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长大了,西屋更老了,老得像拄着拐杖都会摔倒的老奶奶。可令我感动的是20世纪80年代初,“老奶奶”却为家里立下了汗马功劳。
西屋太破了,我那时一直希望母亲能把修缮西屋纳入家里的议事日程,可我母亲就是不肯。直到前几年二哥盖新房子时,才把西屋拆了,盖成了宽敞气派的大门楼子。西屋连站加蹲少说得有五十年。但在我梦里,西屋还是原来的样子。每次梦回西屋,我心里都有强烈的愿望:西屋千万不能倒,因为灶火就建在一进门、母鸡总把蛋下在靠里面的麦秸上,连我也会在母亲生气时,躲进西屋。
西屋具体盖于哪年,我没问过母亲。只听说西屋是给奶奶盖的。那时我们一大家子缺吃少喝,母亲怕奶奶跟着一起遭罪,便盖了两间土坯小西屋,让奶奶想吃点什么就做点什么。本来就是土坯垒的西屋,很难承受风雨的侵袭,可地震偏偏又跑来作乱,只有十六岁的大哥前脚把已是八十多岁的奶奶背出门,西屋后脚遭受了强震摧残,好在西屋只是南墙稍稍向外倾斜,其他并无大碍。奶奶去世后,西屋成了除冬天以外,一年三季的厨房。
在我小时候的记忆中,二哥和三姐因为吃饭而大打出手的一幕,时常在狭窄的西屋里上演。记得有次下学一进门就看到母亲从西屋跑出来,手里掂着擀面杖追赶二哥,而三姐用一条白毛巾拖着左半边脸在西屋灶前哭。但见母亲距离二哥还有三步时,手中的擀面杖却提前到达,只听二哥“啊”的一声惨叫,搂住了手腕粗的绒花树。受二哥的猛力冲击,如羽翼般轻盈的绒花应声散落。我站在门口吓得像个木偶,直到母亲喊我:“傻愣着干什么?还不快扶你三姐去找小老李上药去!”
后来我才知道二哥要喝稠乎乎的玉米面粥,而三姐没答应,二哥转身到院里抓起半头砖大小的一块红薯,投向三姐,那红薯不偏不倚砸在三姐太阳穴处,血顺着三姐脸颊流到脖颈和衣服上。
还有一次母亲因为三姐和二哥吵架的事殃及到我,我假装到外面躲避,后趁母亲不注意时,悄悄溜回家躲进西屋。担心母亲发现,我还用松软的麦秸盖在头上。眼看夜晚扯下它无边的黑袍,母亲仍不见我人影,她急忙发动左邻右舍四处寻找,可挖地三尺,都说没见我人影。母亲一屁股坐在地上,责怪自己不该让我受牵连,此时,知道戏演得有些过头的我,没顾上摘去发辫上的麦秸,怯生生站在母亲跟前。母亲把我从头看到脚,确定真是我时,破涕为笑。日后母亲问我:“你不是怕黑吗?怎么还跑到那里面待着?”
我这才想起其实自己最怕黑,莫说西屋,即使亮堂的北屋让我一个人待着,浑身也起鸡皮疙瘩,怎么在西屋里就没一丝恐惧呢?西屋虽然破旧,可我偏偏喜欢它。至今我还记得当外面热浪扑鼻时,迈进西屋的那瞬间,就像钻进摇着蒲扇的母亲怀里的那种惬意。由于长期做饭的缘故,西屋屋顶被熏得乌黑油亮,墙壁也呈现出一片棕黄,但我不觉得它丑,反而觉得它像一个冻得瑟瑟发抖的人,一下子闯进了生着火炉的屋子里——周身上下被无限的温暖所包围。
我想西屋一定把这些看在眼里、记在了心上,只是它不能像人一样对事情发表喜怒哀乐的看法罢了。天气闷热,母亲把一张芦苇席铺在西屋门口前,我躺在上面,缠着母亲讲我早已耳熟能详的牛郎和织女的故事;秋收季节,母亲在西屋摇曳的灯光下搓玉米、擦红薯片。母亲必须不停地忙,可即便这样也不能保证一家四口人吃饱肚子。
我长大了,西屋更老了,老得像拄着拐杖都会摔倒的老奶奶。可令我感动的是20世纪80年代初,“老奶奶”却为家里立下了汗马功劳。家里要翻盖北屋,母亲把能搬进西屋的,统统都搬了进去。不能搬的,用一块大苫布苫在西屋门前。从三月开始,到忙完夏收,新房子的墙面一直没干透,我和母亲及二哥一直挤在西屋里。在母亲九十多个不眠之夜里,西屋硬挺着为我们迎来一个个曙光、送走一场场阴霾。
到我离开家时,西屋还颤巍巍站在秋风中,不舍地目送着我,直到我在它的视野中消失。
每一年,我都更加相信生命的浪费是在于:我们没有献出爱,我们没有使用力量,我们表现出自私的谨慎,不去冒险,避开痛苦,也失去了快乐。
——约翰·B·塔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