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融张伟
国现代文坛上，三十年代前后，曾涌现了一批以很大精力从事散文创作的作家，如：丰子恺、梁遇春、方令孺、吴伯箫、缪崇群、何其芳、李广田、陆蠡、丽尼等。他们在散文领域中，都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甚至还成为一代大家。虽然，由于生活道路和思想认识的局限，他们的作品还没有能够深刻而广阔地反映出尖锐复杂的社会现实，但是，他们以自己的笔，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反映、表现出那个动荡年代的风貌；在艺术上，他们的作品更有着各自鲜明的创作特色，从而丰富和发展了五四以来散文创作的业绩。这里论述的缪崇群，他的名字对于读者来说，颇有生疏之感；这是一个不该冷遇、然而几十年来一直遭到冷遇的作家。
一
缪崇群，笔名终一，江苏六合人。1907年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一生坎坷，贫病交迫。1945年1月，正当风华盛茂之际，却溘然病逝于重庆北碚江苏医院，享年三十八岁。
缪崇群多才多艺，著作甚丰，在小说、散文、翻译等领域都有耕耘和收获，但倾其毕生心血的还是在散文创作方面。他开始发表作品于1928年，以后在短短的十余年间，仅在散文方面，就奉献出：《唏露集》（1933年2月北平星云堂版）、《寄健康人》（1933年11月上海良友版）、《废墟集》（1939年9月上海文化生活社版）、《夏虫集》（1940年7月上海文化生活社版）、《石屏随笔》（1942年1月上海文化生活社版）和《眷眷草》（1942年8月上海文化生活社版）等六部集子；病逝以后，他的好友韩侍桁和巴金先后又替他编选了《唏露新收》（1946年2月上海国际文化服务社版）和《碑下随笔》（1948年11月上海文化生活社版）两部散文集。此外，还有不少作品没有收集，散见于当时的报刊上。缪崇群的这些散文作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和风貌，留下了自己的生活道路和思想烙印，显示了他在散文创作方面的独特风格及其发展轨迹。
根据缪崇群的生平和他的创作实际，我们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少年求学时期。缪崇群原籍江苏六合，但从小生长于北平。父亲是大学教员，母亲也有文化。然而父母的关系却不融洽，家中成员多有疾病，还在他求学期间，哥哥、母亲先后病逝。如此沉重、阴郁的生活环境，使他从小就养成多愁善感的性格。他曾说：“因为早熟一点的原故，不经意地便养成了一种易感的性格。每当人家喜欢的时刻，自己偏偏感到哀愁；每当人家热闹的时刻，自己却又感到一种莫名的孤独。”（见《守岁烛》）他善于观察、思索，而却拙于交际、应酬，这种沉默寡言的孤僻习性一直影响着他的一生。他在北平读完小学和初中，于1923年，十六岁时转入天津南开中学上高中。当时的同学有靳以、韩侍桁等，他们对他后来的生活和创作产生过一定的影响。1925年，他东渡日本，就读于庆应大学文学系，1928年学成归国。三年的异国生活使他广泛地观赏了日本的山川风光，并且接触了日本的风俗民情，更体验了日本贵族官僚的骄横淫逸和劳动人民的纯朴友爱，这些都成为他后来从事散文创作的一个丰富的源泉。
第二阶段，创作前期。少年的家庭生活和十几年的求学生涯，给他的生活和思想烙上了深深的痕迹。他自己也产生着一种强烈的创作欲望，因此，在他的前期作品中，这方面的惠材占着相当大的比重．1928年归国后，他便勘奋写作。他与鲁迅有过通信、投稿关系，在《北新》、《语丝》和{奔流易等刊物上发表过一系列的作品。1930年，他在南京参加了中国文艺社，并担任了大约半年的《文艺月刊》编辑。期间，由于受周围环境的影响，曾在《文艺月刊》上发表了两篇讽刺“普罗文学”的文章，造成了恶劣的影响以后，由于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以及在编辑方针上与王平陵等人产生分歧，便辞退了该刊的编辑工作。就在这个时期，他结识了杨晦、巴金等著名作家和评论家，在他们的帮助和支持下，他于1933年先后出版了《瞬露集》和《寄健康人》，这两本是他前期创作的主要代表作；1939年出版的《废墟集》，所收大都是1937年以前所写的作品。在缪崇群的前期创作里，主要写自己的生活和发生在周围的凡人小事。如对亡母、情人的追怀之恋，对师长、同学的思念之情，对异邦社会的感慨描绘等等。他写来如叙家常，明白晓畅，而又时时处处散发着深沉真挚的感情。显示了他平实、精细的风格和善于抒情的特长。
