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张之恒主编：《中国考古学通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另外：关于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界有不同的分期，如《中国考古》(安金槐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认为：“若以黄河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各期的年代为限，甲期距今约10000年-8000年左右，中期距今约7000年-5000年左右，晚期距今约5000年~4000年左右。”
（第一节）远古文明的光芒：彩陶的起源
一、原始人类的生存发展与彩陶的出现
我国考古学家根据新石器时代石器、陶器等文化遗存所显示的社会发展和经济生活变化状况，将新石器时代分为早期（大约距今11000年至7500年）、中期（大约距今7500年至5000年）和晚期（大约距今5000年至4000年）三个阶段。彩陶的出现和发展主要在新石器时代的中、晚期。一般认为，距今约5000年-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和继起的马家窑文化彩陶，是中同彩陶的成熟期和鼎盛期。陕西省华县老官台文化和甘肃省秦安大地湾文化中的彩陶，是迄今发现最早的彩陶。如果再向上追溯彩陶最早源起的踪迹，则有距今大约7000年-8000年前河北省武安县磁山文化遗址、河南省新郑县裴李岗遗址，距今约9000余年前的广西桂林市甑皮岩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的陶器。目前所知最早的陶器是河北省徐水县南庄头村10000年左右的陶片气这些遗址中大量的陶片或陶器，可以看作彩陶的前身和萌芽。而彩陶的流变和延续的下限一直到青铜时代，在商代仍有丰富的彩陶与青铜器并用，如甘肃辛店文化中就有大量的彩陶。
关于彩陶的起源，需要从它的基础陶器的起源说起。
陶器、特别是有各种纹饰的陶器的起源，主要依据出土器物进行考证和推测，而文字记载的神话传说也许同时反映着陶器产生的某些可能，记载着先民在这个过程中的一些身影。
陶器在远古人类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这种重要性随着陶器、特别是彩陶的功能的日益广泛而几近神圣，被蒙上了神秘的色彩，它甚至对人们的意识产生着影响，所以在上古时代，便产生了许多关于陶器发明的神话故事。比如我国就有“神农耕而作陶”或“神农作瓦器”、“舜陶于河滨”、“宁封子为黄帝陶正”以及女娲抟黄土造人等神话传说。神农、舜和宁封子都是中国着名的神话人物，他们并不专司陶职，但是他们与制陶有着联系，其中关于宁封子的故事较为完整。《仙传》卷上记载：“宁封子者，黄帝时人也，世传为黄帝陶正。有人过之，为其掌火，能出五色烟，久则以教封子。封子积火自烧，而随烟气上下，视其灰烬，犹有其骨。”宁封子为陶献身的精神十分感人，这个传说或许
辛店类型可以看作远古先民制作陶器过程中呕心沥血、将生命注入其中的一个曲折反映。后来在民间还有关于宁封的另外的传说，其中一个类似于前面引述的记载，说宁封为黄帝做陶器，有一次在窑中架火烧陶，宁封上到窑顶添柴，不料窑已烧空，窑顶柴忽然塌下，宁封葬身火窟。人见烟灰中有宁封形影，随烟气冉冉上升，便说宁封火化登仙而不死。另一个传说，说的是在四川灌县青城山建福宫后的丈人山，古时洪水泛滥，人民居住在洞穴。每次要到山下取水，可是没有盛水的器具，就以山下的润湿泥土为器具，所以容易破碎。一次偶然烧野兽，宁封从火中得到硬泥，于是他悟出了作陶器的道理。0这后一个传说，不但赞扬了宁封对陶器发明所作的贡献，而且就陶瓷史来说，这个传说对于陶器的起源无疑有重要的发生学的启迪意义。因为，关于陶器的起源有着种种不同的推测，而关于宁封悟出其中道理的传说有一定的可信度，它似乎是一种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感悟。
当然，神话传说毕竟不是事实，陶器起源的真正的原因和要素，还需要从人类的物质生产的实践过程中去寻觅。就是说对于彩陶的研究，既要大胆地推测，又要有实证的研究，既要有新的研究方法和学术视野，又要注意不要片面强调某一方面，避免将很多生产、生活性遗迹、遗存断为宗教性遗迹、祭祀场所，
认为新石器时代的人类生活中凡事皆有神灵，处处要崇拜、祭祀，而忽视更为重要的作为物质生产和现实生活的遗留物。
首先，陶器的生产与农业生产的发展相关。一般认为，现知人类各种不同的古代文明中，陶器的出现没有早于种植农业的，而都是与种植农业相伴生，同步或略为靠后的。旧石器时代，人类以采集和渔猎为生，属“攫取性经济”，到了新石器时代有了农业和家畜饲养业。而陶器首先是一种实用器物，它在农业产生后，为了适应坎煮谷物性食物的需要而逐步产生和发中期，农业经济已从火耕农业发展到锄耕农业阶段，作为陶器主要生产地的黄河流域已普遍种植粟和水稻。新石器时代晚期，不仅黄河、长江流域，华南地区和太湖流域的锄耕农业也已有较大发展。农业的发达，是陶器需要的主要原因。与之形成比照，北方沙漠草原地区在整个新石器时代经济一直处于不发达状态，渔猎经济则具有重要的地位，因此，这些地区的陶器明显少于黄河、长江等流域。这就是说，农业经济的发达程度和彩陶的生产状况成正比。
