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要树立“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在搞好经济建设的同时，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各项事业全面发展。一是树立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提高全民科技、文化、教育水平，加快新技术新成果的推广，加快科技成果向生产力的转化，科技立项经营投入争取逐步递增。二是牢固树立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思想，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认真贯彻《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发展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特别是学前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加大教育投入，保证教育经费的逐年增加，鼓励社会办教育，培养跨世纪人才。三是坚定不移地贯彻计划生育基本国策，落实各项政策、措施，严格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缓解人地矛盾和其他矛盾。四是抓好县(市）、乡、村三级医疗卫生网络的建设，加强对传染病、地方病的防治，加强医政药政管理，提高全民健康水平。五是提高广播电视的入户率和收视率，加强文化新闻媒体阵地建设，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六是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继续实行分级管理、齐抓共管的措施，全面维护社会秩序，净化社会风气，为经济建设和社会文明事业的发展进步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七是认真搞好宗教工作，不断巩固和发展党与宗教界的爱国统一战线，使信教与不信教的群众团结起来，共同致力于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
(三）进一步明确民族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
1.紧紧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要把调整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当作促进发展的大事来抓，力争2010年在民族地区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
2.结合民族地区的实际，充分调动各民族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逐步缩短与全省其他地区的发展差距。维护目前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努力保持在发展过程中的社会稳定。
3.要进一步强化农牧业基础设施建设，解决人畜饮水困难，增加有效浇灌面积，努力提高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增加粮食总产量，力争民族地区粮食自给。扩建抗灾保畜基地，进行草场退化处理，围栏种草，增加饲料总量，保持草畜平衡，提髙牲畜的出栏率和商品率。
4.要进一步加强工业企业的挖潜改造，依托当地资源，面向国内外市场，发展具有民族地方特色的地方企业、乡镇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争取在“九五”期间，民族地区有一批能够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的支柱企业，扭转财政紧张的局面。
5.积极加快市场体系建设，发挥民族地区群众经商灵活的优势，以及在中东、中亚地区和其他国家有独特的经贸和往来关系的优势，巩固和拓展国际市场，促进民族经济与国际国内市场的交融，带动整个民族地区第三产业的发展。
6.着力加强交通、通讯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民族地区搞活流通。分期分批对现有主干公路进行改造，完善公路的初级网络，扩大电话的普及率。建成兰州一临夏一合作光缆通讯设施。
7.积极发展科技文化教育事业。加快民族地区科技文化教育事业和民族地区科技人才的培养，降低青壮年文盲、半文盲率，提高适龄儿童的入学率，加强科普知识教育，尽快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重视先进技术的推广和应用。
8.根据各民族县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按照分类指导的原则，加快民族地区区域经济发展。
(四）建议修改《民族区域自治法》，依法加快民族地区的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现在的《自治法》已越来越不适应发展的需要，进行修改势在必行。这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自治法本身有一”定缺陷。如，自治法的内容多属指导性、概念化、原则性的，在实践中不便操作，也难以落实；自治法中没有规定相关的法律责任，实施过程中得不到法律保障，大量的违法行为得不到及时制止或制裁，自治法逐步演变成上级对自治地方的“政策”。自治法本身的先天不足，导致在贯彻中的“人治”思想干扰，特别是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管理方面的自主权和上级国家机关的帮助等方面的条款，在贯彻过程中往往出现部门规章大于法、“一刀切”等现象，落实的难度很大。第二，自治法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产物，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其中很多的内容巳自然失去其效力，有的与其他法律相抵触，其作为基本法的严肃性受到挑战。因此，必须把修改自治法的工作提到重要议事日程，尽快修改。