第三阶段，创作后期。七·七芦沟桥事变，如一声巨雷，震撼了中华大地。兵戈相侵，国土沦亡。人民辗转沈寓的悲惨遭遇，创痛深切的感慨情怀，都不能不或多或少地反映到抱有正义感作家的笔底下。因此，不少进步作家的作品，大都以抗战前后作为划分创作和思想转变的标志。缪崇群也走着这一条道路。抗战爆发后，他拖着虚弱的病体，流亡于湖北、广西、云南和贵州等地，以教书为生，一度当过《宇宙风》的编辑，最后落脚在四川重庆。他于流亡途中，饱经风霜，世态百相，尽收眼底。随着生活的巨变，视野的开阔，他的散文风格也发生了可喜的变化。虽然平实、精细、真挚和亲切的基本格调末变，但是作品中原来比较狭小的天地逐渐变得开阔，纤细的感情逐渐变得坚实，爱憎更显分明，作品也更具时代性和战斗性。这些特点在他后期创作的《夏虫集》、《石屏随笔》和《眷眷草》等集内都得到比较充分的体现。1942年，他规划了《人间百相》的宏大写作计划。他设想对人情世态作一番心灵的探索，也想给世间的魑魅魍魉描下丑恶的脸谱。但是，他只开了一个头，病体阻碍了他的工作。他困居在重庆北碚的最后两年中，写得很少。1945年1月15日凌晨，他因患肺病咳血、长期不治而悄然长逝。当时报上刊载噩耗的标题是：一代散文成绝响！犹如盖棺论定，使人惋惜不已。
二
在缪崇群的前期创作里，回忆少年生活的篇章，占着很大的比重，《唏露集》里几乎全是幽思的囱忆之作。这些篇章大都是写人的，尤以女性为多。他同情这些被人压迫、蹂躏的弱者，歌颂她们的善良、纯真和友爱，谴责主宰她们命运的强暴者们的骄横、野蛮和自私，这是这组作品的共同主题。然而，毋庸讳言，沉郁和伤感又是这组作品的共同基调，这和作者的生活和性格有着密切的关系。
缪崇群的个性是孤寂的，哥哥和母亲的相继早逝，在他心灵上添了几道创伤，父亲的拈花惹革导致了父子关系的疏远和隔膜。为此，他曾两度离开家庭，远走他乡，自谋生路，他的心情也就可想而知了。后来，他在描绘阖家团聚的除夕夜晚时说：这个家“没有一点生气，也没有一点温情，只有像垂死般地宁静，冰雪般地寒冷。”（见《守岁烛》）在这般境况下，那充满温情柔绪的少年时光，堪称青梅竹马的昔日伙伴，是怎样地勾起他的退想和回忆！
他一再在文章中吐露自己的心事：“回想，唯有回想了；也正如同纸上的画饼与梅子：充不了饥肠，也止不住口渴。”（《童年之友》，载1930年10月《文艺月刊》笫1卷第3期）“我除了凭吊那些黄金般的过往以外，哪里还有一点希望与期待呢？”（《守岁烛》）流逝了的少年岁月，往往为作家们所珍重和追忆，以至回味和寄托，从而用历史的折射来针砭黑暗和丑恶。而缪崇群的这组回忆文章，交错着对人生的探求和怅惘的忧愁，从而使我们感觉到，它一方面表现了作者对黑暗、腐败现状的极端不满，另一方面，也表明了作者与当时许许多多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样，为残酷的现实撞得头破血流，看不到光明的前途，只能从回忆中寻找精神的寄托。恰如杨晦在《〈唏露集>序》中所说：“他于寂寞中领略一点人生的真味，于凄苦中认识一下自己的面目。”
缪崇群的这组回忆文章，感动人们的无疑是他的真诚，是他在追忆中寄寓着的情丝和爱憎。在《守岁烛》中，他写道：除夕的夜晚，母亲塞给他一包用红纸包着的压岁钱，他觉得自己长大了，知道母亲终年辛苦节俭，省下一点钱不容易，因此不愿接受。母亲却说：“唉，孩子，在父母面前，八十岁也算不上大的。”夜深了，他和母亲按照传统习俗，相对坐在烛前守岁。烛光下，香烟里，低声听着母亲的絮语，他感到自己愉快地融化在母爱之中。“佛前的香气，蕴满了全室，烛光是煌煌的。那慈祥，和平、闲静的烟纹，在黄金色的光幅中缭绕着，起伏着，仿佛要把人催得微醉了。”多么深情的描绘，多么亲切的回忆，母亲慈祥的身影，跃然纸上。
缪崇群从第二个散文集《寄健康人》开始，描写的题材渐趋宽阔，视野投向复杂而多变的社会现象，这是一个可喜的转变。《旅途随笔》、《南行杂记》和《凤于进城》、《北南西东》等篇就是这个转变期中留下的珍贵记录。这些作品记叙的大都是旅行途中的日常见闻，从细微、平实的生活琐事中，暴露出社会的黑暗和官场的腐败。在朴素婉曲的叙述中，夹以精辟的独特的议论，抒发了作者心头的积愤和对社会世态的感叹，是富有现实意义的优秀之作。这说明，一个作家只要真正地面向生活、面向社会，就可以改变或突破自己思想和认识上的局限。
