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入关前的早期宫廷礼俗内容庞杂，涉猎广泛，来源于满族先民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风俗习惯，但由于私有制的产生和阶级的形成，作为调整人们在社会生产与生活中相互关系的风俗习惯发生了质的变化，“前则一任自意行止，亦且田猎资生，今则既束行止，又纳所猎”。随着皇太极成为天聪汗并改元称帝后，清（后金）初的各项宫廷典制逐步地确立起来并日臻完善，但真正意义上的完善是在清入关以后。
第一节 祭祀礼俗
满族崛起，清朝建立，其本民族的传统宗教信仰与习俗也随之步入宫廷并形成最初的典制。萨满祭祀作为清代满族的重要宗教习俗，在盛京宫廷中已有所体现。同时，宫廷除祭堂子、清宁宫祭神及祭太祖陵外，还取法明制在盛京城周围修建了天坛、太庙等，建立起清初的祭祀制度。
一、清宁宫祭神及其与堂子祭关系
满族最初的信仰是萨满教，这是一种崇拜自然神和祖先等多神的原始宗教，由野祭而逐渐演变为堂子祭、家祭等形式，其中家祭进入清初宫廷就形成了清入关前的宫廷祭祀礼俗。清宁宫所进行的皇族家祭来源于本民族氏族部落的民间家祭，所谓“满洲人等久居屯庄，有欲祭神者，于卧室内以绳贯于新衣，饰如神幔，照平日祭神之礼，以酒、糕与猪祭之”，祭祀地点与祭祀时间均具有不固定性。而堂子祭则不然，其是具有固定地点的专门祭祀场所，不像清宁宫。所谓堂子，是本部落共同祭神之处，崇祭各部族的守护神祇和祖先神祇。努尔哈赤统一女真诸部时，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废所灭部落的“堂色”（堂子），“掠祖像神牒于贝勒马前”，足见堂子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所以，当时在辽阳东京城和盛京城内治门外都建有后金（清）爱新觉罗家族的堂子，除了元旦拜天，清（后金）出师及凯旋等均要祭告于堂子的记录在清初史料中比比皆是。清宫悬幔祀神与堂子祭渊源极深，努尔哈赤时期，从史料记载中出现堂子祭和“还家叩神”的次数看，当时是以堂子祭天为主，而家中正寝的祭神尚处于一种相对比较随意的状态。这种情况在皇太极时期有所转变，此时祭祀地点固定为盛京皇宫的清宁宫，而且清宁宫的元旦拜神活动与元旦诣堂子拜天已形成不可分割的关系。当时堂子祭中已有了春秋二季立杆大祭、堂子月祭、四月初八佛诞浴佛祭和马神祭。虽然上述一系列规定针对的都是堂子祭而与清宁宫无关，但从乾隆朝“兹坤宁宫日祭及春秋大祭一遵清宁宫旧制”的结论 以及清宁宫的建筑特点、内部神位的位置等等综合看，都表明在皇太极时期于清宁宫悬幔祭神已初具规模。
对于清宫悬幔祭神从民间到宫廷的演变，乾隆帝曾概括为“坤宁宫祀神，仿自盛京。既建堂子祀天，复设神位清宁宫正寝。世祖定燕京，率循旧制，定坤宁宫祀神礼”。坤宁宫悬神幔祀天的典制来源于盛京皇宫的清宁宫，但清宁宫悬幔祀神却不是宫廷张挂神幔祭神祀天的肇始，天命九年“元旦卯时，汗往堂子，遂还家叩拜神主。在辰刻，出坐八角殿”，这说明在努尔哈赤辽阳东京城的汗王宫室中即设有神位。对于元旦之日先拜堂子后必祭于正寝的习俗风尚，努尔哈赤不但身体力行，而且还确定了元旦诣堂子后回宫中拜神的时辰，以后诸帝元旦诣堂子后祭神于正寝的时辰均与之不差分毫。