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野
光重影叠的杂色文化背景是甘肃诗歌崛起的良性生态环境按照丹纳《艺术哲学》中的“环境说”，甘肃诗歌能有现今的遍地丛生和蓬勃发展之势，构成一道独特的中国当代文化风景，与复杂多样、形态变幻的地理环境不无联系。这里有荒漠戈壁、冰川雪域、丘陵山地、盆洼河谷、草原森林……正是丰富、感性而又永恒的自然风貌，滋养着千姿百态的诗歌——这种精神植物。对于人类生活来说，文化是其极富有磁性的内核，这当然是诗歌真正的养分。甘肃文化是杂色的，古往今来都是杂色的，只有交流与相互吸纳的趋势，没有整体意义的整合，这是很幸运的，因为文化的丰富、发展和所必需的活力，正是以多元为表征。如同对于文化的阐释一样，文化所包容的内容庞杂而深厚：人类与自然的角力、人类活动的流线与遗迹、人类的认知与发现、人类的想象与创造，几乎都属于其蕴藏的范畴。甘肃文化的交互与融溶程度由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内容、历史境遇、生活习惯与态度等方面的因子影响着，时而舒缓，时而急促，这种对应关系一直继续着。粗略些说，甘肃杂色文化主要构成因子大致有六个方面：历史文化、政治文化、宗教文化、民族文化、农耕文化、外来文化。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宗教文化也属于外来文化，但经过两千多年的流播与培植，已落地生根。因此，这里列举的外来文化主要指随着时代不同而流变着、侵袭着甘肃大地的域外异质。甘肃诗歌，就像浪花一样在这些文化流波里明灭着，那灵动的水质的花朵，无论是昙花一现后的永远沉寂，还是时间掐不灭的再再绽放，都用特有的潮湿浸润着古老的大地。人们不会因为赏读过诗歌而活得更阔绰体面，但是，经历过诗歌濡染将增加对生存的拷问和执着。许多时候，纯良的幻觉比理想更接近人性，这一点毫无疑问。异彩纷呈、生机盎然的甘肃诗歌景观
甘肃诗歌群落像这片土地上的植物一样名繁实重。一是题材广泛，视野远阔。举凡自然山水、故土家园、历史遗存、边塞风情、游牧活动、流浪印迹、军旅生涯、都市生活、厂矿企业、校园幻想、爱情小调、窟塔寺庙……所有这些都游走在甘肃诗人笔下。对于艺术来说，题材往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诗歌作品中，意象对时代特征和地域色彩的表现尤为强烈。如果没有这一点，那些述写乡土民俗的诗歌肯定要显得虚无缥缈。而语词的表演，常与政治品位、经济活动、生活流俗、存在观念等联结在一起。甘肃诗人大多以身边物事、景致以及严肃、紧张而富有趣味的生命状态来构写，因此在题材上更加宽泛、多彩。许多创作者已不再游弋于略显狭小的地方性，反而于注重生存体验的同时，将眼光放逐群山高原之外，寻找着新的描摹对象和抒发渠道。诗歌作品的内容常常能引人注目，这既是经验，也是一条创作准则。多样化的题材给了甘肃诗歌群落不少的写作途径，也给了阅读者新鲜、野性和不可多得的原始意味。在悲壮和苍凉之外，更多的或许正是战栗和悸动。
