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书记是我23岁在中学教书时遇到的党支部书记。她从另外一所中学调来，据说在那里多年带高三毕业班。大概成绩斐然，升任了我们学校的书记。她40来岁，大眼睛，高颧骨，好像还有点龅牙，人是细高的，头发烫着大卷。我对她的第一印象并不太好，感觉有点刁，但这也就是我的感觉而已。
她很热情开朗，虽然刚来，并不端着架子。开党员会的时候，她会开玩笑地说：“猪爪儿们！”这是叫党小组长的，是学生们对“组长”的昵称。我那时刚从大学毕业没几天，是个在大学入党的预备党员，她却总是叫我“海老师”，从来没叫过“小海”之类亲切一点的称呼，这让我浑身不自在。
那时，我父亲病重住院，我天天像个倒霉的影子，在学校上完自己的课就直奔医院。她某天对我说，学校领导要去医院看望我父亲。我竭力劝阻，不愿意给领导们添麻烦，她则坚持说一定要去。我虽然不大情愿，但心里还是很感激。不料几天后，她把我叫到办公室，说领导们比较忙，去不了了，然后拿出几罐麦乳精让我带给我父亲。我辞谢，她坚持，最后我只好收下。但我心里想，一定是她主张去，别的领导不愿意去，才是这个结果。心寒的同时，我还是对她充满感谢的。
我这样想，并非偶然。我们的校长在通过不正常渠道知道我想跳槽之后，对我充满了反感。甚至有一次，我走在寂静的走廊里，看到远远的另一端校长也走过来，我正琢磨怎么跟他打招呼时，他迟疑了一下，转身向一个侧面楼梯走去。因为这下迟疑，让我一下看穿了他的内心。
如果，一个年轻教师教书吃力，又不招领导待见的话，命运不会太好。我只好灰头土脸地忍耐。果然，一年之后，面临我的预备党员转正和实习转正两个讨论。最后的结果是荒谬的。我党员转正了，实习没有转正。这就像，一个人同时大学毕业了，却没通过中学毕业一样。原因很简单，书记主持党务，校长管着教学。据书记对我说，她做那些反对我党员转正的人的工作说：“她还这么年轻，要是档案里记录下预备党员没转正，以后的路还怎么走？”这是很语重心长的理由，仿佛挽救失足青年。
但我去意已决。为了能争取她的帮助，我试着想跟她私下里谈谈。我问她家庭住址，她一再说自己周末有事，一副谢客的样子。但我的朋友们给我支的招儿恰是给她送礼！最后我好歹问下她的住址，约好了时间。我当时最好的朋友陪着我，买了水果和烟酒去看望她，礼物价值百十来块钱。拉上朋友，是因为她的社会经验远比我丰富，能在我笨嘴拙舌的时候为我圆场。谁想我俩准时到的时候，她留了一张字条在门上，人已经走了。她条上说：“海老师，我等了你一个中午，实在不能再等了。我还要到我妈家里去看望她。”这是典型的金蝉脱壳。
朋友果然是高，说既然来了，咱们还是把东西放在邻居那里，让人家帮着转给她吧。于是，我也当场写了一封信，表明了自己的愿望，希望她能帮助。又下楼买了信封装好，连同礼物一起交给了她的邻居。
现在想想这些往事都很可笑，送礼笨拙，求情笨拙，当初的自己真是什么都不会。直到现在，我也不会说奉承话，头疼给领导送礼，往往见了领导就赶快缩起来。在这一点上，也着实没什么长进。
徐书记却相当老练。不久的一个冬日夜晚，八九点钟，她和一位党员老师敲开了我家的门，又把礼物送了回来。想来她已经向组织汇报了此事，又拉了个证人来。看着我家逼仄窘人的环境和我一脸的哀愁与无奈，她劝我还是在学校踏实教课，她保证到第二个暑假会给我转正，那时我再考虑去留。我也天真，对她又是充满了感谢。其实，教育局也不会同意，让一个年轻的实习教师两年都不能转正。所以，她的保证真是顺水人情。
第二年暑假，我转正后就离开了学校，独自到社会上去闯荡了。出去几年之后，她派人给我打电话，让我把党费交齐。我如数把钱寄去。
巧的是，1996年冬天，我去现在报社应聘的路上，在地铁里正好碰上了她。她先认出了我，主动跟我打招呼。她问我情况，我那时正在失业，如实相告。她安慰了我几句，因为车来了，就匆匆话别了。我想，我给她的印象一定是混得不咋地，那也的确是事实。
似乎是又过了两年，同样是在地铁，刚上车，我就发现身旁站的正是她。她还是叫我“海老师”。我惊讶地问她干什么去，她说自己已经调到区党校去了，现在去城里进修。她得知我已经找到了适合的工作很高兴，并安慰我：“你放心，你的事早晚得解决，教育局老扣着你的档案也不是事。”这话出自一位党务工作者，让我备受鼓舞。我没有问她为什么调离，想来那个是非之地也不是好待的地儿。没坐几站，又上来两个年轻女孩，热情地喊她“徐老师”，原来是她带过的学生，已经上大学了。我没有跟她多聊，只是问了她的地址，后来给她寄过一次我编的报纸。
2000年，我的档案终于从教育局拿了出来。但是，里面却被记录，我因不交党费，算作自动脱党。这时我才恍然大悟，那时徐书记派人通知我交党费的时候，一定是她要调走的时候。有人要借着党费说事，她就让我赶快把党费交了。只是迟钝的我，后来没有再寄党费，也不晓得其中的利害，只是一厢情愿地认为，我的党员关系会和档案关系一样，等我取出来的时候都会续上。在一个人不在场不知情的情况下，党支部开会决定这个人算作自动退党，想必也不是党章规定的。他们这样轻易地葬送了我的政治生命，比起徐书记当初语重心长的挽救，令人齿寒。
徐书记，现在我竟然已经想不起她的名字了，大概当初就在心里把她的官职当作了她的名字。她应该是个好老师，从地铁里那两个女孩见到她的激动样子，就可以想像她在学生中多受爱戴。当时，那两个学生指着我问徐书记，是不是我也是她的学生。她说不是，是以前的同事，那两个女孩不好意思地吐了吐舌头。可是，我一直觉得，她对待我，一直有一种对待学生的感情。虽然谈不上呵护，关照却是不断的。但我又是她的同事和下属，必要的距离，她也很会拿捏。她是处在一个成人社会，而我一直生活在自己单纯的状态中，看不清形势，看不懂脸色，只凭着年轻的倔劲儿乱闯，甚至到了不计后果的地步。这样的孩子，吃亏是必然的，青春晦暗也怨不着别人。在这灰暗阴霾的日子里，她是一缕冬日阴天的阳光，虽然热度有限，毕竟给了人一点温暖。所以，我至今还记得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