到了皇太极时期，天聪五年始见有皇太极于元旦拜堂子后回宫祭神的记载，这也是清宁宫最早悬幔祭神的记录。以后，枟清太宗实录枠中除了皇太极出征（崇德三年）、遇元妃丧礼（崇德七年）及“圣汗不豫”的身体原因（崇德八年）外，在其余年份的元旦之日，均是“寅时，汗率诸王贝勒大臣诣堂子拜天，卯刻，升清宁宫拜神，辰刻御殿”，在文字上将“还家”改为“还宫”。另外，崇德五年四月，有皇太极曾“遵前制树杆祭祀”而召董鄂固伦公主、占河和硕公主等赐宴并赏彩缎等物的记载 。因此，清宁宫悬幔祀神是皇太极时期重要的清宫祭祀活动。
清宁宫举行的萨满祭祀属大祭，包括朝祭、夕祭、背灯祭和祭天（还愿）等类型。朝祭、夕祭及背灯祭于清宁宫室内举行，而祭天还愿则在清宁宫室外的庭院举行。清宁宫朝祭神位设于宫内西墙正中；夕祭神位设于宫内北墙西部。神龛有架，上悬黄幔，下置神板，用来陈设祭祀用品。因关于清初清宁宫萨满祭祀礼仪史载不详，现只能通过乾隆年间的枟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枠了解当时清宁宫萨满祭祀礼仪之一二。
1. 朝祭夕祭
朝祭的主要祭祀对象是佛祖释迦牟尼、观世音菩萨、关帝，祭位设于宫内西四间西墙正中；夕祭奉祀满族传统的部落神、祖先神及星辰神等，祭位设于宫内西四间北墙或西北墙角。其礼节略有区别，大体仪式如下：
祭祀前数日，备办糕饼和米酒等供品。至祭祀之日，清晨，先供糕饼。皇帝身着吉服面向室内西侧神位跪，萨满手执神鼓、神刀，系腰铃，边舞边用满语唱（念）神歌神词，诸护卫人等击拍板、弹三弦、琵琶、月琴等伴奏。萨满祭毕，皇帝向神位行叩拜礼。随后进牲，即将家养黑色无杂毛公猪一口抬入清宁宫内，置于西炕前神案上，皇帝等再次向西跪，由主祭萨满将凉水或酒灌入猪耳内，猪摇头则认为神已“领牲”，皇帝等叩头谢神。然后将祭猪去毛皮、头、蹄、内脏等，按部位分卸为若干大块，置室内北炕东侧大锅内煮之，半熟时捞出，以全猪形奉于供案，萨满仍如前领祭，有献祭肉、献香、献酒等仪式（夕祭时尚有熄灯而祭的仪式，称为“背灯祭”）。皇帝等随之叩拜行礼，待祭肉重新置于锅内煮熟后，切成大块分给参祭者，用自带的解食刀割食，称为“食胙”，俗语为“吃福肉”。
2. 祭天（还愿祭）
祭天或称还愿祭一般于清宁宫祭神翌日举行，即所谓树杆祭天。祭祀时，主要供品祭器陈列于清宁宫宫门南侧庭院中的索罗杆（神杆）前。其间亦有领牲、萨满跳神唱念祭词领祭、皇帝行叩拜礼等过程，所不同者，祭祀时男性参祭者立于院内露天处，女性参祭者立于室内正对索罗杆处。祭祀过程中需更换神杆，祭祀时要将所献祭猪之喉骨套于杆尖，将猪内脏等碎肉置于杆顶部锡碗内饲食乌鸦。祭礼中，有将祭猪所卸各部位肉少许切于碗内供祭后，再倒在支在院内的大铁锅内，连同米饭一起煮成“小肉饭”，祭者同食的习俗。
二、祭祀福陵（太祖陵）与太庙
建陵伊始，祭祀太祖的活动就开始了，如“金国定例，逢年腊月二十九日，祭先汗陵”；天聪六年清明哭坟祭陵，只要求原努尔哈赤二旗大臣必须到场 等，显见尚未形成定制。太庙祭礼产生的时间则更晚，天聪十年四月才以肇建太庙祗告太祖山陵。翌日，皇太极亲率诸贝勒大臣至太庙安奉神位并行祭礼，太庙之制正式确立。崇德元年（1636）大清建国，太祖陵正式定名为福陵。六月初一，始定祭太庙、福陵典礼。每年要举行六次祭陵、祭庙大典，日期分别是：清明、中元（七月十五）、皇帝诞辰、太祖忌日、孝慈高皇后忌日和除夕（岁暮）。其中，除夕、中元，圣汗亲往太庙上香举灯致祭，遣员至福陵，刑牛羊致祭。祭陵则以清明最为隆重，圣汗亲往刑牛羊致祭，余者皆遣员致祭。同年六月十六，又钦定每年收获新谷新果后，先薦太庙 。