在缪崇群的前期创作中，发表在《申报·自由谈》上的《没有雪——1933年北国风景线》，虽然没有被收入任何集子，但是篇值得引起充分注意的重要作品。这篇文章于1934年3月连载七天，长达七千余宇，这在他的散文创作中是少见的。文章的副题是：“1933年北国风景线”，作品摄取了当时北京城的战时画面：有趾高气扬地飘浮在“西交民巷”上空的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国旗，有在我国国土上耀武扬威、横冲直撞的日本军队，有在战争爆发时忙于搬运家私、乘飞机逃命的国民党将领，有被强征来的平民和骆驼组成开往前线送命的运输队，有在与前线失去联络给养、变成惊弓之鸟的几十万国民党官兵……作者从白描中央着讽刺，含蓄里蕴藏着愤慨，从容写来，动人心肺。
在《没有雪》一文中，作者既愤怒地控诉了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罪行，也沉痛地鞭挞了置广大民众和士兵于脑外，而只顾搜敛钱财，仓皇出逃的国民党将军。宇里行间充满了爱国的激情和正义的呼声，思想和艺术上都达到较高的成就，堪称一篇难得的佳作。从这些优秀作品中，可以看到缪崇群的创作风格有着可喜的转变和发展。
三
从“九·一八”起，缪崇群目睹了国土的沦亡，自己也遭受了妻死家破的祸灾，这对他寂寞的心灵起着莫大的撞击；“七·七事变”以后，他东转西徙，日夜奔波，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正因为如此，他的眼界开阔了，作品的题材也拓宽了。他在1938年5月写给巴金的信中说：“战争会使民族觉醒，我以为，作为民族革命的战争除了使民族醒觉以外，而且会更速更近的得到战果：一个新世界，人类里面居大多数的被压迫的人们，每个人获取了他的新生。”（见《碑下随笔·短简（二）》）确实，缪崇群在这个时期的散文创作是获得了“新生”。他已从个人狭窄的小圈子里挣脱出来，开始更多的考虑国家和人民的命运，为他们大声疾呼，为他们奋笔疾书。在流亡途中，他虽孑身独处，潜心写作，但是他的心与国家命运是相通的。日寇侵略的铁蹄践踏着神圣的国土，人民在苦难饥饿中的呻吟哀号，统治者却无动于衷，照常花天酒地，腐败无能，……一切的一切，使他忧心忡忡。他生性寂寞，不善交际，绝少朋友，惟一能表达自己的忧思、排遣内心的积郁，就是不停地写作。他抗战以后出版的第一本散文集——《夏虫集》，收录的大都是于1939年间的作品。作者在这本集子里，以莫大的义愤，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罪行，倾吐了长期郁积在内心的愤懑，体现了人民对神圣抗战的信念和意志，这恰是《夏虫集》中最为突出的主题。我们翻开目录，仅仅从《血印》、《天样的仇恨》等标题上，就不难谛听到那废墟中多少含泪的呼喊和带血的控诉。
可贵的是，缪崇群并没有沉浸于悲愤之中，作品更多的是洋溢着昂奋的激情和必胜的信念。在《苦行》中，作者先讲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故事：从前在一个热带地方，有一个土人高举着手，等待鸟雀在他的手掌上搭巢结窠，别人嘲笑他是傻子，他却屹然不动，以苦行的精神来忍受无数的困难和折磨，鸟巢到底在土人的手掌上搭成了。作者赞叹道：“我陡然悟觉了苦行的道理，它好像一道闪光，照明了我在生命途中的一个指向。”接着，宣言似的说：
“我在高举着我的手，柴枝般的手，只是为了一种招示：记住我们的敌人！认清我们的敌人！
反抗他们！战胜他们！我的手永不放下！真理一定会在上面搭起了一个巢窠来！”凛然的正气，必胜的信念，至今读来仍感人肺腑。
与上述作品不同的，是总题为“夏虫之什”的咏物小品。篇幅短小，文笔精细，虽然缺少昂奋的激情，但含蓄蕴藉，委婉有致，具有深刻的哲理性。这组短文共十一篇，除第一、二篇外，每篇咏一种夏虫。它以象征的手法，曲折地抒发了作者积极进取的志向和愿望。由于作者采用拟人化的寓言手法，文外的涵义尤为丰富。如咏《蝇》篇说：“趋炎走势，视膻臭若家常便饭的本领，我们人类在它们之前将有愧色。……但无论如何，他总算是一员红人，炎炎时代中的一位时者，留芳乎哉！遗臭乎哉！”三言两语，下笔如神。这确实是在写苍蝇，但用来比拟那些卖身求荣的汉奸，又何尝不恰如其分呢！请看《臭虫》篇，他写道：臭虫有一个别名，叫“南京虫”。十几年前，当他在日本留学时，一天房东太太指着这种令人生厌的小虫，带着滑稽相地问他这叫什么虫时，顿时使他感到侮辱，一种强烈的民族尊严使他机智地回答道：“那小东西么？东京虫哩。”在记述了这桩十多年前的琐事后，作者还巧妙地加以发挥，说，“像这样侵略不厌，吃人不够的小敌人，我敢断定他们的发祥地绝不是属于我们的国土之上的。”作者的意图和感情流露得相当明晰而又强烈，读来使人肺腑洞开，拍案叫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