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善集》的真实性到底有多少？它能充分证明这里的人是西夏后裔吗？怎么能有如此大规模的西夏移民出现在元代？对西夏心存警惕的元政权能允许这么多人集聚在一起吗？
2005年圆月员怨日，从河南濮阳县传出了这样的信息：《述善集》是西夏后裔唐兀崇喜于元末所编的一部诗文集，距今已有远园园余年的历史。书中共分“善俗”“育才”“行实”三卷，卷后附有“伯颜宗道传”。全书源万余字，主要是赞颂杨氏先人的祖德懿行，保存了西夏后裔迁居濮阳前后的完整历史资料。该书一直作为家传藏书由濮阳县柳屯镇杨氏一家保存并在宗族内传阅，员怨怨怨年方为外界所知，引起了国内史学专家的广泛关注，经反复核校，2004年底该书正式出版。生活在濮阳县的西夏党项族后裔，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国内西夏党项族最大的移民族群。
西夏人的去向一直是困扰西夏研究领域的一个难题，河南濮阳的这个消息，立即引起了河南省社科院和宁夏社科院的重视。两方面都组织史学专家对该书记载内容和濮阳县金堤河畔遗存的唐兀公碑等实物进行研究后，确认唐兀公碑附近员缘个村庄的杨氏族人正是西夏灭亡后元初被赐姓“唐兀氏”的西夏遗民后裔。
我国著名的学者王国维在《鞑靼考》一文中就曾经说“唐兀亦党项之异译”，《述善集》的编者唐兀崇喜这一支唐兀人就是西夏人的后裔。元政府对南下东进的“探马赤军”在战争结束后实行的就地屯田政策，使编入这个“联合军队”行列的西夏人就此离开了家乡，跟随南征的蒙古联军向中原出征。其中的一支于战后被安置在濮阳，他们在当地娶妻生子，逐渐减少了西夏的影响，就连姓氏也改姓杨氏。在时间的推移中，这些人因年代久远，逐渐忘却了先民的西夏身份，无人知道自己是党项后裔。
河南濮阳杨氏至今已传圆愿世，仅在杨什八郎、西什八郎等员缘个村庄，就有愿园园余户源园园园多人，成为濮阳一大旺族。作为我国历史上元朝以前一个少数民族所建政权的遗民，一个分支就能保存如此完整的家族史资料，实属罕见。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的任崇岳说：“杨氏族人这种民族融合的过程，除了可以追溯到元昊建立大夏王国时，首先在文化上全面向汉族学习外，还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姓名的汉化，二是婚姻的汉化，三是生活习俗的汉化。”
最初来这里定居的西夏人是怎样的情形呢？唐兀崇喜的《自序》里这样写道：“（闾马）来开州濮阳县东，官与草地，偕民错居，卜祖茔置于草地之西北，俗呼十八郎寨者，迄今百年，逾六世矣。”闾马带领其他17位西夏人一起居住这里，在面向西夏国的方向（西北方）通过占卜立下祖茔，将这里取名为十八郎寨。杨氏二世祖闾马后的三世祖达海，进一步将坟地由员亩扩为员园亩，再扩为圆园园余亩，收入专供祭祀之用。可见他们对祖先的那份至深情感。这支西夏党项人到落居濮阳第四代时，已经是元末了，其中一位叫唐兀崇喜的放弃功名，守丧葬母，秉承着西夏人尊崇女性尤其母亲的惯例，出于对其族源的认识和情感，完成了《述善集》。
到《述善集》成书时，这支西夏党项人在濮阳已经居住了100多年了。生活在这里的西夏人是重教育的，唐兀崇喜就是这个家族中的第一个“贵族人物”。据《述善集》记载，早在员猿源愿年，一个叫刘让的西夏人给杨崇喜的赠诗序文：“象贤杨君伯仲，好义能下士。”此后，员猿远源年和员猿远苑年，危素和张以宁（二人都是当时著名的学者）也分别撰文将唐兀崇喜称为杨崇喜。从此开始，唐兀家族的姓氏就逐渐被杨氏取代了，证明这些西夏人在来这里100年后第四代时才将自己的姓氏改为杨姓的。