崇德元年八月十一日，太祖忌日。文武官员俱著素服，于大清门左右序列毕，皇太极素服升座，遣文武首辅各官诣福陵致祭。九月二十七日，太后忌日。文武各官素服，左右序列毕，皇太极素服出大清门，御座，谕令文武首辅各官至福陵神位前致祭，此均是依据崇德元年所定之制而行。
此外，国家遇有重大事件，皇帝还要“因事告祭”福陵和太庙，如崇德四年五月乙丑“以征明大捷祭告太庙、福陵，上亲诣行礼”。
第二节 朝会、仪仗及服饰
清初朝会、仪仗及衣冠服饰礼仪的演变，经历了从简单到繁缛、正规的过程，充分体现出皇权强化的时代特点。
朝会礼仪。努尔哈赤时期，有“朝会仍循费阿拉之例”之说，但费阿拉之例如何却不得而知。天命六年十一月初十日，努尔哈赤曾云：“向有群臣每晨服华丽衣冠，上汗衙门或诸贝勒衙门后，煮肉温酒，以赐茶汤之礼。……牛录之人，每晨上牛录额真及备御衙门，备御率之上参将、游击衙门，参将、游击率之上副将衙门，副将率之上都堂、总兵官衙门，都堂、总兵官率之于日出之时上各自和硕额真贝勒衙门。和硕贝勒即以该旗贝勒大臣皆已集齐入告于汗”。天命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又进一步规定，凡诸申、汉人、蒙古牛录之人，须于天明前集于其牛录额真、备御之衙门，由牛录额真、备御查其在否。天明后，总兵官、副将、参将及游击、备御皆集于固山贝勒之衙门。集合后检查各官来否。其后，由固山贝勒率领，于日出时集于八角殿。集会时，自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上，各携带各自所持之小旗插于殿前各该插旗之处，验其小旗以查未出席之官员。戍守官及因事并遣之官员，由其子弟代朝。
皇太极即位以后，朝会相关礼仪不断完善，其继位大典已“具法驾卤簿”，诸臣行三跪九拜礼。朝堂之上，由四人南面共坐到天聪六年一人独坐，直至崇德元年皇太极面南称帝 ，朝会之礼才加以正式规定。首先，“命各官及侍卫护军晨夕入朝，皆集于大清门，门内外或坐或立不许对阙背阙，不许坐立御道中，惟于御道左右相向坐立，自大贝勒以下出入由左右两阶，不许由御道行”。此后，接连制定、颁布了元旦、万寿节朝贺礼、元旦朝见国君福晋朝见礼以及亲王、郡王生辰及元旦叩贺诸礼等，具体如元旦朝贺礼规定，鸣亮钟时，亲王以下、众护军以上，列于大政殿。圣汗出，率诸王、贝勒、贝子及首辅大臣等诣堂子，拜天，行三跪九叩头礼。圣汗自还清宁宫。诸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及大臣等复列于大政殿。圣汗出，御宝座毕，首由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等行三跪九叩头礼，次由固山额真等各率本旗行三跪九叩头礼。两侧分立满、蒙、汉赞礼官各一，共六员，赞跪、赞叩。众人叩拜排立仪式，著都察院大臣监视。凡无官职及官职低微之人，无论管旗或管梅勒、甲喇、牛录，或在部任职，其坐立之序，均按职务等级入朝，官高而职务低微，则按官衔品级入朝。闲散官员，亦照品级 。与此同时，又规定了诸王贝勒命妇及文武各官命妇于清宁宫朝贺皇后的制度。从其演变过程看，官员朝贺行礼的次序、上表、贡物、乐舞筵宴等方面均有变化，特别是清宁宫朝贺皇后制度的产生，标志着朝会礼仪逐步走向宫廷化。当然上述制度俱是仿明制而来，只是在礼仪上较为简约。
