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大文学思潮的对峙
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在不同时空中有不同的形态，内涵。从时间维度来看，存在前后矛盾甚至相悖的现象；从空间维度来看，出现过同一历史阶段激烈的价值冲突和对峙现象。矛盾冲突不仅在于对文学价值属性的不同认识，更重要的在于文学主体不同的归属意识与不同的文学价值取向。它们在不同时期或者尖锐对峙，或者相互交织，特别是在不同时期的嬗变，构成了复杂的文学现象。这个过程中，有时相对统一，有时杂乱无章，有时相对平静，有时冲突激烈，复杂多变。但总体来看，20世纪中国文学形成了两大文学思潮，即以肩负历史和民族责任追求文学参与历史过程因而突出文学对国民群体的精神重建的文学思潮，与以追求个体生命价值和个性自由因而追求文学超越意义的文学思潮。
回顾新文学历史就会发现，先驱者曾对中国新文学发展趋势设计过各种理想蓝图：或者为了赶上世界文学的步伐又避免西方文学道路的缺陷，提出中国新文学要既反映现实又表现理想，既表现人生又指导人生，既客观写实又主观表现，倡导所谓新浪漫主义文学（茅盾）。或者是追求能够大胆地、深入地、真诚地写出人生的血与泪的文学，另开辟出一片崭新的文场（鲁迅）。或者欲使文学发挥类似宗教的作用（闻一多)等等。这种新的文学发展格局，既不同于中国传统的文学道路与格局（“文以载道”或“消遣游戏)，也不同于西方文学道路与格局（或纯粹的暴露，或脱离人生的浪漫），也就是说，要“另创一种自有的新文学”。现在回顾总结，中国现代文学格局并没有完全达到这种目的。在“五四”之后的文学发展演变中，这种理想实际时时受到现实的制约，引起了各种冲突。从积极的方面看，就是形成了前面所说的两大思潮。这两大思潮在具体内容上当然与中国传统和西方文学都有很大不同，但是，从更广阔的文学时空背景上来看，这两大思潮与传统文学格局又一脉相承，也未能脱离西方的影响。这两大思潮发展过程中，并不令人满意，常常会出现偏执和极端，因而时时有人企图对之矫正，想走出第三条道路，或者创造“第三种”文学。这种努力的代表不是“第三种人”，而是鲁迅。我觉得鲁迅的文学思想，正是想把历史责任的担负与生命本真的追求结合起来的指向。而由于各种因素，使鲁迅常常处于矛盾之中，他的理想也不能真正实现。中国新文学最终还是走了偏重肩负历史责任与偏重追求生命本真两条路向，互相冲突又并行前进。如果联系到新时期文学的变化，则更清晰地看到这种格局的演变。
在“五四”之前，就出现过梁启超与王国维不同取向的文学价值观。他们都有从整体上重新理解文学意义、重建文学价值观的意愿。梁启超是积极入世的取向，宣扬文学“新民”、“新人格”，进而“新国”的价值。王国维用叔本华的生命意志理论，宣扬文学对人的精神痛苦的解脱之道。而鲁迅的（摩罗诗力说）等，主张“立国”先“立人”，突出人的主体地位而又不追求“解脱”之效，强调文学对人的精神的陶冶，带有融通的意味。
“五四”时期，文学介入社会价值体系重建，出现了明确的两大文学取向，以文学研究会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思潮，偏重文学介入社会改造和“为人生”，文学的价值属性定位在对社会现实的反映与批判；创造社为代表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偏重于文学对主体的内心世界和生命意识的表现，文学的价值属性被理解为对内心情感的抒发和意志的张扬。
20年代中期，“革命文学”运动兴起，先前创造社为代表的重个体生命价值、表现自我的艺术思潮，从内心世界的张扬转而对外部世界的突进，径直转向文学服从于政治；文学研究会的转变几乎同时进行，沈雁冰的《论无产阶级艺术》与创造社、太阳社的革命文学理论在整体价值取向上有异曲同工之效，都期盼着、推动着文学“大转变时期”的到来。这些价值目标，既是社会政治革命的要求，又受社会政治局势的影响，终于发展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标志着这一文学价值系统的真正形成。但是，由于文学有其自身的规律，它总是在介入历史过程、追求社会价值、向外部世界突进，与表现人性、向内心深入之间寻求平衡。由于文学的特质和本性所决定，即使在一个以政治为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的时代，人的精神之源也不会干涸，“神人共怒”的现实反倒促使了精神的极度不安宁，文学就不可能忘记对人心的抚慰和提供寻求精神解脱的方式，而抒发自我情感、追求生命意义和独立自由就成为文学价值的另一取向。