(五）建议国家将少数民族绝对数较大的省份列入民族省，对有的民族实行全国统一的政策。我国除5个自治区外，少数民族相对集中的省如云南、贵州、青海等省区被列为民族省，享受相应的扶持照顾政策，对促进这些省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目前，全国特别是西部还有一些类似的省份，他们虽然少数民族人口在总人口比例中还占不到10%，但少数民族人口的绝对数较大，经济发展滞后。如甘肃省全省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9.36%，但少数民族人口绝对数较大，超过宁夏、青海，分布也很广泛，贫困面大，1997年，甘肃民族地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297元，而同期全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6050元。甘肃又是一个边远欠发达地区，1997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稍强，发展差距大，发展困难多。因此建议国家把甘肃省列为少数民族省，享受同类扶持政策，以加快全省包括民族地区脱贫致富的步伐，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甘肃是全国五大藏区之一。甘肃藏区包括甘南州和天祝县，总人口86.4万，总面积5.3万平方公里，其中藏族人口接近40万。甘肃藏区毗邻青海省海南州和四川省阿坝州，是甘、青、川三省藏区的中心，但经济社会发展却明显落后于邻近地区。国家对青海、四川的藏族自治州每年除定额补助外，还安排了一定数额的定向发展资金，甘肃藏区则没有享受到这一政策，与西藏的优惠政策相比，我省藏区得到的国家帮助就更少一些。对同一民族的不同政策，导致我省藏区特别是藏族群众心理失衡，意见很大。因此，建议国家将甘肃藏区纳入全国藏区的总范畴中，起码享受与周边地区同等的中央扶持政策，并在安排藏区资金时给甘肃藏区特殊支持，以促进甘肃藏区的发展。
说明：
本文完稿于1998年10月，上报和发表时署名“牟本理、郭长乐、马虎成”，本人为撰稿人。
本文获1998年度全国统战理论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
五十年来东乡族研究简述
新中国成立之前，有关东乡族的研究只有几篇零星的报道，未见系统的研究文章，研究工作可以说是一片空白。新中国成立后，于1950年成立东乡自治区，而后又改称“东乡族自治区”，并于1955年正式成立东乡族自治县。东乡族被承认为一个民族和民族自治政权的成立，对东乡族的研究逐渐引起党和国家的重视，对东乡族的研究也开始起步，并在社会历史、宗教信仰、语言文字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东乡族的研究处于停顿状态改革开放以后，对东乡族的研究开始重新起步并迅速发展，逐渐由浅人深，研究领域、研究深度大为扩展，取得了一系列成果。继而，本民族的学者开始涌现，东乡族的研究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下面，我们对50年来东乡族的研究状况作一简要概述。
一、语言文字研究
东乡族被承认为一个民族并成立自治政府以后，对东乡语的研究首先引起了苏联学者托达叶娃的兴趣。她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东乡地区对东乡语进行了调查研究，回国后，于1959年在苏联的民族学刊物上发表了第一篇研究东乡语的论文——《论东乡语》（俄文）。这篇论文的问世，标志着关于东乡语的研究正式起步。之后，托达叶娃在《中国的蒙古语的方言》一书上发表了另一篇论文——《东乡语》（俄文），而后于1960年正式出版了第一部研究东乡语的专着——《东乡语》（俄文）。托达叶娃的这一系列成果的问世，表明东乡语的研究首先引起国际上的注意，也表明这一时期国外学者对东乡语的研究走在前列。此后，汉族学者刘照雄于1964年在《民族语文》上发表了第一篇由中国学者撰写的论文——《东乡语概述》，使我国的东乡语研究有了起步。但是，刚刚起步的东乡语研究在随后爆发的“文化大革命”中停滞了Q20世纪70年代末和改革开放后，东乡语的研究再次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首先，内蒙古大学蒙古语言研究所的布和等人，率领一批研究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在甘肃省民委少语办的配合下，深入东乡地区，对东乡语进行了系统调查，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并以这些材料为基础，进行了整理和研究，先后发表了十余篇论文，四本专着，使东乡语的研究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内蒙古大学亦因此而成为东乡语研究的一个基地。此外，刘照雄基于20世纪60年代对东乡语的调查，于1981年出版了《东乡语简志》一书，也是东乡语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20世纪80年代是东乡语研究的一个高潮期，期间以内蒙古大学和中国社科院民族语言研究所为据点，出现了一大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使中国学者对东乡语的研究第一次走在了国际前列。尤为可喜的是，期间还出现了几位东乡族自己的语言研究学者，如马国良、阿·依布拉黑麦·陈元龙等，他们的出现，为东乡语的研究注入了新的血液。他们发表了近十篇论文，而且草拟了两份《东乡语文字方案》（草案），虽未获成功，但标志着东乡族本民族学者开始成长，也标志着东乡语的研究空间开始扩展。
