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经洞被发现后，当时的敦煌县知事汪宗鞭会同地方士绅前往检视。他们大致翻阅观览一遍，汪宗翰尚懂得这批文献文物的历史价值，嘱咐王道士善为保存，并向王道士索取一些画像、写经，当做官场交往的礼品送给他人。后首先对这批文献文物特别珍视的是甘肃学政叶昌炽，他建议甘肃藩台衙门，将这批文献文物如数运解省城兰州保存。被清政府以运费难筹为由推脱并下令就地封存1904年3月，敦煌县衙命王道士将藏经洞重新封闭，王道士乘封存之机又偷拿私藏一部分，私下盗卖和馈赠官绅。从此秘密宝藏流失关陇甚至北京，一时间遐迩闻名，风靡世界文化界。
二、敦煌莫高窟文化艺术的劫掠与破坏
20世纪初期，敦煌莫高窟及其藏经洞中的文献文物遭受了空前的劫掠和破坏。那些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探险家”、“考古学家”、“游历者”、“考察者”，在“被洞窟中成千上万个优美的画像惊得发呆”的同时，疯狂地劫掠和破坏，摧残了这一世界的优秀的人类共有的文明成果。
1905年，帝俄勃奥鲁切夫探险队首先至敦煌，盗走古经卷一批。1907年3月，英国人斯坦因（原籍匈牙利)随带翻译蒋孝琬至敦煌莫高窟，经三个月密谋策划，贿通道士王圆箓，盗走六朝至宋代经卷、写本共24箱，约万余卷，另有佛像绣品及绢画500余幅，偷运至伦敦博物馆。1908年7月，法国人伯希和（原籍安南河内）来到敦煌，又贿通王道士，盗走珍贵文物6000余卷，并摄影数百帧，偷运回国。
为了掩盖自己的盗行，伯希和捡取少数经卷，于1909年在北京公之于众，中外震惊。中国北京学部遂于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命甘肃当局，将剩余残卷尽数运至北京。自此敦煌官绅上下，惊诧异常，方知经卷之珍贵，争相捡取，共拿走约2000余卷，王道士又趁机暗藏一部分。当时，起运北京的经卷仅剩8000余卷，王道士暗藏偷拿的卷子，又陆续被外国人骗买劫掠而去。
1911年10月，日本人吉川小一郎和桔瑞超，潜来敦煌莫高窟，先后四个月，从王道士手中，吉川骗买写经100余卷，精美彩塑两尊；桔瑞超骗买经卷369卷。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来敦煌，再次从王道士手中骗买去经卷600卷。同年，俄国人奥尔坦布鲁克也盗走古经卷部分。1922年，白俄陆军少校阿连阔夫，率残部500余人，由新疆奔逃敦煌莫高窟。他们将洞窟和寺院中的门窗、匾对劈碎当柴烧，并在洞窟内架锅生火做饭。莫高窟壁画大片大片被烟熏火燎无法辨认。更有甚者，他们为了盗宝，将大量泥塑断手凿目，挖心捣腹，肆意破坏。敦煌莫高窟损失惨重，壁画彩塑破坏严重。
1924年，美国人华尔纳潜来敦煌莫高窟，他见藏经洞已空，深感晚来一步，面对精美的洞窟壁画遂下决心要“剥尽这里的一切而毫不动揺”。他用化学胶布粘走了唐代等精美的壁画26幅，并盗劫盛唐彩塑数尊。其间，斯坦因之后，伯希和之前以及其后，俄国“探险者”科兹洛夫、奥登堡等人，也来到敦煌，劫掠盗运走了大量的文献和文物。
这场历时二十多年，参与者涉欧、美、亚洲的文化大劫掠、文明大摧残，给中国方至世界的文化事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是中国乃至世界文明史上的耻辱：每一位中国人，每一位爱好和平的人，都应当牢记这文明与文化史上空前悲惨的一页。
公元589年以前，厉于北朝佛教艺术范畴，人物造塱、内容布局、鹿型、色彩和装饰纹样的选用，都与北周接近.