崇德七年九月，“先是，上御笃恭殿及出赐宴，和硕亲王以下及众官皆列班侍立。至是，礼部多罗郡王阿达礼奏请更定仪制，嗣后上御笃恭殿及出赐宴，和硕亲王以下及众官等恭候驾过皆跪，上升阶，众官方起，及上还清宁宫亦如之”。朝会礼仪日渐繁琐，表明大清国封建化程度日渐加深。
仪仗制度。作为区别贵贱的标志，天命七年（1622）正月，努尔哈赤始定贝勒以下、备御以上仪仗，按级赐给小旗、伞、鼓、喇叭、唢呐、箫等物，以强调等级与身份。如第一等和硕贝勒、大臣等各备旗八对，伞一柄及鼓、喇叭、唢呐、箫全部；二等贝勒各备旗七对，余同上；以下一等大臣、二等大臣、三等参将、游击、四等备御依次递减，游击以上各备一轿 。
皇太极于天聪六年重订仪仗：汗前用旗三对，伞二柄、校尉六人；大贝勒前用旗二对，伞一柄、校尉四人；诸贝勒前用旗一对，伞一柄、校尉二人 。崇德元年，再次厘定皇后 、贵族、贵妇、官员仪仗，规定详细，如国君福晋前列仪仗：车一、曲柄黄伞一、直柄黄伞二、扇二、金马杌子二、金椅一、足凳一、唾盂一、壶一、水瓶一、盆一、香炉二、香合二、骨朵二、吾杖四、油宝床二、朱雀床二、蝇拂二、回避纛二、红枝四、锣一对、鼓一对、号筒二、钲二、仗鼓二、横笛二、扎板二、小钹一对、小金一、大铜金二、云锣一、唢呐二、喇叭二。但即便如此，对比明制仍属简约。
由于仪仗制度正处于确立与完善之中，所以时常发生违规现象，就连皇太极也不例外，如档案中就有天聪六年二月，“汗往诸子避痘所未具伞旗，礼部议罚羊”的记载皕瑏瑠。
衣冠服饰制度。满族（女真族）初行以血缘辈分论高低，同辈以长幼为序执礼的习俗，等级观念较为淡漠，反映在服饰上，“衣服则杂乱无章，虽至下贱，亦有衣龙蟒之绣者”。进入辽东后，取仿明制，努尔哈赤于天命六年七月颁定贝勒官员服色：诸贝勒服四爪蟒缎补服，都堂、总兵官、副将服麒麟补服，参将、游击服狮子补服，备御、千总服绣彪补服 。
天命年间虽颁布了补服之制，但官与民在衣着上却无法区分尊卑，所谓“平人得钱得戴贝勒大人之帽，得穿贝勒大人之衣，洋洋得意街头横行。有等贫穷官员饥殍其色，悬鹑其衣，路人见之作践陵轹，詈骂榜笞同于乞丐”。因此，为了辨等威，定民志，天聪六年十二月，皇太极颁“国家服式之制”，令国内禁冠服僭越，命“以本月二十日为始，永为定制”。天聪七年六月，又以“辨服色，正名分”为宗旨，令官民冠服遵制划一，即依照本族传统，制定入朝官服之制，凡朝期俱用披领，平居止用袍；黄缎、杏黄缎、五爪龙服，黑狐大帽非汗赐不准擅用；衣服质地也有考究，八旗护军以上许用缎衣，庶人均用布，缎靴亦不许平民穿用，僭用五爪龙、凤凰、黄缎仍行禁止。以服色辨等威的传统，历代相沿。
崇德元年，皇太极又陆续颁布了宗室王公与福晋、诸臣顶带品级服色 等制度，如崇德元年二月规定顶子之制，除各赐金顶外，还嵌镶宝石以示区别，如扬古利为东珠，以下为嵌玛瑙金顶 。崇德元年七月，定随侍妇人顶戴、下嫁蒙古之皇女如蒙古制，随其所愿。嫁入本国之格格、额驸又制定新的衣冠制皕瑏瑠。
此外，为加强统治，从努尔哈赤时期即强调降民特别是汉人的发式要满族化，如天命六年，包括辽阳在内的辽东“大小七十余城，官民俱削发降皕瑏瑡”，清入关后，所谓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剃发与否成为区别汉人真正降顺的首要标志。枟崇德会典枠更名文规定：“凡汉人官民男女穿戴，俱照满洲样式……女人不许梳头、缠脚。……该管牛录章京稽查，若有违者，本身及该管牛录、拨什库俱有罪皕瑏瑢”。发式与服饰成为当时民族矛盾的一个重要表征。
