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所谓好诗，应该是能够给读者以精神营养和审美愉悦的，有助于社会精神境界提升的，应该是经典性的，有着长久的艺术魅力，可以传世的。好诗的必备素质，具体说来，大致有三条：永恒的主题，卓越的艺术表现，以及诗人高尚的人格风范。
永恒的主题
作为好诗，其主题首先应该是永恒的，是能够穿越时空，对人类有着久远的感召力和感染力的。
吾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
凿井而饮，
耕田而食。
帝力何有于我哉？
这首《击壤歌》相传是唐尧时代的民歌。作息的自由自在，饮食的自给自足，天、地、人三者和谐统一，山高皇帝远，帝王的威力和影响似有若无，这充满诗意的田园生活令人神往。作为中国上古的诗歌，历经数千年，至今仍然脍炙人口，其热爱生活、崇尚自由、藐视皇权的主题，应该是一个首要因素。此歌为后世乐道，传诵不已，则是由于社会生活的非理想化，王权帝力的专制统治和苛捐杂税的残酷剥削给人民带来的无尽的哀怨，造成的强烈反差。
诗的主题大致有三种，即社会主题、自然主题、人生主题。诗是关怀人的。人有社会本质，也有自然本质。当诗关怀社会、关怀社会人的时候，即具有社会主题；当诗关怀自然、关怀自然人的时候，即具有自然主题。社会主题与自然主题叠印时，即为人生主题。真善美融会于这三种主题中，都可能成为诗的永恒的主题。
社会主题的诗为社会抒情诗，即通常所谓政治抒情诗。诗在关注社会时，应该是人类良知和社会正义的化身，关切民生疾苦，政治清浊，忧国忧民，愤世嫉俗，表现对美好的社会理想的讴歌和呼唤，对社会现实非理想化的焦虑和不满。从先秦屈原，盛唐李、杜，直至近代龚自珍、秋瑾，中国诗歌的这一主题源远流长。
政治抒情诗要想传世，要想避免速朽的命运，先得弄清诗与政治的关系。在政治看来，诗以及一切文学艺术，都应该匍匐在其大旗之下，事君事父般无条件地为其服务。在诗看来，诗有自己的尊严和使命，既不能一概拒绝为政治服务，也不能盲目为政治服务。诗在关注社会时，必须独立自主地审视政治，审视时代，善则扬之，恶则刺之。诗人应该有这样的自信：政治是变幻的，诗则可望是永恒的；政治是世俗的，诗则是不乏神性的；政治可能是肮脏的，诗则必须是圣洁的。诗不可不假思索地为政治鼓吹，更不可昧着良心，阿谀权贵，粉饰太平，欺世愚民。诗人们应该了解，传诵至今的历代诗歌名篇，没有一篇是以阿谀粉饰见称之作。谀上、邀宠、饰非、愚民者或可得逞于一时，决不能得计于永远。
最有时代特色的东西，有时恰恰是最有时代局限的东西，速朽的东西。改革开放前出版的文学教程，在评述中国古代文学或外国文学作品时往往有这么一句套话，“由于阶级的和时代的局限……”当代的人们总是自以为正确，自以为是历史的裁判者，却忘了自己也可能不正确，也将被历史所裁判。而曾经充斥媒体的当代许多政治抒情诗的表现是令人遗憾的。作为某种时代精神的传声筒，作为某种流行的政治话语的分行转述，它们往往乘时而作，其兴也勃焉，待事过境迁，其亡也忽焉。试想，上一世纪五六十年代独领风骚的政治抒情诗，如今还有几首可传可诵？改革开放前那些喧嚣一时的颂歌和战歌，如今还有几首可堪卒读？反胡风、反右、大跃进、反右倾、文革……当那些政治运动被逐一否定之后，当“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被重新命名为“十年浩劫”之后，作为那些运动中“写中心唱中心”的产物，不成为殉葬品入土为安岂不怪哉！例如，在乍暖还寒的1957年，郭沫若这样“用鲁迅韵”：“右派猖狂蠢动时，温情那许一丝丝！已将率土成公物，竟有幺魔倒大旗。毒草必须成粪壤，争鸣方好咏新诗……”在天真烂漫的1958年，有这样一首“民歌”：“单干好比独木桥，走一步来摇三摇；互助组好比石板桥，风吹雨打不坚牢；合作社铁桥虽然好，人多车稠挤不了；人民公社是金桥，通向天堂路一条。”在饿殍遍野的1959～1961年，贺敬之这样放声歌唱：“桂林的山啊漓江的水，祖国的笑容这样美！”在十年浩劫中，有这样一首响彻云霄的颂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来就是好来就是好……”其真伪善恶美丑，是非曲直，还须留待后人评说吗？由于其主题经不起历史的检验，其作品注定速朽，即便其艺术上不无可取之处，如有句无篇的《桂林山水歌》。
诗的主题要有永恒性，面对政治，美刺两端应该侧重于刺。因为在其位谋其政，对于为政者，为政有方是其本分，失职渎职是其罪过。为政者受雇于社会公众，其地位原本是社会公仆，岂有仆人完成了（甚至根本没有完成）本职工作，便要受用许多肉麻的赞歌颂歌谀歌之理？孔夫子关于诗的社会功能的兴观群怨说，有一条“可以怨”，却并没有与之对应的“可以颂”，这是意味深长的。纵观诗史，传世者多《离骚》一脉怨刺之歌，却绝少颂圣之作。