公元589年以后是隋代艺术极盛期，壁画上细致繁面的风格和塑雇衣禧彻底改变了阶梯式的作法而变为贴体流杨的衣纹，窟型先有须弥山式中心塔柱，后多是西壁开龛或西南北三壁开龛的覆斗顶方形窟或人字披顶方形窟，又有了三面开龛的中心龛柱与前那三铺大蒙结合形式。
绘画出现了阿弥陀经变、药师经变、弥勒上生经变、维摩诘经变等，壁画制作上出现了重染两颊、眉楞，突出额角、鼻梁、下领的染色法，又有了浅染五官四周，甚至纯白面鲡的做法。
在原地方风格基础上，面临中原与西域两重熏染，准备了新的艺术繁荣期到来的基础。
有陏代的余绪，亦有如220窟的成熟艺术，长安新画风随着唐王朝进军西域而来，东西交通畅通，莫高窟艺术迅速出现了新面貌
武则天时期，其佞信佛教，对西域甩兵频繁，为莫高窟的发展推波助弥。
莫高窟艺术愈趋成熟，具有丰寓的艺术表现能力和多样化的表现形式，敦煌本地画工和中原京、洛地区各派风格结合，新画风、新技法不断出现，甚或有内地匠师参与绘塑。
不同的绘塑艺术作品、反映了对佛教思想的各自不同的理解，受到当时信众的崇拜和景仰，其艺术成就也得到今天观者的称赏。
吐蕃时代莫高窟艺术与盛唐时期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但窟形、龛形和壁画内容有显着的变化，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每窟经变数量增多。
洞窟制作考究，覆斗形窟顶，方整的四壁，尽顶帐形龛及佛床、壷门，无不严整、精巧一壁之上，不仅画二至四铺经变，而且在壁画下面部分还画十二至十四扇屏风。屏风内所画各品比喻故事细节，与上方经变中盛大的法会场面相配合，收到了精致细腻的艺术效果。
吐蕃时代石窟艺术对后来晚唐、五代、宋、西夏的继续修造以深远的影响。
艺术内容与艺术形式无重大的改变，主要是世家豪族（张氏、索氏、李氏）纷纷以“报恩”、“庆寺”为名，营造了不少洞窟。
个别洞窟出现了一些新的形式，特别是张、李、索三姓与三个僧所开大窟，反映出河西地区与中原的联系比吐蕃时期有所加强。
五代除了世族豪门继续修建了一些大窟，还在曹氏祖孙的支持下对莫高窟进行了全面的维修，加修窟宝：缩小甬道门，对保存壁画和塑像都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同时，群众结社造窟也很普遍。
五代的艺术风格是晚唐的继续，特别是焦墨痕中咯施微染的壁画画法被广泛应用，其色彩鲜丽、线条刚劲，代表了五代、宋初壁画的基本格调。但艺术表现的程式化也逐渐严重起来。
五代、宋不但政治上有不可分割的连续性，而且石窟艺术也是一脉相承，中原艺术的影响仍起着主导作用。
60万年前一2.5万年前（旧石器时期）在敦煌及其附近地区，新疆东部，内蒙古西南部，甘肃西北部的玉门、酒泉、嘉略关等地先后发现和采集到旧石器时期人类的打制石器，证明其时已经有人类活动于敦煌及其附近地区。
2.5万年前一5000年前（新石器及中石器时期）
在敦煌及其附近地区，新疆东部，内蒙古西南部，甘肃西北部敦煌、玉门、酒泉等地先后发现和采集到公元前4000-5000年前后、公元前3700年前后的人类聚落遗址及大量牧畜狩猎型的细石器文化遗物。有磨制的石刀、石斧、石坠、石刮器等，还有陶纺轮、骨器、兽骨、灰坑和陶片等遗物。可证其时敦煌及附近地区人类的活动更加频繁，已进入人类氏族社会时期。
公元前约3000年一公元前约1600年三危流沙地，羌戎所居，江淮三苗族迁于三危，敦煌及附近地区是各族人耕牧养殖之地。玉门市清泉乡火烧沟遗址文化类型为其代表。
公元前约1600年一公元前770年(夏、商、西周时期）羌戎与三苗融合，耕牧养殖经济进一步发展，与夏、商、西周王朝有战争发生。
公元前770年一公元前476年(春秋时期）瓜州地。《左传》昭公七年载：“允姓之戎，居于瓜州”。秦穆公“益国十二，遂霸西戎”。羌、戎、三苗进一步融合。
