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已不仅仅是世界重要论坛的“谈资”和“话题”，而切切实实地成为全球最大的公共产品。然而，谁来提供，怎样提供这一公共产品以及如何分配提供公共产品的收益、承担提供公共产品的成本，成为气候变化这一“全球问题”背后最大的问题。
历史上的全球公共产品要么由发达国家提供，要么由国际组织（国际公约）来提供。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在承担成本的同时也更多地获得了公共产品的收益。然而，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没有一个国家有能力单独提供这一公共产品。由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的美国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现有的国际组织或国际公约也难以提供一种实现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框架和模式。并且各国利益诉求迥异，国际气候谈判陷入了一种类似“囚徒困境”的境地，应对气候变化迫切需要新的治理框架和模式。
作为世界人口最多、地域辽阔的国家，中国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最大受害者之一，也是最大的利益相关者之一。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世界各国正在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同时，中国也承接了发达国家的产业大转移和能耗、碳排放的大转移。中国在为世界作出经济贡献的同时，也同样作出了巨大的能源贡献。中国的发展不可能再重复西方国家工业化所走过的道路，不可能再充当“追随者”的角色。中国在实现绿色崛起的同时，必须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上发挥“领导者”的作用。
２１世纪的中国必须同时应对两大挑战：一是要保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消除能源消费结构不合理造成的环境破坏和温室气体过度排放，降低经济发展真实成本（主要体现在外部成本上，中国煤炭消耗每年的外部成本高达１ ０００亿美元）。二是在国际社会上扮演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的角色，承担国际责任，推动与美国等大国的合作，共同提供全球公共产品。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问题，过去几年间，政府已经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应对这一挑战。中国“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两项相关目标：一是到 ２０１０年确定单位G D P能耗下降２０%；二是确定主要污染物（包括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１０%。２００７年６月，中国国务院成立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２００７年６月初，中国政府发布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把建设生态文明写进执政党的政治报告，并强调“加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为保护全球气候作出新贡献”。这表明，中国政府具有强烈的政治意愿，通过自己的绿色发展、绿色崛起为世界作出绿色贡献。２００７ 年前三季度，中国在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单位 G D P 能耗在 ２００６ 年基础上继续下降，同比降低 ３%；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由升转降，同比分别减少１ 。８１%和０ 。２８%。这一重大转折，标志着中国在环境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站到了一个新的起点上。
创造应对气候变化的新的治理框架和模式，需要负责任的领导者协调各国利益，推动美国等高排放国家改变现有的能源消费结构和高能耗的生活方式，推动大国合作，重构与气候变化有关的国际组织或国际公约。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经验表明，只要应对措施得当，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谈判和制定可以成为国内改革的催化剂。我们完全有信心以参与和领导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为契机，发展低碳经济，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