清政府也是一样。它之所以让山西商人进入到蒙古来，目的是解决蒙古人民的生活、生产需求问题。当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也必须让山西商人发财，不然谁愿意冒着那么大的风险来到这千里荒漠呢？这就意味着清政府的蒙古政治、经济、文化政策必须围绕着三个目标来进行。目标之一是解决蒙古民众生活、生产的需求，避免其因贫穷而南下抢掠，危害中原；目标之二是避免蒙古贵族坐大，从而产生觊觎中原政权的野心，而举兵反叛；目标之三是将蒙古改造成为保卫清王朝北部边疆的铜墙铁壁。为此，清政府自然要规定许多的限制条件来约束前来经商的山西商人的行为，当然也要给予不少的优惠政策以吸引山西商人，最终是要在目标实现、降低风险和晋商满意间寻求合适的平衡点。这意味着，一方面山西商人必须要在政府既定政策的限制下追求自己的最大化的利益；另一方面山西商人又要以自己的行为、努力来促进政策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转化。
二是如何协调和当地民众的关系。落后地区的民众缺少的是货币产品，不缺的是实物产品，对游牧民族来说，自然就是多马、牛、羊之类，但由于这些实物产品不便于储存、保养和管理，因而不被中原商人所接受。这意味着，山西商人要到蒙古地区开展贸易，必须解决交换媒介物的问题。
上述两个问题仍然困扰着当前许多的中国企业。比如，东部的企业进军西部时，仍习惯于用东部的政企关系、东部的消费者素质来看待西部的政府和民众，自然会有许多的不适应。还有，许多中国企业进军亚非拉市场、俄罗斯和东欧市场时，更是会遇到很多问题。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当地有很大的市场需求但缺乏硬通货，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开展贸易呢？
300年前的旅蒙晋商在开拓蒙古地区市场时，也碰到过这两个问题，研究一下旅蒙晋商是怎么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对今天的志在向西部进发、向亚非拉、东欧及俄罗斯市场渗透的中国企业当会有不少启发。
一、如何在政府的限制下开展贸易
入清以后，蒙古内附。清政府虽对历史上屡屡南下侵扰中原王朝的蒙古族存有戒心，但不同于明王朝与蒙古族封建领主之间的军事防御和对抗，而是利用蒙古族与汉族间“以其所有，易其所无”的经济联系，对传统的朝贡贸易、马市、民市等采取较大程度上的“宽限”政策，以满足上自王公贵族、下至旗部牧民对生产生活必需品的需求。不过，“宽限”不是没有限制，有时“禁限”仍较严格，比如顺治时期的“禁限”就很严格，当时清政权严重不稳，清王朝出于安定战略大后方，防止汉人反清怒火燃烧到蒙古草原的考虑，就明令“禁止民人出边”，甚至对蒙古驼马贸易严格控制。但是这毕竟是开放中的限制，开放总是为主的。随着清王朝政权的安定，加上军马马源不足，[1]康熙十三年（1674年），取消贸易限制，允许自由交易，甚至免除了驼马进入张家口、杀虎口的关税。这一宽松政策，是山西商人继明初“开中令”、明中期边市开禁后，得到的又一次大发展的机会。山西商人越过长城，闯出杀虎口，大踏步地向漠南（清代对内蒙的统称）、漠北（清代对外蒙的统称）、西北广阔地区以及俄国进军，促成了山西旅蒙商帮的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