其次，与农业经济相联系，定居生活也是陶器、特别是彩陶发展的重要原因。旧石器时代，以采集、狩猎为主的先民，过着游动的生活。这种生活方式决定了，一是不十分需要陶器，二是难以在游动中制造陶器和搬运陶器。新石器时代以农业为生的生活方式同时也决定了人类定居成为一种主要的生活方式。这一点也是陶器产生发展的因素之一。
彩陶是在陶器的基础上产生发展的。到了彩陶的出现，说明人类生活有了比以前较为进步的变化，人们能够有较多的机会反复使用乃至观赏一件器物，也能够把自己初步的美的意识变为客观的存在，人类已对陶器本身的掌握达到了新的阶段。所以，要说彩陶起源的第一因素，乃在于原始社会的发展促进和刺激了人对陶器的进一步的要求，而这种要求的不断变化和复杂，则是从陶器到彩陶的直接原因之一。
其三，彩陶的产生与人类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相关。陶器从制坯到烧制成形，需要一定制陶技术、火候的掌握，彩陶的制作还需要有纹饰的刻画描绘技巧。
制陶先制坯，制坯的技能在新石器时代中期阶段的前期主要为手制。手制的陶胎较厚，厚薄不均，器型不规整。新石器时代中期阶段的后期，出现了轮制。轮制是指用一种特制的轮盘制作器物，轮盘就是“丁作台面”。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阶段的前期，轮制已普遍使用。轮制陶器的特点是，器型规整，浑圆，胎壁变薄，造型美观。从陶器、特别是彩陶的形体中可以看出制陶技术和工具水平的发展。
彩陶的制作不同于一般陶器，它对于烧制时的火候和对黏土性能的掌握也有较高的要求。陶器因胎料不同分为泥质陶和夹砂陶两种。陶器的制成，表明人类用火来烧制用具、用火来改变自然物的性质的成功。彩陶的烧制还有对于色彩的要求，这表明了对于火候、土的性能和色彩的掌握达到了新的水平。
二、彩陶产生的直接动因
彩陶是原始人类为进一步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创造的器物，它综合地体现着先民们的物质生活状况和心灵世界。一方面，原始先民经过长期的实践活动，对于生存条件有了新的需求，另一方面，客观上有了满足这种需求的可能。需要本身就是创造的动机，也是彩陶源起的主体因素之一。
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定居生活方式，是产生对彩陶需求的现实基础，制陶工艺的成熟和烧制技术的把握，是彩陶得以制成的必要条件。然而在这之外，应该还有更为主要的内在的动因，直接触发了人类对于彩陶的需求和创作冲动。
也许，人们永远无法确切地知道第一个陶器或彩陶是怎样诞生的。它可能是一种偶然的机会使人们发现了其中的精妙与奥秘，也许是某个先民独特的创造和发现3这种偶然性是存在的，否则就不会有“第一个”。但是，不管如何偶然，它在本质上都是一种必然的结果，是生产、生活实践积累的结果和精神需求的表现，是原始先民精神复杂化的一种具体反映。在这里，不断的积累和偶然的发现，现实的需求和实践中的无意触发，制作的必然规律与偶然的灵感，都可能共同发生作用，促成了第一个彩陶的诞生。这种偶然与必然的关系，对于理解艺术的起源同样重要。正是在偶然性中可能包含着人类的某些原初的本性和本能，比如使一物变为他物所触发的创造性、好奇心，对艺术地掌握（模仿、复制）世界的欣喜、快意和美感，等等。
彩陶的纹饰比起彩陶器型更为复杂，它所包含的精神因素更多，也更难以捉摸。
有人提出，彩陶的纹饰最早源于编织花纹的启发。一般认为，原始先民的编织技术早于陶器技艺。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设想，先民们为了生活的需要，把黏土涂在编制的或木制的容器上，使之能够耐火，以用于烧煮食物。后来，他们发现，成型的黏土不需要内部容器，也可用于这个目的，即用黏土直接制作陶器。这个看法是恩格斯从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的研究成果中提出的，后来得到了普遍的认可。这个看法当然也有猜测的成分，但仍较为合理。而且从彩陶及陶器上的篮纹、绳纹等纹饰分析，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较之一般陶器的制作，纹饰包含进了人类更复杂的心灵内容。彩陶纹饰的起源包括了相互关联的两个层次，一是“偶然发现或出现”的“第一道”“纹”，一是“有意识地创造”的“第一道”纹饰。因此，纹饰的起源实际涉及纹饰本身“产生的过程”和人们对纹饰“意识的过程”两个方面。
也许，要说明彩陶纹饰的起源本身并不复杂，复杂的是要探索原始人类有意识地进行纹饰的真正原因，亦即要说明：当人们发现陶器可以纹饰刻画后，是什么动机促使他们使纹饰不再是纯技术的制作，而成为一种艺术创造和精神活动？又是什么原因促使着纹饰的不断丰富和变化？