公元前476年一公元前221年(战国时期）乌孙强大，驻牧敦煌地区。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二十六年）乌孙、月氏相继驻牧生活于敦煌地区。
公元前204年(汉高袓三年）大月氏居敦煌、祁连间，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
公元前174年(西汉文帝前元六年）匈奴冒顿单于破月氏，月氏西迁，匈奴人居敦煌祁连间。公元前138年(西汉武帝建元三年）汉武帝派遣张骞经敦煌第一次出使西域，联络月氏，共同抗击匈奴，经13年，于前126年返抵长安。
公元前121年(汉武帝元狩二年）骠骑将军霍去病西击匈奴，置武威、酒泉郡，敦煌地域隶属酒泉郡。
公元前120年(汉武帝元狩三年）暴利长遭刑屯田敦煌，渥洼池获“天马”献于帝，武帝特命司马相如、李延年作歌，颂其事。
公元前119(汉武帝元狩四年）张骞再次出使西域，赴乌孙，前115年归。
公元前115年(汉武帝元鼎二年）“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设官田，斥塞卒六十万军戎田之”。时，敦煌开设屯田。
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元鼎六年）汉王朝设置敦煌县，徙民以实之。
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元封三年）赵破奴出敦煌虏楼兰王，破姑师（车师）。汉“酒泉列亭障至玉门矣。
公元前105年(汉武帝元封六年）汉封江都王刘建之女细君为公主，嫁乌孙王昆莫，出塞路过敦煌。
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太初元年）贰师将军李广利出玉门关西伐大宛，未果，退兵敦煌。上书请奏罢兵，武帝怒，下令军有敢入者，斩。”贰师恐，遂屯兵敦煌。公元前102年(汉武帝太初三年）军正任文屯兵玉门关，援贰师二次伐大宛。翌年获胜而归，得汗血马三千匹，大宛人亦学得汉人掘井技法。
公元前101年(汉武帝太初四年）李广利西征获胜，复经敦煌而还，封海西侯。从此自敦煌至盐泽(今罗布泊）往往起亭。
公元前91年(汉武帝征和二年）以太子为首发生宫廷政变，牵连者数万人，胁从者皆徙敦煌郡。
公元前89年（汉武帝征和四年）重合侯马通率四万骑出敦煌，击败匈奴控制之车师(姑师）。公元前88年(汉武帝后元元年）汉王朝设置敦煌郡，郡治敦煌县。
公元前12年(汉宣帝本始二年）汉派田广明、赵充国等五将军，率军十五万，自敦煌西出，与乌孙五万骑，夹击匈奴获得胜利，自此匈奴衰败不振。
公元前65年(汉宣帝元康元年）敦煌索万力屯田西域伊循城，推行井渠法。
公元前64年(汉宣帝元康二年）龟兹王与夫人朝汉，官员、侍从和车骑浩荡，往返途经敦煌。公元前59年(汉宣帝神爵三年）西汉王朝设立西域都护府，治所乌垒城。
公元前53年(汉宣帝甘霓元年）破羌将军辛武贤率军一万五千，出塞讨伐乌孙，至敦煌通渠积谷以备战，后未出塞而还。
公元前15年(汉成帝永始二年）将作大将解万年，以治昌陵无功获罪徙于敦煌。
公元9一23年(王莽新朝时期）改敦煌县为“敦德亭”，广至县为“广桓”。
公元16年(新莽天凤三年）西域叛乱不绝，丝之路阻塞不通。
公元23年(淮阳王刘玄更始元年）陇西成纪人隗嚣起兵反莽，尽有酒泉、敦煌等河西地。
公元25年(刘玄更始三年，东汉光武帝建武元年）窦融据河西各地，自称五郡大将军，敦煌属之。
公元32年(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敦煌太守辛彤随窦融征隗嚣，被封扶义侯。