20世纪90年代，随着内蒙古大学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至东乡地区搜集到的材料被分析、使用已尽，加之东乡本民族的几位学者退出研究领域而出现了暂时的停顿，但随后由于美国、韩国、日本、蒙古等国的学者加入到东乡语的研究队伍，东乡语的研究重又获得生机，尤其是韩国学者金瑞卿、美国学者KenthField的加入，使东乡语的研究又有了突破。这些学者以新的视角、新的观点、新的理论、新的方法，对东乡语进行了深入细致地研究，而且都是以大量第一手材料为依据进行研究，为此他们花了大量的时间进行调查、学习，掌握东乡语。如美国学者KenthField，他于1992年到临夏地区学习东乡语，于1996年完成博士论文，后几经修改于1998年通过论文答辩，其间花了6年时间；韩国学者金瑞卿于1995年开始学习东乡语，于1998年完成其博士论文并通过答辩。
可以说，东乡语研究是东乡族研究领域中最受国际瞩目的领域，在这一研究领域中成果之多、水平之高、程度之深，是东乡族研究领域中不多见的。
二、文化艺术研究
(一）民间文学
对东乡族文化艺术的研究，起步于对民间文学的研究。建国后，党和国家比较注重对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此项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最初是从对民间文学的搜集开始的，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已初步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改革开放后，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工作重新繁荣，取得了可喜成果。20世纪80年代的主要成果多为搜集和整理的民间文学作品，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间文学的搜集和整理工作暂时停顿，但对民间文学的研究成果显着。
民间文学搜集、整理、研究方面的主要成果有：郝苏民、马自祥编写的《东乡族民间故事集》（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1年出版），该书共收集优秀的民间文学30余篇，包括传说、童话、人物故事、机智人物故事等，是第一部东乡族民间文学作品集，此书曾获首届全国民间文学创作二等奖。与此同时，甘肃人民出版社也编写了一部名为《东乡族民间故事选》的作品集，其内容大体与《东乡族民间故事集》雷同。此后郝苏民于1987年编了一本《东乡族、保安族、裕固族民间故事集》（上海文艺出版社），共收集40余篇东乡族民间文学作品。这些民间文学作品的搜集、整理对研究东乡族的历史、经济、宗教、心理、道德、文学和语言提供了直接和间接的资料，同时也为东乡族民间文学的研究提供了素材，为日后开展的对民间文学的研究打下了基础。多年来，对东乡族叙事诗《米拉尕黑》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1980年，汪玉良根据民间流传的叙事诗《米拉尕黑》，通过搜集、整理，再加以创作、扩充，改编成文学作品《米拉尕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获得了首届全国民间文学创作一等奖，引起国内外民间文艺学家的关注。1982年马自祥收集、整理了《米拉尕黑》的原始版本，于同年发表在《甘肃民间文学》上，这部长诗中保存了许多关于东乡族语言、文学、艺术、历史等方面的宝贵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和文学价值。
随着20世纪80年代对民间文学的搜集和整理工作取得的进展，对民间文学的研究工作也开始起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陆续发表了多篇论文，如郝苏民的《东乡族及其文学》、《东乡族文学》，马自祥的《东乡族民间文学简述》、《东乡族民歌格律》、《东乡族宴席曲》等，这些论文对东乡族的民间故事、民歌、叙事诗等作了初步探讨，对东乡族民间文学的产生、发展、类型、特征、艺术特色以及在东乡族民间文化中所占的地位，与其他兄弟民族民间文学的比较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尤为可喜的是，马自祥的《东乡族文学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一书中对东乡族民间文学进行了全面、深入、细致的研究，全书共24万字，其中对民间文学的研究部分达20万字，约占4/5强，书中对东乡族民间文学中的故事、传说、寓言、童话、花儿、宴席曲、劳动歌谣、叙事诗等进行了纵向地研究分析，从古代至现代至当代，对东乡族民间文学的产生、发展过程作了深人分析，是迄今为止东乡族民间文学研究领域中的一部集大成之专着，此书于1996年获得第二届全国北方民间文学一等奖，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与此同时，东乡族的民间文艺学家也不断涌现，其中不乏佼佼者，如汪玉良当选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常务理事，赵存禄当选为青海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马自祥当选为甘肃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等，可谓人才辈出。
(二）书面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