于是，后来统称为自由主义的文学思潮不可遏制地出现和发展，形成与左翼对峙的局面。在这个时期，出现过鲁迅、茅盾与革命文学阵营内部的争论，也出现过鲁迅、左翼与自由主义的论争。论争的问题各有不同，前者是关于文学怎样在保持自身特性的前提下，介入社会历史的重建；后者的焦点则是文学要不要以介入社会价值重建为己任。在国家民族危亡的时刻，梁实秋的人性论与普通中国人的现实人生价值实现非常隔膜，周作人的消极退隐意识则无异于消磨意志，其所追求的文学属性不能与整个民族在这一生死存亡的时空中构成积极的价值关系是不能否认的事实。左翼文学正是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深明大义”而符合了历史的价值选择，虽然在具体的艺术创造上存在不足，但在满足群体现实“需要”上形成优势。左翼的文学价值选择与历史主体的选择方向的一致性，决定了左翼文学价值观随着历史的进程逐渐居于主导地位，形成强大的以肩负历史责任为特征的文学思潮。抗日战争的爆发，国家民族危机和生死存亡的搏斗，促使对文学“属性”的认识与“作用”的理解上必须做出更加决绝的价值选择。是参与社会革命、民族斗争还是脱离现实去经营自己的园地，不仅是审美趣味和个人爱好的问题，而具有鲜明的道义、责任的性质。这种形势下，以追求个人自由、“永恒不变的人性”、将文学作为小摆设的价值选择无疑要受到鄙视，连带着对内心、自我、人性表现的文学价值取向无可挽回地暂时消散。而文学更直接地介入社会历史创造的价值倾向，就有了更现实的需要，更充分的历史依据。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此作了理论上的总结与阐述！也标志自现代以来的以强调文学介入社会历史创造的文学思潮的取胜和价值系统的最终确立。
新中国成立，历史进入新纪元，新制度的建立与巩固成为当务之急！文学理所当然地被纳入社会制度的重建之中。文学必须介入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进程，构成意识形态的有机部分。这决定了文学将有规定、有限度、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有方向、有方针、有目标、有政策地运行，而很少有价值取向的个人选择。在继续沿袭并强调文学介入社会历史重建的价值观念中，又更加简单化了这一价值系统本来应有的开放性、广延性，特别是极大地限制了它勇敢地直面现实、深刻地揭示现实从而促进现实变革的精神。文学价值选择与政治层面的过度结合，不但抑制了文学在文化、心灵等方面的价值功能，而且在后来政治上出现偏差时，文学最终脱离了真正的现实，也与普通的中国人不能构成合理的价值关系，或者说不再“为人生”。到其极端便有“文革”文学的畸形演变。
新时期改革开放，文学有一个从价值回归到酝酿价值重新选择的过程。新时期前期，文学追求介入社会历史过程、肩负历史责任的价值选择倾向极为明显，与“五四”时期新文学的状况十分相似，所以有复兴“五四”精神、“人的重新发现”之谓。之后，文学对人的情感和内心的表现被突现出来，随之有“向内转”艺术倾向的张扬。在40年代以后逐渐被抛弃和抑制的对生命本真和情感体验的价值取向有了重新兴起的趋势。汪曾祺、张承志、阿城等人作品的出现，沈从文、徐志摩、周作人、梁实秋等人作品的重现评价等，都是对这种文学价值的重新发现。80年代中期以后，一方面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结构等的急剧变化，一方面是文学自身的嬗变，促使文学价值向多元化发展。多元只是一种表现，而从价值取向来说，实际上仍然是两大主导思潮。一是文学继续担当社会历史责任，向着现实人生的广度和深度“突围”，文学价值追求体现在介入历史变革中。一是文学向自我、生命本真深入，向着内心世界“突进”。到90年代，后者的发展趋势更加突出，如同20世纪40年代文学借助于历史主体的价值选择朝着更加靠近社会功用价值的向度嬗变一样，90年代直到新世纪，文学借助于市场化，世俗化的历史趋势，朝着满足自我需求，寻求精神解脱的向度演变。各种各样，光怪陆离的文学现象，背后都有以自我为核心的价值取向的主导。而前一文学思潮在80年代中期以前！居于主导地位！而在此后，后一文学思潮以“过枉矫正”的态势演变，由此引起复杂的价值多元现象。
从历史回顾与原因分析中，我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整体格局的形成嬗变，其背后有两种价值体系在内在地驱动，而这种体系既有现代以来的现实需要作为选择依据，同时又与传统的文学价值体系一脉相承。一方面，体现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对文学属性理解的导向和对文学的价值选择，是有现实依据的。另一方面，其深层与中国传统文学价值观有割不断的渊源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