第三节 婚丧礼俗
满族（女真）的婚丧礼俗特点鲜明。首先在婚姻关系上实行族外婚，在婚嫁礼俗上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较多保留着氏族社会的残余，如弟娶嫂、子妻后母、侄娶叔婶等收继婚俗。努尔哈赤本人所纳之继妃衮代即为其堂兄之妻。皇太极时期，虽颁布法律明令禁止此收继婚俗，“不许乱伦婚娶”，明确指出“汉人、高丽因晓道理，不娶族中妇女为妻。凡人既生为人，若娶族中妇女，与禽兽何异。我想及此，方立其法”。故规定“自今以后，凡人不许娶庶母及族中伯母、婶母、嫂子、媳妇”。但莽古尔泰、德格类死后谋逆事发，皇太极又亲自主持将二人妻妾分与诸贝勒。即莽古尔泰之妻为其侄豪格、岳托各自收继；德格类之妻为其弟阿济格收继。档案记为“初满洲国宗室人之妻，伯母、婶母、嫂子，有乱娶之习。天聪汗曾下禁令‘于宗室内，妄娶叔父、兄、弟之妻，非理也’。莽古尔泰、德格类作悖逆事，乃乱仇也，与诸贝勒商议，诸贝勒中有愿者可娶之。于是，莽古尔泰贝勒之一妻岳托贝勒娶之，德格类贝勒之妻阿济格贝勒娶之”。以报复的形式实行收继婚，也算是当时的一个特例。
二、一直沿袭婚姻不论辈分的习俗。努尔哈赤先娶叶赫部杨吉努女孟古姐姐，后叶赫部又许以贝勒布扬古妹（孟古之侄女，即叶赫老女，因叶赫背盟而未娶）。努尔哈赤纳布占泰侄女，其弟舒尔哈齐娶布占泰妹，又以己女妻之，所以舒尔哈齐既为布占泰妹夫，又是其岳父。额亦都先纳努尔哈赤之妹，继娶其女等等。皇太极时，其崇德五宫后妃中，孝端与孝庄亦为姑侄关系。天聪九年，皇太极、阿巴泰、豪格父子辈三人又分娶林丹汗三妻……足见清入关后婚姻仍不论辈分。
三、在婚姻中，男性家长对家庭成员具有主婚权，特别是对于女性。满洲妇女的择婚与再嫁，均由一家之主的父兄作主，甚至扩大到对兄弟子女家族的择婚权。天聪年间皇太极就曾因阿敏私将其女许配蒙古而不悦，后当阿敏之女受虐，阿敏请求皇太极出面遭到拒绝。枟崇德会典枠中的相关规定，甚而扩大到八旗大小官员及贝勒私属女子出嫁时，须经部转呈各王、贝勒、贝子后方许适人，私自与人者有罪 。至于小民女子、寡妇，须问该管牛录章京，方可准嫁。凡人女年满12岁后许嫁，未及12岁而嫁者罪之 。
关于婚姻礼俗，起初极为简朴，一般双方迎娶，大宴成婚。但随着等级观念和汉化程度的加强，相关礼制也随之成为繁文缛节，颁布了一系列关于婚姻的等级、各等级女子聘礼嫁妆具体为多少的规定。乙卯年，努尔哈赤规定诸贝勒之子娶妻设宴可宰牲九只，诸大臣之子娶妻设宴可宰牲六只，其次之诸大臣之子设宴可宰牲三只。天聪九年，皇太极又颁布了汗、大贝勒与大臣结亲或大臣与大贝勒、汗结亲所应纳的聘礼数目，突出了汗与大臣地位的差异。崇德元年五月，在制定迎送下嫁他部诸格格礼及婚姻娶宴礼后 ，十月又对宗室封爵不同品级的相关聘礼作了更为详尽的规定，婚嫁聘礼以鞍马甲胄为主，同时对婚筵的质量与数量予以限制 。从崇德年间皇女出嫁仪式可以看出，大致有行聘礼（定婚礼）、送迎及大宴成婚几大步骤。
