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哲保身，并非做事保守，而是一种谨慎。在古代的官场上，尤其如此，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生存的大智慧。
在一般人眼中，“忠”总与“愚忠”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忠”不仅是一种道德律令，还是人生的黄金法则。以“忠”字自修，可以安顿心神，培养刚强之气；以“忠”字待人，可以交到真朋挚友，互济互助；以“忠”字办事，则有一种专注精一、勇往直前的精神，无坚不摧。
“忠”字是升迁晋职的必由之路，也是名垂史册的不二法门。试看古往今来，又有谁讨厌忠心之人？曾国藩作为一个饱读经史、受儒家传统文化熏染很深的人，三纲五常在他的心目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分量。在家族之中，他非常重视处理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注重对子女的教育，强调以孝悌为本，把“孝友传家”作为自己家族的优良传统，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曾国藩希望通过这些准则来规范家庭成员的行为，进而达到家族关系的团结和睦，从而使曾氏家族长盛不衰，香火永传。
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也是一个很传统的知识分子。他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让子女们通晓孝敬祖先的道理，他还非常注重处理好亲族邻里的关系。
曾国藩的祖母则是一个很懂得传统孝道的妇女，专心致力于事夫教子，不与妯娌们争利，忍辱负重。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因为资质不高，屡屡受到曾玉屏的责骂，对此，曾麟书的态度仍然是“毕敬毕孝”，没有任何反抗之意，后来，曾玉屏病重，曾麟书又朝夕服侍，毫无怨言，正是在这种家学渊源的基础上造就了曾国藩这样一个封建时代标准的忠臣孝子。
曾国藩强调的孝悌为本，是“忠”在家族内部的表现形式，也就是要求家庭成员对整个家族负责，对家庭尽忠，不要做对不起家族、不利于家族稳定和发展的事情。为家族尽忠的原则，更多地强调了家族成员对家族的义务，从思想根源上断绝了家族成员维护自己个人利益的企图，这种以牺牲个人利益来维护整体利益的做法，就是几千年来封建秩序得以维护的重要基矗
另一方面，家族不可能完全无视家族成员的存在，也要关心他们的生老病死，以此来显示家族的亲情，但这从根本上来说并没有超出家族利益的范畴。而且，在个人利益和整个家族的利益相冲突的时候，家族的领导会毫不犹豫地做出选择，牺牲个人利益，维护整体利益。这就是“忠”字的一个基本内涵。后来，随着曾国藩事业的兴旺发达，曾氏家族的声望也逐渐达到顶点，此时的曾国藩不仅没有虚骄自大，反而处处谨慎小心。曾国藩在家书中不断地告诫家人夹着尾巴做人，不可欺凌族人，也不许欺凌乡人。例如，同治十年（1871）三月三日，曾国藩在家书中强调：
以勤俭自持，以忠恕教子，要令后辈洗净骄惰之气，各敦恭谨之风，庶几不坠家声耳。
曾国藩在家庭中推行的孝悌同“忠”是密不可分的，治国与治家只是大小的不同，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在家族内部讲求孝道，推而广之，就是对国家的尽忠。
忠臣孝子是中国几千年来人们的道德楷模，“入则孝”、“出则忠”，就是这些忠臣孝子们为人处事的道德规范。入则孝、出则忠二者相互联系，密不可分。在家族内部，从小就培养子弟们的孝道，将来走向社会，为国家尽忠，为君主尽忠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曾国藩的儒学修养很好，忠君报国的思想自然而然在他的心中根深蒂固，他极力推崇“忠义”二字。曾国藩思想中的忠是忠于君主，也就是忠于国家民族。在曾国藩眼里，君主就是国家，国家就是君主。
太平天国起义后不久，因母丧守孝在家的曾国藩，受命到长沙帮助湖南巡抚办理团练，抵抗太平军的节节进犯。从此，曾国藩从一个知识分子逐渐转变成带兵打仗的军事将领，开始了在他一生中占有很大分量的军事生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曾国藩个人的生死已经同封建王朝的兴衰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奉献给清王朝，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就成了曾国藩为国尽忠的基本形式。
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曾国藩严格以“尽忠报国”来约束自己的言行，激励自己不断地克服战斗中的艰难困苦。他信奉“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也就是说，作为大清王朝的一名臣子，不论君主怎么样，是否信任自己，是否重用自己，臣子都必须对君王忠心耿耿。正是靠着这一点，曾国藩作为一个汉族地主才得以取得清政府的信任，从一个帮办地方团练的编外人员逐步爬上了封疆大吏的重要位置，手中握有军事、财政、行政大权，其势力所及，遍布东南半壁江山，用“权倾朝野”四个字来形容一点不为过。
曾国藩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显赫地位，固然跟当时清政府面临的险恶军事局面有关，但是，根本的还是曾国藩表现出的赤胆忠心，使清政府放心让他去担当剿灭太平军的重任。
随着曾国藩地位、影响的提高，他为国尽忠的观念更加强烈。他不仅要求自己做到“忠君敬上”，而且要求他周围的人也这么做。他认为在礼崩乐坏、王道不兴的乱世，只有各级官吏都把“孝悌仁义之经”作为教化天下民的工具，使人人都懂得纲常伦理不可违的道理，才能达到天下大治。在曾国藩写给兄弟子侄的家书中，曾国藩更是屡次强调为国尽忠的大义。要求他们无论是在家还是外出远游，无论是在朝为官还是在野为民，都要关心国家大事，想方设法维护正常的封建统治秩序，维护传统的伦理道德。为此，曾国藩专门写了一副对联：
“入孝出忠，光大门第；亲师取友，教育后昆。”同治元年（1862）六月十六日，曾国荃升任浙江按察使，曾国藩在家书中恭贺弟弟的同时，告诫他：“惟当同心努力，仍就拼命报国、侧身修行八字上切实做去。”
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曾国藩显赫的战功带给他的不仅是声望，还有同仁的嫉妒。曾国藩作为通晓三纲五常，并且以此来作为自己行动准则的儒臣，深知人际关系的重要性，深知声誉对一个人官运的影响，因此他处处小心，时时谨慎，从而保全了自己，也壮大了自己的基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