二是甘肃诗人的群落特征非常明显。这一点，更与杂色的甘肃文化相印证。雪域甘南就有一个庞大的群落，如阿信、桑子、伊丹才让；陇东黄土高原的诗歌群体代表人物有高凯、彭金山、王若冰、雪潇、叶梓、周舟、姚学礼、第广龙、陈默等；河西走廊绝对的狭长与相对的广袤正好适宜诗人引吭高歌，诗人的群现就在意料之中，如林染、梁积林、谢荣胜、杨献平、胡杨、孙江、张中定等；兰州是省会城市，各地精英汇流到此，也成为众多能披坚执锐的诗人的聚集地，一些散落在遥远州、县的诗人从原有群落游离而来，栖息在这里，集合起老、中、青结合的强大的甘肃诗歌梯队，脱口可呼：高平、何来、老乡、李云鹏、伊丹才让、彭金山、阳飏、人邻、娜夜、古马、唐欣、张子选、林野、叶舟、高凯、高尚、旺秀才丹、马青山、于贵锋等等。陇中、陇南的群落特征略显弱势，但也不乏优秀的诗人：小米、水湄、南山牛、尚建荣、小小、毛树林、崔俊堂等。正因为是丛生的，甘肃诗歌的群落特点非常明显，像一片片的森林，一块块的绿洲，一畦一畦庄稼长势良好的田土。在如今的社会情态下，我们很难有生长出参天大树的期待，但甘肃大地到处燃烧着绿色的希望之光。即使在一个县城，热爱诗歌者和诗歌创作者往往茂密、繁盛，如同野生的枸杞树或蒲公英，沿季风的吹拂确立收获的梦想，总有勃勃生机凸现在原野之上。
甘肃诗人的个体创作凸显出风格多样化
甘肃诗人笔致纷呈，光璨夺目。为甘肃诗人群落划分确切流派确实是很难的，尽管一些意象和技巧的碰撞与雷同不容忽视，则几乎每个诗人是一种写法，每个诗人都有一套自己的独孤九剑，只能从创作题材上大致进行分列。
1．西部叙述者。代表性人物主要有林染、张子选、孙江、古马、叶舟、谢荣胜、梁积林等。20世纪80年代，林染、张子选创作的充满西部情味的诗歌在全国很有影响。90年代，甘肃的西部诗歌创作者已从传统式样驳变，努力从旧有的意蕴中寻求突破和变化：林染护持着诗歌情结宝刀未老；叶舟的《大敦煌》和《西藏的红羊皮书》格外引人注目；古马的西部风情和对民歌的演绎日益显现出自我个性；阿信、桑子、扎西才让等在甘南坚持最后的操守——诗人的视线早已不拘囿于陇右山川。西部原本就是粗犷、悲怆、开阔，充满现代文明的异质和信息时代难以抵御的诱惑，而这种土壤，倒是很适宜诗歌的繁殖与生长。这里存在陌生、原汁原味，存在破损的文化遗产和漏洞百出的传统，当山川与苍鹰同时在时空的坐标上沉默，诗歌就会像岩石似的从青天崭露出来。
2．乡土叙述者。农耕文化在甘肃至今仍占相当大的比重，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洪流虽然每时每刻冲刷着这种古老得有些苍凉的文明，但二牛抬杠在甘肃千沟万壑间背影依旧，生存条件的严酷与生活知觉的严峻把许许多多农人牢牢地拴在黄土地上。诗人的良知决然不会逃避和掩饰这种社会现实，也永远会为那些在黄土地寻苗问粮的农人立言写照。而那些能生长出小麦、高梁和谷子的土地，也正是生长诗歌的地方。乡土诗的写作者主要有高凯、林野、倪长录、南山牛、妥清德、牛庆国、马青山等。很多的时候，流俗并不能泯灭诗歌的火焰，它们宁愿如同土豆一样在地下生长着，重要的是它们存在并继续着，雨水和土层提供了足以成活的养料，它们就有用微不足道的颜色和生命歌唱的理由。
3．都市叙述者。诗人是城市生活里的早醒者，他们手搭凉篷挡住华灯和玻璃的反光，他们从楼群和车流的间隙里喘息着，他们的诗歌就像城市上空游弋的风筝，那根细细的线索一直在攀援比尘雾和烟云更高的理想。这个创作群体中主要有唐欣、人邻、沙戈、草人儿、高尚、何来（主要是后期作品）等。