丧葬礼俗。清入关前，满族（女真族）丧葬习俗实行火葬，即将尸骨焚化后再行土葬，清太祖努尔哈赤和清太宗皇太极均是以此种形式下葬的。此外，满族（女真族）丧葬习俗还流行人殉，努尔哈赤曾在孟古姐姐逝世时，以四婢殉之。其妹亡，又以二女殉之。努尔哈赤亡，诸贝勒则胁迫大妃乌拉纳喇氏生殉，两庶妃从之。莽古尔泰死，其乌拉福晋殉。天聪八年皇太极颁布殉例：“妇人有欲殉其夫者，平居夫妇相得，夫死，许其妻殉，仍行旌表；若相得之妻不殉，而强逼侍妾殉者，其妻论死。”由此看出，人殉是受法律保护的，只是因殉死者中地位卑微的侍妾居多才加以限制而已。除妻妾殉夫外，奴仆殉主也是大肆旌表的，皇太极崩，其近侍敦达里、安达里二人从殉 皕瑏瑠。清入关后，此习俗依旧流行，这类事件仍时有发生。
家有丧事，满族旧俗为父母丧，子女截发（剪发），夫丧，妻妾亦截发，从殉者不截发。所着服饰亦有变化，其帽顶原以红缨为饰，遇丧则将红缨摘去，妇人穿孝皕瑏瑡。枟崇德会典枠规定，本主死，“其家下人，过周年方许戴帽缨子”。表明主仆关系外，另附有一层血缘关系，这成为清初满族社会的一个特点，直至雍正帝时，始予以废除。
关于祭葬，努尔哈赤时并无定制，费英东逝世，努尔哈赤即亲临其丧 ，而同为五大臣的额亦都亡故，努尔哈赤则于祭奠之日，“临其墓哀痛三次而回”，可见汗临丧与否是随机而定的。而皇太极时期，崇德元年五月，“壬子，贝勒萨哈廉薨”，皇太极决定，以后“凡未与政事幼子及妇人辈有事故者，朕自不亲临也”，作为最高统治者致祭的一项规定。
另满族旧俗，人死施以火葬时，其生前服用之物也付之一炬。由于当时满洲贵族丧葬礼中，大量焚化衣服楮帛造成了巨大浪费，故天聪二年，皇太极下令“我国风俗，殉葬燔化之物过多，徒为靡费”，故禁止之。天聪六年，制定诸贝勒大臣各官祭葬例。天聪八年，颁布丧祭焚衣例。崇德元年，从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镇国公、辅国公、镇国章京到和硕公主、多罗格格、固山格格和八旗大小官员及其妻妾的祭葬仪礼，朝廷逐一做了具体规定。从上述规定的日趋严密与繁缛看，是当时封建化进程迅速发展的反映。
第五节 其他宫廷礼俗
论及清入关前的其他宫廷礼俗，主要包括饮食、节令以及宫廷娱乐等几方面。
饮食习俗。关于清初满族宫廷饮食，并没有明确的记载和规定，但从散见的史料中可略知一二。朝鲜使臣申忠一曾于万历年间写就的枟建州纪程图记枠中提到，当时的女真人家“家家皆畜鸡、猪、鹅、鸭、羔羊之属”。而成书于天命年间的枟建州闻见录枠又称，“旱田诸种无不有之。绝无水田，只种山稻……其土产禽兽鱼鳖之类，蔬菜瓜茄之属皆有之。绝无花莳果实，只有榛子、海松、山梨而已……饮食最嗜胾肉、油饼，而面食酒醪皆合以酪。盐、酱极贵……”从上述记载中，即可推知满族家常饮食特点，主食中无水稻，而旱田的小米、玉米、高粱、黄米、粳米、黄豆等应有尽有，家禽鸡、鹅、鸭等，家畜猪、羊等，加上渔猎所得禽兽之肉，采集来的榛子、山梨，种植的蔬菜瓜茄之属，还有以酪为代表的奶制品等等为其副食。另外，史料中还多次出现有杀牛宰羊，猎虎、鹿、麂、狍等记载，加上满族喜吃胾肉即切成大块的肉，令人想起祭祀中的“福肉”，其喜食猪肉的特点十分突出。
天命八年五月二十四日，努尔哈赤对八贝勒之家人陈放于宴桌之物进行了规定，“计麻花饼一种，麦饼二种，高丽饼一种，茶食饼一种，馒首、细粉、果子，鹅、鸡，浓白汤各一种，并大肉汤。著将此言缮录八份，分送诸贝勒家各一份”，从中亦可见当时的饮食习俗 。
