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位于中国西北部，古丝绸之路穿越全境。境内有汉、回、藏、东乡、保安、裕固等多个民族共生共存，在长期的生产与生活实践中，在各民族的交流融合中，创造了丰富灿烂的文化，民间民俗美术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民间民俗美术是伴随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实践而产生和发展的。甘肃这块古老的土地自从有了人类生活以来，处于蒙昧时期的原始先民，在他们还没有认清这个世界时，便有了对温饱的本能渴求和张扬生命的孜孜信念。他们在劳动生产的实践中，逐渐萌发本能的快感和朦胧的审美意识，他们仰观天象，俯察大地，将他们对大自然的观察与体验，以各种图形式刻入岩石上，生活器皿中。如我省黑山岩画中的狩猎图，彩陶上的生活、舞蹈图纹等等，在这些最早将人类生产生活以及思想情感以图样的形式进行的表达中，反映了人们渴望战胜自然又崇拜自然的一种心理，正是这种形式的表达，成就了甘肃民间民俗美术的萌芽。随着社会的发展，到了氏族阶级社会时期，人们从自然崇拜的基础上开始有了图腾崇拜，比如甘肃的伏羲女娲氏族图腾，还有一些神话传说与祭祀等成了甘肃民间民俗美术的内容和题材。甘肃民间民俗美术以石窟、寺庙和民居等为载体在各种宗教和世俗生活中恣意发展，民间民俗美术被广泛应用于巫术信仰、岁时节令、人生礼仪、服饰居住、文艺游戏等各项民俗活动中，见之于石窟艺术、剪纸、皮影、木版画、面具、脸谱、刺绣、陶塑、泥塑、砖雕、木雕、石刻等等，呈现出一个五光十色、多彩多姿的艺术世界。
甘肃民间民俗美术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从原始彩陶到岩画，从青铜器到汉画像石，再到石窟壁画及民间代代传承的剪纸、皮影、刺绣纹样，在千百年的传承发展中，在题材、内容、思维方式、存在形式、表现手法等方面呈现出下面几个主要特征。
一、自然崇拜、伏羲女娲氏族等始神始祖图腾及远古遗风是甘肃民间民俗美术的血脉和灵魂
甘肃民间民俗美术作品中，动植物造型占据主体，尤其是人面蛇身、人首龙身、人面鸟身等广为流传。这就是伏羲氏族文化图腾崇拜信仰的直接反映。《太平御览》卷78引《诗含神雾》云：大迹出雷泽，华胥（传是九和神女，今陕西蓝田人）履之，生伏羲于成纪（今甘肃天水一带）。“蛇身人首，有圣德。”（唐司马贞《史记·补三皇本记》）王逸《楚辞·天问注》云“女娲氏人头蛇身”。《文选》王寿延《鲁灵光殿》赋：“伏羲鳞身，女娲蛇躯。”在甘肃陇东民间民俗美中，人鱼人面也是一个重要题材，比如剪纸中面似孩童而身子为鱼的鱼娃、多头鱼、多子鱼等，有的鱼人的尾鳍还做成人足状，在陇东刺绣和荷包挂件中，娃娃鱼也是主要的题材之一。这是典型的始祖崇拜。《山海经·大荒西经》载：“有氏人之国，人面鱼身。”《淮南子·地形篇》：“后稷垄在建木西，其人死复苏，其半在鱼间。”后稷是周人的先神，死后复苏，而身子一半化作了鱼，是返祖为鱼的意思。
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生命繁衍生生不息是甘肃民间民俗美术的永恒的追求