4．历史文化叙述者。历史是人类发展下去的酵母。许多时候，历史与现实仅仅是一纸之隔。彩陶的呼吸和我们今天玻璃器皿的喘息大同小异。诗人的笔尖敲打着远去的时间，但那些回声却在我们现代人的骨头里。我们经常和社会一样尴尬。面对现实生活，我们笑不出声音是由于喉咙的下半截早已栽倒在历史的尘埃里。正因为孤立无援，诗人才想起从那些发黄的纸片上寻觅蛛丝马迹。这类叙述者有：阳飏、杞柏、古马等。
5．思想叙述者。诗人思考的时候，上帝大概一般不会发笑。上帝早就知道生活是卑琐和纤小的。诗人至少知道用灵魂和嘴巴一起生活。精神从来都瘦骨嶙峋，苦难和艰辛常常肥头大耳。脚都迈进这么可惜的今天了，哲理肯定在马路边等待。这类叙述者有：高平、老乡、唐欣、林野、李云鹏。尽管每位诗人的笔锋切人口不同，但或多或少都能从社会肌体上刺出鲜血。
6．爱情叙述者。多少年来，爱情都是人们吟唱和赞美的对象。李清照、伊丽莎白、舒婷、林子等等女诗人用自己的灵魂蘸写出了一首首绝唱。正由于爱情的永恒和高洁，使得这个题目随时光的流变而新异和鲜活。在不少人的心灵里，爱情是苦悲和绝望的，甜蜜总短促而急迫，只有泪水和血液才铺就它永远的流程。在爱情诗词的写作上，男人总显得笨手笨脚，很少有人出别致的范式，柳永、李煜要算诗人中的异数。爱情和时间一样，也像以爬行替代奔走的乌龟，有强大的外壳和软弱的内质。这样一来，娜夜的诗更显得温婉、细腻，绵延中包藏着很大的弹性与张力。娜夜能够界分爱情的甜蜜与苦楚，她不张扬那些被人们惯常挥霍的习性，她从微妙的感觉里寻觅原有的活脱与无奈，她以表面的冷色调来处理内涵的庞大与冲动，她用个体验证、申诉共有的情感。在不少作品里，娜夜都摈弃了空洞，探视那些鲜为人知的秘密，她从自我中富有，她又从共同的认识里存活。剥开来说，舒婷绘制的是“大而化之的公共爱情”，娜夜述写的是“心电感应的私人爱情”。匡文留，栗子等人也有作品，大都从个人经验和轻巧中宣泄和铺排。
甘肃诗歌群落崛起的宏阔前景
客观地说，文学史上甘肃过路诗人的创作与实绩远远大于本土创作者，并留下了不少巧思佳构，尤其以边塞诗的流传见广。明朝陇东的李梦阳，也是难得的翘楚。20世纪初以来，白话诗在陇原的发展也举步维艰，只有当五六十年代李季、闻捷加以助推。出现了甘肃诗歌的悄然兴起，夏羊、汪玉良等本土诗人开始冲击中国自由诗歌阵营。后来随着队伍的日益壮大，甘肃白话诗歌渐露机芽，并在风雨中飘摇成长。
甘肃诗歌的真正崛起在20世纪80年代，诗人像星星一样闪烁在苍穹：高平、何来、林染、张子选、老乡、阳飏、匡文留……在西部诗歌创作群体中，林染和张子选留下自己的脚印，甘肃的风物和文化因子随着诗歌的翅膀，向远天飘飞。借西部诗歌的喧响声息，甘肃诗歌从全国诗坛取得了一席之地，创作者和作品越来越闪现亮点。