另档案中的所列筵宴多杀牛羊的记载，如天聪五年三月十四，汗以送行孔果尔老人礼，汗召入宫内，杀一牛四羊，备六麂之肉，列筵三十，宴之。天聪六年大政殿朝贺元旦筵宴，是宴也，每旗各设席十，鹅五。总兵官职诸员设席二十，鹅二十。共一百席，备烧酒一百大瓶，煮兽肉宴之。
崇德元年国家曾对婚筵的质量与数量予以限制和规定 ，宰牲之数因等级不同而从九九至一九之数不等，崇德五年四月，“是日，谕礼部凡遇元旦万寿及中宫千秋节，内外诸王贝勒等一应进献礼物俱著停止，宜照旧设备筵宴……于是酌议宰牲筵宴之数定为制”，由此可见其宫廷饮食习俗之一斑。
节令习俗。关于宫廷节令礼俗，从记载中可以得知，宫廷中有元旦时节，汗要向长辈、兄长拜年并设宴款待之俗。如天命十年正月初七，努尔哈赤即曾宴请族兄族弟及乌拉外姑（满泰之妻，努尔哈赤岳母）、察木布之妻（努尔哈赤之姐）、布尔杭古之母（叶赫布寨之妻，努尔哈赤之嫂）、德勒格尔之母（锦泰希之妻，努尔哈赤之嫂）入中房，二伯父坐于炕上，汗以年礼叩拜二伯父、四媪……继之，由三福晋以儿媳之礼叩拜二伯父及四媪……赏兽肉。
天聪年间，皇太极也曾多次于元旦行拜兄、姊之礼，如天聪五年元旦朝贺礼毕，“大贝勒代善还第，上率大贝勒莽古尔泰暨诸贝勒幸代善第，行拜礼，代善同拜，延入内，献茶酒，继莽古尔泰还第，上又率诸贝勒幸莽古尔泰第，拜，莽古尔泰亦拜，莽古尔泰妃出拜上，上答礼。上复幸姊哈达公主第，拜，公主亦拜”。天聪八年元旦皇太极诣董鄂公主第拜之，又诣大贝勒代善第拜之，……又诣哈达公主第拜之。天聪九年元旦皇太极率诸贝勒诣姊董鄂公主第拜贺，兄大贝勒代善、姊哈达公主第拜贺，上还宫 。但此礼到了崇德年间则不见记载。
天聪年间，皇太极还曾邀请兄长至宫中赐宴，如天聪六年正月，“庚子，上御便殿，命贝勒阿巴泰、豪格、额驸扬古利往召大贝勒代善，命宗室巴布泰、拜尹图巴布海往召贝勒莽古尔泰。既至，上迎之宫门外逊两贝勒先进。上御座时，让代善居中，代善以越分辞，请上中坐，上曰：‘出殿而坐，朝仪也。兹居宫中，行家庭礼。兄当中坐。’让至再，代善固辞，于是上坐于御榻东隅，代善于榻右同坐。别置一榻坐莽古尔泰于左。赐茶。中宫及众妃以元旦礼拜代善，上离座旁立，代善曰：‘上何为降座？’上曰：‘我一家主人也，拜兄之时，不宜同坐。’行礼毕，设案进酒，上欲降座执爵，代善辞。上于榻上跪执玉斝以奉代善，代善跪受，少饮，转与莽古尔泰，饮毕，上以金卮自饮。是宴也，上酌代善者三，酌莽古尔泰者一。令诸贝勒递相进酒。上与代善素不饮，是日，互相酬酢，皆颜酡。诸贝勒群臣凡预宴者皆畅饮。时有以戒酒辞者，上曰：‘今日之宴盈廷同庆，但此后不可纵耳。’令各尽欢。宴毕，以御用黑狐帽、貂裘、貂褂、金鞓带、靴，赐代善，以御用貂裘赐莽古尔泰。两贝勒遂服所赐衣出，前诣（南）楼下，上顾贝勒德格类、济尔哈朗、觉罗龙什及巴克什库尔缠、达海等曰：‘两兄出，将欲拜谢耶？朕即位以来，两兄从未一至我宫中，今以新岁延两兄来此，岂可空返？所奉聊以将意何谢为？尔等可力止之。’两贝勒不敢违上命，遂复入。宴毕，将归，上亲送出门，俟乘骑而后入宫。时莽古尔泰以有罪降居诸贝勒之列，仍以兄礼遇之如初，召入宴，特稍次于代善云。”