村里的人依据《唐兀公碑》《杨氏家谱》所记，坚持说他们的祖先（西夏人）到第三世时，多数仍与蒙古人和色目人的女子婚配；而在前六世的女子中，竟无一人与汉族男子结婚。至少证明，他们的西夏祖先在这时仍尽量保持着自己身份的独立性。尽管他们在生活习俗、教育观念上早已学习着内地的文化理念和生活方式，而在西夏时期，就一直重视和汉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河南大学历史系教授朱绍侯先生如是说：“这说明血缘交流晚于文化交流。在中国历史上，乌桓、鲜卑、匈奴、羯、氐、羌等少数民族融入汉族，走的都是这条道路，而濮阳唐兀氏则最具典型意义。唐兀氏在六世以后，婚姻关系逐渐打破这种隔阂，与汉人通婚则习以为常，而唐兀氏作为少数民族终于在历史上消失，而融入汉族之中。”
或许是杨什八郎村地处中原地带的缘故，在村里，已经见不到一丝当年尚武的西夏人影子了，和我在陕北太平村里依然能看见尚武、重酒等党项人的性格截然不一样。而在新中国成立前，这里还广为流传着一句民谣：“喝了什八郎的水，大人小孩都会翘腿。”意思是人人都会武功。村里的老人杨存藻说：“我爷爷杨平川就是有名的大力士。一次，从内蒙古地区来了个拉骆驼的人找他比武，我爷爷先让骆驼走开，让出场子，接着他一抬腿，骆驼翻了个跟头，就滚到田地那边去了。还有一次，一辆路过的盐车陷到泥里，几头骡子都拉不出来。人们请来我爷爷，他钻到车下当‘千斤顶’，用肩膀支起下陷的车轮，让人将车赶了出来。我爷爷愿园多岁时，饭量仍然很大，跟人打赌，一次就吃下8大碗煎饼。”杨存藻讲述的是真是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从中能探究到一点历史的痕迹。河南本地的记者比我荣幸的是，他在杨十八郎村看到了杨氏先祖尚武的实物凭证：前清武状元张三甲的师傅杨盛朝习武的器械。张三甲很感激恩师的教诲，曾刻石立了《杨盛朝先生教泽序》碑。碑文曰：“濮阳杨盛朝先生，精于骑射，膂力过人。”杨盛朝习武用过的器械，现在还有刀、弓箭和掷石。掷石长园援缘米、宽园援圆缘米、高园援圆怨米，因被家人埋入土中，人们无法称其重量。试想，当年杨盛朝既然能将这么重的一对掷石玩于鼓掌之间，可见“膂力过人”并非虚语。据村里人说，杨盛朝有3口刀，分别重员圆园公斤、怨园公斤、远园公斤，两口大刀于员怨缘愿年被抛进高炉，炼了钢铁，一口小刀因被家人埋藏，幸免于难，现存于濮阳县文化馆。锋刃虽锈，但刀身修长，刀背厚约寸许。
十甲里是一个躲藏在河南省洛阳市新安县南李村乡的小山村。2006年之前，这里和西夏的关系曾经被学术界小范围地探讨过，但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研究进展。2006年春天，当地媒体爆出了这里生活着西夏皇族后裔的话题，引得社会各方面的关注。此前，河南的有关媒体曾经报道了西夏党项遗民后裔在濮阳县柳屯镇杨什八郎村落户并逐渐融入汉族的故事。这就在河南境内出现了两个版本的西夏后裔，究竟哪个是“正版”呢？2010年的国庆期间，我再次走进这里。出新安县城往十甲里方向一直是山路，山川丘陵交错，地形复杂多样。沿着乡间柏油路走了有10余里后，转而向南，沿着一条狭窄坎坷的土路，一路下坡，到山谷的谷底就到了十甲里村。村子坐落在群山环抱的小山谷，只有一个出口通向外界。蓝天白云下，四周的山头静默而安详，远处隐约有哗哗的水声。和濮阳“西夏村”那样完整的家族史料不同的是，十甲里村的李春光证明自己家族身份的是家族祖坟的墓碑或墓志铭。