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随着杨牧和周涛先后游离出诗坛，西部诗歌在新疆多少显出群体上的弱势，并逐渐东移，甘肃诗坛反而更加热闹和繁荣。最重要的标志是本土诗人和学院诗人的加入，这使甘肃大地爆发出了异样的声响：题材更加杂芜、远阔。技法灵活多变，内容古厚而实沉。中国诗坛上，一张张陌生、清新的面孔不时闪现，并越来越多地引起人们的注目。很显然，剪纸、民谣、牛皮灯影戏、村树、夜光杯、青稞酒、古堡、老城墙、窑洞、群山、沟峁、鲜花盛开的草原……这众多为人们所关切的意象已不再像以前那样惟一和重要，更加年轻的歌者，在信息化日渐强盛的社会里，收拾原有旧物的同时，一点一点剔除流弊，开始挖掘新的诗歌意味。我们或许可以拒绝伪善的食物和慈悲，但谁能抵挡那些真诚的歌唱？血液还无时不在传递不朽的情谊，太阳总像日子一样美好，诗歌应该永远在未来纯净。
近二十年来，甘肃的文化沃土墒情很好，戏剧、歌舞、绘画等保持了良好的势头，在全国一再鸣响。2002年，以“在西部擎起一面中国诗歌艺术的旗帜”为呼号的《敦煌诗刊》在兰州悄然诞生，向甘肃良好的诗歌生态再次注入了令中国诗坛惊异的绿色。甘肃的诗歌创作像山梁一样拱起，诗歌作品排浪似的冲击着中国诗坛——全国有名的几家诗歌刊物，几乎每一期都有数位甘肃诗人的作品。虽说目前还缺少大家气度，但为数不少的诗人在创作实践中已逐渐形成了日臻完善的风格，创作视野大大开阔，表现手法灵活多样，许多诗人都很注重从诗歌传统、民歌和域外异质文化中汲取养分，诗歌作品每每能流淌出鲜活的生机：唐欣的口语化和民间写作基本实现了纯熟，他从幽默和反讽中埋藏着丰富、灵巧的艺术生命；阿信的目光总是像掠过古寺和山尖的苍鹰，俯瞰着牛羊滚动的草地，裹挟着木笛声和凄婉的雪地阳光，展开翼翅向猎物冲刺；从人邻的诗篇中，每每能听到泉水的丁冬声，能闻到草木的气息，那些温润的言语让人感觉到生活的暖意；阳飏老拿一把戒尺，击打着羊皮、门槛、书橱、歌谣和历史的碎片，他将生命和艺术莳弄得似睡非睡、半醉半醒；林野坚守艺术理想的《黑的白》以九行的精短、简约探索现代汉诗的另一套语言形式，并试图从稍显拘谨的短歌中唤醒人们的赏读情趣；高平近两年的创作在艺术上又有翻新，他2005年发表在《诗刊》上的《地球上只剩下最后两个人》别有韵致；高凯的乡土诗吸纳了古风遗存，像烤红薯或带雨的杏花，用泥质的芳香诱惑着流淌现代文明的城市；何来的《侏儒酒吧》无疑表达出老诗人的变奏和反弹；老乡的“怪诗”从野性里总能嗅察哲思的迷蒙……就是这一串省略号后面，值得警觉的是，如今，甘肃诗歌群落特征有逐渐衰落趋势。至今活跃在诗坛的仍主要是上世纪60年代出生者，70年代后出生的甘肃诗人能在中国诗坛驰骋的寥若晨星。虽然有杏黄天、陈吴、刚杰·索木东、水湄、尚建荣、杨维东等，但青黄不接、后继乏人已是甘肃诗坛的尴尬局面。
正如前所述，多重文化在甘肃大地的碰撞、对接与融合，为甘肃诗歌的勃兴创造了难得的机遇和焦点。经济的相对落后有时很难阻挡文化力的穿透和散播，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也无法规矩地成为正比例，甘肃诗歌正好提供了一条充分的例证。在甘肃境内，有许多条流量不同河岸蜿蜒的涓流，他们警惕地保持着个性，但最后都汇人祖国的母亲河——黄河。与此相印证的是，众多的甘肃诗歌之水必将汇流入浩浩荡荡的中国诗歌大河，也终将汇流人世界诗歌的海洋。
我们有理由也有信心相信这一点，因为我们离大河的源头是那么的近。
（作者：《敦煌诗刊》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