公元73年(东汉明帝永平十六年）窦固、耿忠出酒泉，率敦煌诸郡兵击败呼衍王，取得伊呑庐地，留吏士屯田。
班超为窦固假司马，随率三十六吏士出使西域。
公元74年(东汉明帝永平十七年）窦固、耿秉、刘张出敦煌西进西域，恢复西域都护及戊己校尉，西域复通。
公元75年(东汉明帝永平十八年）车师、匈奴合兵进攻西域都护，敦煌、酒泉太守奉命率兵救援，北虏惊走，车师复降。
公元76-77年(东汉章帝建初元年一二年）东汉王朝撤西域都护和戊己校尉，西域诸国劝留班超，班超遂留并再定西域。
公元91年(东汉和帝永元三年）班超为西域都护，驻龟兹，西域五十余国皆纳贡内附。敦煌太守始主持进行了在西域各地的军事经济活动，敦煌遂成为统辖西域军政中心。
公元102年(东汉和帝永元十四年）班超奉诏自西域经敦煌东返洛阳。
公元107年(东汉安帝永初元年）西域诸国频攻都护任尚、段禧，汉以“道路险远，难相应处”，诏罢都护，遂弃西域并闭玉门关。
公元119年(东汉安帝元初六年）敦煌太守曹宗派遣长史索班率千余人屯伊吾。车师前王、鄯善王来降附汉。旋即北匈奴来犯，索班全军覆没。曹宗诸兵西进，不果。
公元120(东汉安帝元初七年、永宁元年）班超建议在敦煌复置护西域副校尉，遣西域长史屯楼兰。
公元123年(东汉安帝延光二年）敦煌太守张上书谏：“西域不可弃，西域弃则河西危。”于是汉以班勇为西域长史，出屯柳中。
公元124年(东汉安帝延光三年）诏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减罪一等，诣敦煌、陇西及度营戍守，公元125元(东汉安帝延光四年）班勇发敦煌、张掖、酒泉六千骑及鄯善兵大败匈奴伊蠡王，西域复通。
公元127年(东汉顺帝永建二年）班勇约期敦煌太守张朗率河西四郡兵三千，破焉耆。
公元129年(东汉顺帝永建四年）于田杀构弥王，敦煌太守徐由上书，求讨于田，不果。
公元132年(东汉顺帝永建七年、阳嘉元年）北匈奴呼衍王入侵车师后部，敦煌太守发诸国兵及玉门关侯、伊吾司马，合六千三百骑往救。
公元135年(东汉顺帝阳四年）敦煌往救车师后部兵不利而还。
公元137年(东汉顺帝永和二年）敦煌太守裴岑率郡兵五千败北匈奴呼衍王于蒲类海，后人“立德祠，以表万世”。
公元151年(东汉桓帝元嘉元年）北匈奴犯伊吾屯城，敦煌太守司马达率敦煌、酒泉、张掖属国兵四千余进军蒲类海，驱逐北匈奴。
公元152年(东汉桓帝元嘉二年）于田杀长史王敬，敦煌太守司马达欲率诸郡兵讨伐，不果。公元153年(东汉桓帝元嘉三年、永兴元年）敦煌太守宋亮，立车师后部故王军就质子卑君为王。
公元159年(东汉桓帝延熹二年）敦煌索靖出生。（索靖字幼安，为晋司空、安乐亭侯。惠帝太安二年卒，享年65岁。）公元168年(东汉灵帝建宁元年）凉州剌史孟佗率领敦煌兵五百人，会同西域长史张晏率焉耆、龟兹、车师兵三万余人讨疏勒，攻城四十余日，不克而还。
公元221年(曹魏文帝黄初二年）曹丕下诏，封爵敦煌人张恭为关内侯，并任西域戊己校尉”。公元222年(曹魏文帝黄初三年）鄯善、龟兹、于阗遣使至魏，西域复通。
公元227年(曹魏明帝太和元年）仓慈任敦煌太守，“抑挫权右”，“以渐收敛民间私仗，藏之府库”，打击豪强，抚恤贫民。
公元231年(曹魏明帝太和五年）仓慈保护西域各国商旅，为其提供各种方便，西域各族称其德惠，敦煌成为胡汉交往之都会。
公元249-250年(曹魏齐王嘉平元年一嘉平二年）皇甫隆任敦煌太守，改进落后的耕作方法，推广犁耕耧种，致使“庸力过半，得谷加五”。
公元265-266年(曹魏元帝咸熙二年，西晋武帝泰始元年一西晋武帝泰始二年）敦煌和尚竺法护西游归，始译经典，为敦煌初期译经最多之德。其弟子竺法乘，于敦煌立寺延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