虽然我们还难以确切地确认先民创造纹饰的最初的具体动机，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当人们有意识地刻画或绘彩于陶器之上时，便是把精神因素倾注于物质载体，把内心要求外化为具体形象。原始人的纹饰或许只是为了好看，或许是拙稚的模仿，甚至简直就是随意的涂抹，但无论如何它都是“心”的表现，都是出自对精神方面的满足。所以，可以说，彩陶的产生和发展主要与原始先民的精神（广泛的精神）需求相关。这就是彩陶出于陶器又超越陶器的最为主要的原因。
总之，陶器的起源，主要在于人类物质生活的需求和客观条件对于这种需求的满足；而后起的彩陶的源起，则是在这种基础上，人类对于精神需求的进一步满足成为其直接动因。
彩陶器物变化发展的内在驱动力是功能的作用，是彩陶本身的可塑性与人的需求欲望的不断发展。这里的功能，既是指满足物质需要的功能，也是指满足精神需要的功能。人对彩陶功用的追求与人的创造性的契合，是彩陶产品层出不穷的主观因素。由于彩陶适应不同的需要（物质和精神的、不同时代和场合的），促使彩陶花样繁多、历久不衰。正是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从彩陶器物上凝固着人性，物化着心灵。它曲折地折射着人的精神世界。
当陶器造型的曲线表现了强烈的节奏和韵味，当造型中出现一些没有突出实用意义的附加物装饰时，当彩陶器表上出现各种有意识描绘的各种纹样图案并赋予特定含义时，人的观念和心灵便已被熔铸其中，这就不仅是一种器物，而且是一种文化了。
（第二节）人类童年的足迹：彩陶的分布
中国各文化类型的彩陶并非同时产生、兴盛，而可能各有其源起和传播扩散的过程，并有着承前启后的关系。对此将在本章（第三节）论述。本节主要对彩陶的分布情况做静态的勾勒和类型的归纳。
一、新石器时代文化区系与类型
作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重要文化遗存的彩陶，它的被发现和命名都与考古遗址的发掘相联系，它的类型的区分和归属以某种文化的划分为依据。
考古学将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研究，按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华南地区、中国的北方沙漠草原地区这样四个大的范围划分，在这些区域里，又有若干“文化”系统，“文化”之下又以“类型”区分。一般以“XX文化XX类型”来标示不同的文化及其分属类别。“文化”区系之中可以包括不同地区的几种不同的类型。比如以“仰韶文化”来说，其中就有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等。
考古界认为：“中国迄今（到20世纪90年代——引者注）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有近7000处，已命名为考古学文化的有数十种。目前，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其文化面貌较清楚的，在黄河流域，有其上游地区（洮河流域）的马家窑文化系统，渭河流域（包括豫西北和晋西南)的老官台文化和仰韶文化系统，以现今河南为中心地区的裴李岗文化和大河村文化系统，黄河下游地区的有大汶口文化系统；在长江流域，有宁绍平原地区的河姆渡文化系统，太湖流域的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系统，江汉平原的屈家岭文化系统，鄂西和长江三峡地区的大溪文化系统，在南岭和武夷山脉以南地区，有珠江流域的石峡文化系统，闽江流域的昙石山文化系统；在阴山山脉以北地区，有以细石器为特征的各种新石器文化，辽河领域则有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和富河文化。”在这四个大的区域中，彩陶主要集中在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及其辐射地域的不同文化系统中，在这些文化系统中几乎都有彩陶的遗存。同时，华南地区和东北地区的一些文化系统中亦有陶或陶片，如地处广东曲江县的石峡文化，地处福建闽侯县、福清县的昙石山文化，地处内蒙古昭乌达盟、吉林的哲里木盟南部、辽宁朝阳等处的红山文化，都有彩陶出土。而边远的新疆的天山南北、西南边疆的云南晋宁等少数民族地区也有彩陶、陶片出土。可以说，西起青藏高原，东到沿海各地，南抵闽越港台，北至蒙古草原，彩陶星罗棋布，遍及中华大地，构成范围极广的彩陶艺术空间。彩陶的特征往往成为划分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某类文化的主要依据和主体部分，彩陶也成为研究中国远古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重要根据。
在这些“文化区系”中，与彩陶的发生发展关系最为密切也最为重要的是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
二、文化系统中的彩陶类型
文化系统概念的提出和成立，建立在对不同类型共同点把握归纳的基础之上。不同彩陶类型的区分表明某种彩陶有其独异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