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却的救主快要降临了罢，我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鲁迅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中这样写道，“我早想写点文字来纪念几个青年的作家（左联五烈士），这并非为了别的，只因为两年以来，悲愤总时时来袭击我的心，至今没有停止。我很想借此算是竦身一摇，将悲哀摆脱，给自己轻松一下，照直说，就是我倒要将他们忘却。”
站在鲁迅身后，为了纪念鲁迅及“鲁迅式的精神界战士”，钱理群教授“拒绝遗忘”：鲁迅是属于中国当代青年的，并由此把自己研究工作的目标归结为一点：尽可能如实地把自己所认识到的鲁迅的本来面目介绍给当代青年，使青年冲破种种曲解、误解而造成的迷雾，直接接触鲁迅作品，与鲁迅进行心的交流。于是“几十年来一直纠缠我的灵魂，使我坐寝不安的感情重担已经卸下，我还要再期待什么呢？难道我们这一代人就应该这样永远地惶恐而紧张下去么”？“不，是鲁迅所说‘竦身一摇’，将一切‘摆脱’，‘给自己轻松一下’的时候了”。步鲁迅后尘，“拒绝遗忘”其实是“为了忘却的纪念”。
有人说，普希金在俄国家喻户晓，他成为每个人灵魂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鲁迅已成为我们中国人灵魂的一部分，这是一面；另一面是，通过鲁迅审视现在，阿Q是否已化作我们血液中的有机部分在我们每个人的周身流转？在“血水里浴（过）”“碱水里煮（过）”，从而有着“丰富的痛苦”的钱理群教授接近和认识了鲁迅及“鲁迅式的精神界战士”，从中找到了自己的生命与学术，写作的基本立足点。面对“对鲁迅讲得太多，太过头”的言词，坚持：我们至今对鲁迅对我们这个民族的意义，对未来中国发展的潜在价值，还是认识得不够，现在不是“讲得太多”，而是要求“讲得更深入”，更不能将鲁迅“送进博物馆”，而要进一步在知识分子与全民族发扬鲁迅精神传统。
钱理群教授的关注、思考与研究主要是四大块，这也是《拒绝遗忘》的主要内容：一是对历史与现实的“国民性弱点”的反省与批判（该书第一辑：世纪思想遗产）。中国人多是“做戏的虚无党”，有迷信，有狂信，没有“坚信”，很少是“信而从”，而是“怕而利用”；中国是一个“文字的游戏国”，以此认识中国宣传的特点是缺什么就讲什么就明明白白了；中国的群众都是“戏剧的看客”；而中国知识分子有三重身份：既是“官（自然又有了新的名目）的帮忙、帮闲”，又是“商的帮忙与帮闲”，还是“大众（以及各种‘大众代言人’）的帮忙与帮闲”。背负因循，摆脱之道，唯在“立人”。钱理群教授认为：对于鲁迅，以争取人的精神独立与自由，反对对人的一切奴役为内涵的“立人”思想，是贯穿他的全部著述的中心思想，同时也构成了他的基本价值尺度，成为他的终生不渝的理想，以至信仰。
二是对知识分子（首先是对自我）的弱点的反省与批判（第二辑：知识者的心路历程）。曹禺戏剧生命流程成为“被改造”的标本，抗战时期知识分子精神史的一个侧面，王瑶“挣扎”的意义，“我与鲁迅”，等等，知识者的心路丰富着痛苦。
三是对本世纪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反省与总结，涉及鲁迅对“现代性”问题的思考与“现代性”目标的确立等为现实生活所激发的新问题（第三辑：精神死亡的大悲剧）。中国知识者“想”“说”“写”的困惑；“遗忘”背后的历史观与伦理观；我看九十年代北大学生……这是供奉精神的祭台。精神死亡表明鲁迅精神不可缺席。
四是对鲁迅式的“精神界战士”的寻踪，精神谱系的续接（第四辑：寻找“精神界战士”）。从精神祭台上下来，我们似无一味悲观绝望的理由，在这部分，我们看到穆旦、顾准等“鲁迅式的精神界战士”在“旷野”中面对“无物之阵”，在忧痛与孤独中求索，“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从根本上说，中国要发展，中华民族要中兴，离不开人文观照，绕不开“鲁迅”。向前进的中国总得有人关注鲁迅，探寻个体心灵，搜索全民族的“隐私”。虽然我们不可能人人像钱理群教授那样靠近鲁迅、有激扬文字，但我们至少可以借助钱理群教授的引导，瞻仰“鲁迅的遗容”。这里要多说一句的是，《拒绝遗忘》不是速食文化快餐，是“干粮”，没有什么水分，啃起来有些硬，不合现代流行胃口。说到鲁迅，“软”不起来，只能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