在甘肃的陇东地区，因为人们保留有强烈的祖先崇拜意识，从远古起，人们就认为人和自然是和谐的整体，人与自然在宇宙中相互依存，相互托寓，从而使得生命生生不息。例如庆阳地区的彩绘葫芦瓢多作人面图样，在周人的心目中葫芦是繁衍生殖的象征，叙述周人祖先历史的《诗经·大雅·绵》记载：“绵绵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瓜瓞即小葫芦，此诗含有周民初生于葫芦并绵延不绝地繁衍的意思。表现在这一地区剪纸中的生命树寄托着人们对繁衍不息的生命的礼赞。以已故着名剪纸艺人祁秀梅的剪纸作品《鹿鹤同春》为例，在一棵枝干参天的大树上，花繁叶茂，枝叶间鸟儿或仰天长歌，或对颈私语，树干间一娃娃嬉闹，树下草坪上鹿儿衔草，鹤鸟戏花，一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生命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
三、丝绸之路的文化交往是甘肃民间民俗美术不灭的印记
早在青铜时代，北方草原的游牧文化对甘肃的古文化产生了影响，至今在甘肃西部和中部遗存了大量的古代游牧民族的岩画，自古以来，北方游牧民族经常在甘肃活动，有的还定居下来。这种以畜牧和农业共有的生产方式，反映在甘肃民间美术的题材中，动物题材要占多数，尤其在河西地区和多民族聚居地区的剪纸中，家畜和家禽的题材占重要的地位。以动物题材为多是甘肃区别于内地的民间美术的一个重要特点。在甘肃民间剪纸中的动物，大多为单独纹样，而且多呈动态的姿势，显得活泼灵动。有的剪纸中将家畜的四足简化为两足，鸟的两足简化为一足，这种造型手法和甘肃古代游牧民族岩画如出一辙。还有的以猛兽搏斗咬噬的作品，作纠缠的样式，有的以重复的线和富有装饰性的线束，用来刻画动物的皮毛和花纹，这和甘肃出土的匈奴铜牌饰上的动物纹样的构成样式也是一样的。牧民审美观的形成与畜牧业生产方式是相关的，所谓羊大就是美，繁殖和健壮在牧民心目中被认为是美好的，草原文化对美的特有的追求在甘肃民间美术中鲜明地体现出来。
在甘肃民间美术中，狮子形象是得到人们厚爱的。狮子并不是中国本土的动物，产自西亚、非洲等地，其形象大量出现在中国艺术作品中，应在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目前我们见到的最早的对狮形象，是甘肃泾川县出土的一件鎏金铜佛的座前蹲着的一对狮子，属十六国时期。佛教中的狮座是佛的坐处，《大智度论》：“佛为人中狮子，佛所坐处若床若地，皆名狮子座。”但后来佛座前的狮子已有护法兽的含义。
时过境迁，对狮又被移至官衙寺庙的门前，用来作为守护门户的猛兽，狮子的雄武面貌逐渐消失，消亡了凶恶的性情。在甘肃民间石刻、布玩具和剪纸中的狮子，显得天真活泼，由于夸大了狮头的比例，并且圆睁着充满稚气的大眼，使人感到可亲。在甘肃民间家庭中，布狮子是儿童的玩具，石狮子用来作为拴娃石，因此这类狮子该是孩子们的伙伴，也是娃娃的守护者，如果有恶狗似的一脸凶恶相，会使孩子感到恐怖惊惶，于是从西方来的狮子成为孩童可亲的伙伴。
莲生娃娃也是甘肃民间民俗美术常见的题材，这里取莲和连的谐音，寓以莲生娃娃之意。由莲花里生出的娃娃，有男有女。在以农业为主的社会中，人是生产力的主体，在古代，繁衍人口对发展农业起了积极的作用，于是莲生子就成了民间喜爱的美术题材。但是最早的莲生子传说却与佛教有关，佛经上记载佛诞生于莲花，因此佛总是坐在莲座上。到宋朝，已经出现了小孩在莲花中的莲灯，则以孩童代替了莲座上的佛。莲娃的题材在甘肃民间民俗美术作品中沿袭下来，以剪纸形式表现的莲娃，多做正面，双肩左右伸举，五指张开，像要拥抱世界。有一剪纸莲娃的双手握着由鱼衔着的水草，寓鱼儿吐子，将本土的鱼始祖传说也揉进去了。还有一幅饰有莲花葫芦的剪纸，上文提及葫芦为生殖的象征，生娃的莲花也有繁衍生息的托载物的含义。我们从莲生佛到莲生娃，可以看出外来的佛教故事如何被世俗化，又成为新鲜活泼的富有生命力的民间美术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