自然主题，有时是生命主题。这类诗关注的是人的自然存在，其思绪常萦绕于人的生命存在的目的和意义，即所谓“生命意识”，萦回于宇宙时空以及人与它的关系，即所谓“宇宙意识”。表现的常常是生命个体存在的困惑：我从哪里来？我为何而来？我往哪里去？谁与我同去？由于天地悠悠过客匆匆，由于生命个体存在的终极悲剧的阴影笼罩，及宇宙时空的渺不可知，这类诗的情调大都是悲凉的：
天也空，地也空，人生渺渺在其中。
日也空，月也空，东升西坠为谁功？
金也空，银也空，死后何曾在手中！
妻也空，子也空，黄泉路上不相逢。
权也空，名也空，转眼荒郊土一封。
——[明]僧悟空《万空歌》
如一张写满了的信笺，
躺在一只牛皮纸的信封里，
人们把他钉入一具薄棺材；
复如一封信的投入邮筒，
人们把他塞进火葬场的炉门。
……总之，像一封信，
贴了邮票，
盖了邮戳，
寄到很远的国度去了。
——纪弦《火葬》
这一类主题，没有必要回避，也没有必要沉湎其中。没有必要指斥为“腐朽没落的剥削阶级世界观的表现”，也不必因为它是对生命的“终极关怀”，就认为它是诗歌的唯一有价值的主题。生命如此短暂，终点隐约可见，此种悲凉，是人生的悲凉，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无论是皇亲国戚还是草芥小民，只要是人，谁都无法逃脱这种悲凉，死神并不对某一阶级某一种姓格外关照。而既然人有自然的和社会的双重本质，诗就应该有对人的双重关怀，终极关怀和世俗关怀，终极关怀并不能取代世俗关怀。
自然主题，有时是自然理趣、自然情怀。如曹操《观沧海》：“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如李白《望庐山瀑布》：“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当诗人面对浩浩大海巍巍高山，面对某种让人怦然心动的自然景观，发出由衷的赞叹，这其中可能有着某种社会隐喻或人生感慨，也可能纯粹是对大自然的歌咏，别无寄托。咏叹自然的诗篇，其中有无人生或社会的寄托，并非判别其立意高下的标准。强求寄托，实际上是否定了自然主题的诗。这里的一种令人向往的艺术境界是，“寄意在有无之间，慷慨之中自多蕴藉”。
人生主题的诗，或表现人生志趣，如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如杜荀鹤“宁为宇宙闲吟客，怕作乾坤窃禄人”，如黄宗羲“死犹未肯输心去，贫亦其能奈我何？”或表现人生哲思，如刘大白的《旧梦之群（三十六）》：
少年是艺术的，
一件一件地创作；
壮年是工程的，
一座一座地建筑；
老年是历史的，
一叶一叶地翻阅。
三个排比，精警洗练，道尽人生要谛。也许诗人的原意只是抒写一种人生体验，怡然自得于紧张奋斗后的宁静澹泊境界。我们却不妨把它理解为人生格言，言人生各个阶段当如是行：少年当早立宏志，自我设计，草绘人生蓝图；壮年当坚实施工，抓紧自我实现，构筑理想大厦；这样待到晚年，检阅人生履历，才不至于“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人生主题的诗，更多地表现的是人生情怀，包括亲情、友情、爱情和家国之情等。
为什么说自然情怀与社会情怀相叠加，即为人生情怀呢？这是因为人生情怀既有自然属性，也有社会属性。我们大致可以这样说：爱情=性吸引 社交的需要，友情=克服孤独感 社交的需要，亲情=血缘 社交的需要，乡情=亲情以及爱情友情的延伸，爱国之情=乡情的放大。性吸引是异性相爱的自然基础，但纯粹由于性吸引而导致的宿娼、恋尸行为，就不能说是爱情了，爱情还有它的出于情感交流、心心相悦需要的社会属性。纯粹表现性心理、性体验的诗，也不属于爱情诗，以主题分类，与其归入人生主题，不如归入自然主题（生命主题）。友情的自然基础在于克服孤独的需要，有实验表明，人在与世隔绝的持续的绝对孤独的状态下甚至难以生存下去。亲情基于天伦，基于血缘，也基于社交，亲人之间，也有一种社交的需要。人是自然的人，也是社会的人，社交是社会人的一种不可或缺的情感需要，这正是爱情、友情、亲情的社会属性。而思乡之情、爱国之情可以合称家国之情，家国之情是亲情以及爱情、友情的延伸和放大。没有亲人以及爱人、友人（即便他们已经故去）的地方，怕是很难勾起我们的故乡故国之思的。
人生主题的诗，其魅力在于志趣高远，哲思隽永，情怀真挚高洁，艺术表达别致而得体。
卓越的艺术表现
诗的表现，一在语言，二在意象。诗想要有卓越的艺术表现，新颖隽妙的意象、独具魅力的语言，两者至少具备其一。