1968年进行平整耕地时，村里20多岁的李尽强、李尽新等人都是平地专业队员。他们在平整柳树沟茔（由于小河谷地方狭小，人口增加时就有族人外迁，其中有一支迁往宜阳柳树沟，其祖茔被称为柳树沟茔）时，发现了一方墓志铭。当时大家都拥过来看稀罕，那上面是繁体字，又没标点，看不出多少名堂。
到20世纪80年代，在外当教师的李春光回家时发现了这块墓志铭。仔细解读之后，他发现自己的家族是西夏人的后裔，并且他们的祖先是西夏三皇帝！“孤远祖讳恒，为元太祖总管，至世祖升副元帅，赐以宝剑，与宋合兴讨金人。”墓志铭开篇即从一个叫李恒的人写起，然后交代李恒子孙在元代仍为显贵，居住在洛阳西三十里拓元城。元朝灭亡时，他的孙子李钦为了避祸，携带家人离开拓元城，隐居到了这个远离尘世恩怨的小河谷。
李春光认为拓元城和西夏有关系，主要依据是拓元城是北魏时王族或朝廷官员眷属的聚居地。而墓志铭上记载李恒的父亲是忠于蒙古军队的一名军官，在元代征战中原的战争中有功。而李恒的祖父则是西夏王朝中西夏军队的元帅，在1209年夏蒙大战兀纳剌城时，城陷不屈而致死。李恒的曾祖父是西夏国的第七任皇帝襄宗安全。
李春光继续向自己家族的历史更远处寻找，他发现李恒不但是元朝的蒙古汉军都元帅，还是西夏第八位皇帝夏神宗的嫡曾孙，曾打败文天祥、张世杰等南宋末期名臣，在崖山之战灭掉南宋，实现元朝的大一统。
李春光所说的“史书记载，李恒的确担任过总管——淄莱路奥鲁总管，任命他的是元世祖忽必烈”，目前，没有找到这本所谓的史书是哪本史书。所谓“与宋合兴讨金人”，指的是蒙古与南宋联合伐金之事，李恒的父亲李惟忠倒是在那场战争中立有战功，李恒还未出生，显然是把两代人的事放在一代人身上了。如果这件事成立，那么，李恒显然是蒙古人，而不是西夏人。对于李恒的西夏皇族身份和他灭南宋这样的大事，墓志铭只字未提。提出李姓人为西夏后裔的观点，最站不住脚的地方在于，元昊在立国之时就提出不再姓李，而是姓嵬名。连皇室自己都不再承认自己姓李了，何来后来的李姓为西夏皇室后裔。
1209年，蒙古铁骑第三次攻打西夏，李恒的祖父以皇子身份守兀纳刺城，城破不屈而死。李恒的父亲李惟忠当时只有7岁，被蒙古兵擒获。李惟忠毫不惊慌，反而要求与父亲一起死。一位蒙古军官对这个孩子的行为感到惊异，救下他的性命，并将他献给了宗王合撒儿（成吉思汗的同母弟）。合撒儿的儿子移相哥继承王位后，李惟忠追随他进征中原，被任命为汤沐邑淄川路（今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达鲁花赤，从此成为山东人。李恒弟兄13人，他排行第四，因从小气质不凡，深得王妃喜爱，被认作义子。
忽必烈即位不久，山东实力派人物造反，李恒和他父亲不顾家人安危，到京城告发，致使留在山东的家人都被抓进了监狱。此事深深感动了忽必烈，李恒这种与蒙古人有亡国灭族之仇的西夏遗民，一直是他防范的对象，从不敢委以重任。但关键时刻，李恒却能不顾身家性命挺身而出，这让忽必烈不能不对西夏遗民刮目相看，彻底改变了蒙古贵族与西夏遗民的关系，以至在元朝末年蒙古骑兵变得腐化堕落毫无战斗力时，依然强悍的西夏遗民竟成为支撑元王朝的“独木”。