皇太极还曾召诸女性长辈和男性叔伯入宫赐宴，天聪六年正月，“癸卯，上以兄阿尔哈图土们贝勒之妻，嫂也；乌拉满泰汗之妻，外祖母也；辉发福金及乌拉常柱贝勒之妻，俱姨母也；叶赫金台石贝勒之妻，舅母也；哈达萨尔古里之妻，姨母也，俱亲属之长。在新年礼，赐黑貂裘、白毡各一，上亲送之出，还宫。”又天聪八年五月，“癸巳，上召诸觉罗入内廷赐宴。上迎于内廷门，逊入。众以免丁欲谢恩，上以贝和齐、萨哈尔察、瓦尔喀、屯布禄皆叔伯行，不受拜，余皆拜谢。命叔贝和齐坐于上，叔萨哈尔察、瓦尔喀、撒哈席库、屯布禄坐于左，上坐于右，以示敬。其余各序长幼坐，进宴，上起席，亲以酒跪奉叔贝和齐，其余诸叔上跪以座位，命公扬古利举觞酌之。宴毕，赐贝和齐、萨哈尔察、瓦尔喀各貂裘一、白毡一、红毡一；赐撒哈席库、屯布禄……各缎二、布八，随谢恩。”当然，这还不算节令期间，皇太极召外藩蒙古戚属所进行的多次筵宴。
宫廷娱乐礼俗。涉及宫廷娱乐的材料多零星散见于记载中，大致有如下几类娱乐活动：筵宴、跳舞、观百戏、看烟花、举行冰上娱乐活动等等。
丙申年（1596）正月初一，“努酋门族及其兄弟姻亲，与唐通事在东壁，蒙古、沙割者、忽可、果乙者、尼麻车、诸惫时、束温、兀剌在北壁，臣等（朝鲜使者）及奴酋女族在西壁。奴酋兄弟妻及诸将妻，皆立于南壁炕下，奴酋兄弟则南行东隅地上，向西北，坐黑漆椅子。诸将俱立于奴酋后。酒数巡，兀剌部落新降将夫者太（即布占泰）起舞。奴酋便下椅子，自弹琵琶，耸动其身。舞罢，优人八名各呈其才，才甚生疏。……宴时厅外吹打，厅内弹琵琶，吹洞箫，爬柳箕。余皆环立，拘手唱曲，以助酒兴。诸将进盏于奴酋时，皆脱耳掩，舞时亦脱，唯小酋不脱。”
天命八年七月二十五日，汗御八角殿，杀四牛，演百戏，筵宴之。
天命九年正月初二日晚戌时，汗率众贝勒至城西墙之怀远门上，观赏花炮，亥时归。其注云寻常皆于十五、十六日演放花炮，此次因各地蒙古贝勒前来，欲观后返回，故有意令演放之 。
天命十年正月初二日，汗率众福晋、八旗诸贝勒、福晋、蒙古诸贝勒、福晋、众汉官及官员之妻，至太子河冰上，玩赏踢球之戏。诸贝勒率侍从等玩球二次之后，汗与众福晋坐于冰之中间，命于二边等距离跑之，先至者赏以金银，头等各二十两，次等各十两。先将银置于十八处，令众汉官之妻跑往取之。落后之十八名妇人，未得银，故每人赏银三两。继之，将每份二十两银置于八处，令蒙古小台吉之妻往跑取之，落后之八名妇人，各赏银十两。继之，将每份银二十两、金一两置于十二处，令众女儿、众小台吉之妻、福晋及蒙古之众福晋等跑之，众女儿、众贝勒之妻及福晋等先至而取之，蒙古众福晋落于后，故赏此十二名女儿金各一两，银各五两。跑时摔倒于冰上者，汗观之大笑。遂杀牛羊，置席于冰上，筵宴。
到了皇太极时期，天聪六年正月初三，是日，汗谕六部诸贝勒曰一切之事，俟初十日后议。初十日以内，各居家饮食，俾得与亲戚贺新年。初十以前六部诸贝勒不办公，成为当年的特例。
天聪八年正月，“上御中殿，命土谢图济农巴达礼、扎萨克图杜棱布塔齐、噶尔珠塞特尔三贝勒下三旗力士先与小力士六人为角抵之戏，后令阿尔萨兰与三旗选拔力士六人较，阿尔萨兰一一高举而掷之，三贝勒并满洲蒙古汉人无不称其奇勇”。
崇德元年，关于备陈百戏，张存仁奏书称元旦时所陈“耍鬼脸、打筋斗”不适宜，应“八旗设宴，止准唱戏”。
综上述，宫廷娱乐包罗诸多内容，留有从民间走向宫廷的印记。
另外，关于清入关前太监的使用情况，从史料中可以得知天命年间即已开始使用太监，但具体制度如何却不甚明了。天命七年七月初一日，努尔哈赤谕：“诸贝勒之包衣小子，于幼时阉割后送入贝勒院内，其送子之父母将享富贵也。倘不从我命，因不阉小子而致诸贝勒院内之妇女与他人私通，岂不杀其男子耶？”
努尔哈赤天命十年五月初六，“著诸贝勒大臣家差使太监。虽可差使，但不可留于妇人之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