以意象取胜者例子很多。古人的咏物、写景之诗可以说全是意象诗，成功之例比比皆是。其直抒情怀时，随机嵌入一二意象，即以意象取胜者，也不鲜见。新诗中，郭沫若作于五四时代的《凤凰涅槃》以凤凰的自焚与新生，呼唤和讴歌中国的革命，20年代，闻一多的《玄思》以非禽非兽不伦不类的蝙蝠，在黄昏的天空里兜圈子，借喻思想者的苦闷彷徨，冯至的《蛇》将相思比作一条寂寞而执著的长蛇，出人意表，都是意象取胜的典型之例。离我们更近的例子是上海女诗人张烨的《求乞的女孩，阳光跪在你面前》，诗中说，当沦为乞丐的小女孩跪在阳光下向路人乞讨的时候，阳光就应该带着负罪感，跪到可怜的小女孩面前去，这“下跪的阳光”的意象，真有点儿匪夷所思：
淡黄的长发披散着
宛如玉蜀黍的缨穗遮掩
珍珠般的脸盘
为着小小的愿望
你低垂着稚嫩的脖颈
默默地跪在阳光下
你是否觉得阳光也跪在你面前
就像树跪在落叶的苦难面前
以语言取胜的，历来也不乏其例。《楚辞·远游》一篇有这么四句：“惟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长勤。往者余弗及兮，来者吾不闻。”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即由此衍生而来，只因语言更加流畅自然，琅琅上口，便青胜于蓝，甚至让后世读者只知有青，不知有蓝了。
而语言是构筑意象的材料，语言与意象，两者常常密不可分。例如，象征派诗人李金发的《有感》：“如残叶溅血在我们脚上，生命便是死神唇边的笑”，意象既奇崛，语言亦警辟。歌词作家王健的《歌声与微笑》：“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意象既隽美，语言也流丽。“蝶来风有致，人去月无聊”，《随园诗话》记载的这一联诗，也是语、象俱佳，堪称绝唱。
诗人的人格风范
中国传统诗论强调“知人论世”，即解读作品，必须了解作者其人，了解作者所处的时代和社会，强调诗品与人品的统一。
诗在关注社会时，诗人应该是社会的良知，人民、民族或人类的代言人。中国人推崇的诗人风范，是屈原、杜甫式的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是陶潜、李白式的蔑视权贵，孤高自许，以及林和靖远离尘嚣梅妻鹤子式的真率飘逸。现代诗人绿原1949年写过一首《诗人》，我辈为诗为人，不可不奉为座右铭：
有奴隶诗人
他唱苦难的秘密
他用歌叹息
他的诗是荆棘
不能插在花瓶里
有战士诗人
他唱真理的胜利
他用歌射击
他的诗是血液
不能倒在酒杯里
真正的诗人都是一身傲骨遗世独立的。“我也不登天子船，我也不上长安眠，姑苏城外一茅屋，万树桃花月满天。”唐寅何其潇洒！而将诗“倒在酒杯里”以阿谀权贵，将诗“插在花瓶里”以粉饰太平，这是真正的诗人所不屑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阿谀粉饰最是诗家大忌，是诗人及其作品最不该具有的品质。或者说，阿谀粉饰者根本就不配称为诗人，阿谀粉饰之作根本就不配称之为诗。奴颜媚骨原本与诗无缘，高贵的诗神一旦拜倒在世俗权贵面前，一切耀眼的光环顿时都会黯然失色。“你该高傲，如一面旗，/你该锐利，像一把剑”，“你要知道，世世代代/荆棘编就诗人的冠冕。”以名节尊严为代价，以诗事主，充当佞臣，或可换取一时封赏，分得一杯残羹，但纵观诗史，从来就没有瓶中花、杯中酒式的粉饰阿谀之作成为传世之作。而一个时代如果对阿谀粉饰一类的东西大加倡导，对忧国忧民的真诚歌哭大加挞伐，那一定是一个虚弱的病态的时代，一个没有希望的行将就木的时代。
诗人贵有人格。世人推重人格。人格即诗格。人格卑劣者难有好诗，纵有好诗亦难传世。不因人废言是不大可能的。汪精卫早年投身革命，谋刺清朝摄政王载沣，失败后被捕下狱，曾赋诗明志：“慷慨过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作为一首“就义诗”，何等英武豪迈！比起谭嗣同《狱中题壁》：“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也并不逊色。然而，待他做了中国的头号汉奸，在南京大屠杀的坟场上做了日寇傀儡政权的头目，谁还记得他曾经也是诗人呢？本世纪西方文本主义批评，将作品看做是一个与作者、读者、社会无关的独立自足体，无疑是十分偏颇的，是信奉“知人论世”的中国人所难以接受的。
上述好诗的三种必备素质，就是诗的“三要素”情思、意象、语言的最佳组合，加上诗人的人格风范。这也正合于诗品与人品相印证相统一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