蒙古军队南下征服南宋，大批西夏人被编入战争行列，组成“探马赤军”，成了战争最前沿的主力进攻者。元建国后，因为国家建设的需要，大批西夏工匠被政府重用，成了居于元代四等人中的色目人，在元政府的巩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忽必烈任命李恒为淄莱路奥鲁总管，后又提拔他为管军总管、副万户、益都淄莱新军万户。这位西夏人就这样来到中原腹地了，他的后人就自然落户于十甲里了。
西夏的影响尤其是宗教依然存在，凉州不少西夏人被蒙元政府作为移民迁往江南，比如在安徽发现的西夏后裔余氏家谱，就记载那里的人不少是从凉州移民去的。祖籍凉州的西夏后裔余阙归顺元朝后迁往今安徽省合肥市，历任泗州同知、监察御史、湖广行省左右司郎中。1353年任淮南行省左丞，驻守安徽省安庆市。这位西夏后期历史上杰出的诗人，他的父亲沙剌藏卜于元代自凉州随军迁到了今天的安徽合肥。西夏学专家史金波经过实地考证安庆余姓家族后认为：“他们也知道他们的老祖先是余阙，是从武威那边迁过来的，西夏地区迁来的，而且还讲了他们的民俗，他们过年的时候都要挂灯笼、灯笼上写着‘河西郡’‘武威郡’。”余阙因为归顺元蒙政权而得以保身，身置南方和蒙古人的政权高压中，那种亡国亡族之痛却永远在心中，他的《白马谁家子》就是很好的例证。虽然他想象中的贵族公子骑着白马，“绿辔缦胡缨，腰间双宝剑，璀璨雪花明。甫出金华省，还过五凤城。夜入琼楼饮，金尊满绣楹。慷慨顾宾从，英风四座生”；但是，“一朝富贵尽，不如秋草荣”，这何尝不是诗人身为党项贵族的真实写照呢！所以他最后所说的“黔娄固贫贱，千载有余名”也是为西夏王朝在历史席位中不该缺席或者不能缺席的一种低调自信。尽管经过了元代的高压统治，在元末时期，看着族人尽皆“消失”，西夏王朝就如“贫贱的黔娄”、西夏文字成了死亡的文字、党项语言成了遥远的历史记忆，诗人只能寄历史别更早更无情地遗忘那个王朝，只希望西夏王朝在漫漫历史中能够“千载有余名”。而他的《拟古杨沛》借东汉末年归附曹操的杨沛来说自己不畏豪强，不仅“谋国不谋身”，而且“辛苦岂之念？杀身旦成仁”。《黄鹤楼》一诗中的“隐见长沙渚，想望阳云台”更是寄托了自己身在南国向往北方故土的心声。
出生于1284年的昂吉，同样是凉州的党项人，后来也供职于元政权，最后也迁到安徽省的贵池县。他的《乐府二章送吴景良》等诗同样表露了党项人亡国后的心声。1269年，昂吉“率河西军（即西夏军队）1300人”守今河南信阳，以后又驻镇今安徽省合肥市。直到元末，庐州地区仍有西夏人组成的军队驻守，余阙在庐州时曾看到这里“一军皆夏人”的情景。
西夏灭亡后，蒙元统治者多次把西夏居民迁往别处。成吉思汗占领宁州（今甘肃省宁县）后，世居今甘肃宁县的西夏中奉公李天佑归顺元朝，成为一个“为其国执戟”的将士。
2010年8月23日，我追寻西夏后裔的身影出现在杭州城里。1302年，元成宗下令，在杭州的大万寿寺内雕刻3621多卷的西夏字大藏经。《观堂集林》卷二十一中说明了这些数目巨大的西夏经卷去向“施宁夏、永昌等路”，这些西夏文字经卷在西夏亡国75年后，又回散到西夏故地，说明这样几个信息：一是西夏文经卷的刊行与印刷，在元代仍得到朝廷的重用。二是这些西夏文字印刷的经卷像西夏时期的宗教信仰一样得到重视。三是在西夏故地仍有很多的人在使用着西夏文字。四是在属于元代江南浙西道杭州路的杭州一带，有着西夏文印刷的条件，而且有着一批熟悉西夏文印刷的工匠。更重要的是，有一个能让朝廷重视的西夏人负责这里的宗教事务，他在元代政治高层和宗教界都有着巨大的影响，这个人就是西夏的高僧杨琏真迦。
1277年，距离西夏亡国已经整整50年了，忽必烈任命八思巴的弟子、著名高僧杨琏真迦出任江淮释教都总统。此前，这个位置由一代著名高僧一山大师担任，一山因为得道高深而被迎请到日本传法。西夏灭亡后，元代政府对其军士采取的是屠杀甚至灭绝政策，对其民众后来采取的是非歧视政策，把他们划入当时的四等人中的二等人“色目人”，对西夏的僧侣却是采取“事僧敬佛”。这导致了许多普通民众或军士也遁入佛门，以避免被追杀的命运。元代著名学者马祖常写的《河西歌》云：“贺兰山下河西地，女郎十八梳高髻，茜根染衣光如霞，却召瞿昙作夫婿。”瞿昙本指佛，这里指西夏僧人。可见，当时的僧人中有不少是军士或民众，为了避免战争死亡而遁入佛门，到元代时，纷纷还俗，娶妻生子，过起正常人的生活。
南宋政权南移后，江南的经济文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信奉藏传佛教的蒙古政权建立之初，急需宗教界人士传教。大批的西夏僧人开始走向为蒙元政治服务之路。杨琏真迦以永福大师的汉化身份走进杭州这个江南大都会。到杭州后，立即恢复了他的西夏僧人身份，推行藏传佛教。《明史》记载，他于元至元二十二年（员圆愿缘年）八月，率众挖掘了南宋理宗陵墓，将理宗的颅骨割下，制成盛酒的饮器。这种将敌方的头颅骨做成酒器的做法，就是党项人的习俗。在挖掘了帝陵后，他还在其上建造了一个塔，以表示镇压。后来，他又率弟子在杭州的飞来峰上刻凿佛像，其中把他和两个弟子也雕刻出来。如今，在飞来峰上，仍保存着杨琏真迦传教时期的68龛造像，其中藏传佛教造像就有33龛47尊，分为佛母部、佛部、菩萨部、护法部和上师部5部。
散落在杭州城及其周围的西夏后裔并非只是杨琏真迦带去的大批工匠，元时，还有一些西夏归降的官员南下，在江南出仕于蒙元政权。南下的西夏人中，就有一位家在灵武的李姓官员，在杭州城做官长达30多年，为了纪念西夏故土，他将自己在钱塘江边买地建的一院住宅取名贺兰堂。他告诉当地官员，自己的家族世居贺兰山下，祖上乃西夏皇室，曾经在西夏王朝世代为官。将住所取名贺兰堂，一则解自己思念故土之情，二则是希望贺兰山的草木和江南的一样，丰美碧绿。而那些和他交往的江南文人，大多得到了他用西夏文书写的书法作品。这位对西夏有着浓厚情感的官员，闲暇之时还常常挥毫泼墨，画出了一幅幅塞上江南的画卷，这些在元代文人袁桷的《清容居士集》中有着记录。
西夏王朝灭亡后，新建的蒙古王朝亟须一种既适应当时迅速发展的政治、军事形势需要，又具有北方民族特色的音乐，以满足行军鼓气、宫廷赏听等。这时，一位从贺兰山走出的西夏大儒被元太宗窝阔台召见，这位西夏大儒向他推介了西夏旧乐，使蒙元政权采用西夏旧乐并使之成为元朝制乐的发端。这位西夏大儒就是出生于西夏都城兴庆府的高智耀。
1328年，高智耀的孙子高纳麟出任杭州路总管，后来逐步升任江西廉访使、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江南行台御史大夫。他从江浙行省平章政事的位置上卸任时，特地向朝廷推荐党项人三旦八出任这个位置。元英宗亲自下诏书，启用西夏人三旦八带领哈赤、贵赤和兀鲁三卫军前往杭州镇压起义军。
1352年，江淮起义军在江南点燃起抗击元朝暴政的战火时，72岁的高纳麟再次被任命为南台御史大夫兼太尉，总制江浙、江西、湖广3省军马。当他集结大批援军到南京时，杭州城已经被义军攻破，纳麟急忙命救援杭州的淮南行省平章政事失列门去救宣城。处在南京城中的纳麟被义军包围，三旦八带兵从杭州前来救援，保住了南京城。
杭州城以及周围的绍兴等地，留下了高纳麟的政治活动身影，也留下了三旦八这样的党项人身影。1353年，三旦八又奉命带领大批党项军人前往徽州和饶州，和那里的义军对峙长达2年多，成为元末农民起义军的死对头。后来，三旦八又被抽调往江浙前线去镇压江南农民起义，任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这是元代末期西夏后裔升任一方地方大员中的唯一一位。虽然他在这个位置上仅仅几年时间，但将西夏后裔的活动足迹留在了杭州城。
纳麟可谓党项人在元末政坛中的常青树，这位远离了西夏故土长期在江南为官的党项人，长期位居地方政坛顶端位置。1359年，76岁的纳麟被朝廷任命为南台御史大夫，他将江南行台移往绍兴。此时，他又调用了一个叫迈里古思的党项人来保卫江南行台。迈里古思于1354年中进士，担任绍兴路录事司达鲁花赤。当纳麟在杭州城被元末起义军攻陷后将江南行台移到绍兴时，皇帝特意下旨任他为行台镇抚。在江南一带有着很高威望的迈里古思很快募兵招马，保卫绍兴城。迈里古思继续往永康、东阳等处平息义军战火，在一次次战功后，迈里古思升任行枢密院判官。
和迈里古思同时代活跃在江南军事和政治浪尖的还有一个党项奇才福寿。这位党项贵族15岁时就出入皇帝周围，深得皇帝信任，22岁时就出任饶州路达鲁花赤，连续5次升迁至同知枢密院事。1351年，因为带兵镇压刘福通在颍川的起义出任淮南行省平章政事，并于1355年升迁为江南行台御史大夫，成为南京城当时最高的行政官员。1356年，朱元璋带领的起义军攻克南京，福寿被杀死于那座江南古城，他的后人和随从隐姓埋名，消失在南京城众多的民众之中。
1335年，党项人星吉曾经因为弹劾当时权倾一时的宰相帖木迭尔而从监察御史调任大都路达鲁花赤，开始了他在江南的政治生涯。1350年，星吉升任湖广行省平章政事，第二年出任江西省平章政事。这时，江南的农民起义军已成燎原之势，星吉积极募兵、组织地方武装力量，终被起义军破城后俘虏。他在拒不归降的同时，选择了绝食7日而死。星吉不仅赢得了末元颓朝的高度褒奖，就连起义军也深深敬佩这个党项后裔。当明代著名文学家宋濂向新立的大明王朝奏请为他树碑立传时，得到了朱元璋的首肯。朱元璋对宋濂评价道：“星吉之忠，朕实知之。”
星吉死后，另一位于1352年被派到江西和农民义军作战的西夏皇族后裔卜颜铁木尔收集星吉手下的溃众以图解南京之围。后来，他继续在池州、望江、小孤山、彭泽、江州等地和义军作战，成了维持元末败局的主力干将。
在挽救大元王朝颓势的江西战场上，还有一位于1352年从甘肃平章政事调到江西的党项人，他就是曾在元大都担任过唐兀卫亲军都指挥使的亦怜真班。他在战火弥漫中从北方来到江西，出任江西行省左丞相。和其他奉命到江南拯救大元危机的党项高级将领或官员一样，他到江西也积极募兵守城。两年后，这位党项人也将生命的最后一点时光留在了江西。
余阙是祖籍凉州的党项人，1333年赐进士及第，3次被元朝招进大都为官，先后担任过翰林文字、刑部主事、翰林编修、集贤经历、翰林待制等职务。1346年，担任御史大夫的党项人亦怜真班从大臣中选拔廉访使，余阙的好友归旸（字彦温）被任命为河西廉访使。得知好友要去西夏故土，余阙特意写了一篇题为《送归彦温赴河西廉使序》的文章相送。在这篇文章中，他追述了先祖党项人的风俗习惯，并与移居合肥的党项人风俗进行比较。
1352年，鉴于江南农民起义之势的蔓延，朝廷启用余阙为淮西副使，镇守安庆，余阙和那些战死疆场的党项后裔一样，到任后立即招募、训练军队，加强城防，并上书朝廷请求派兵救援兵家必争之地安庆。余阙在安庆的坚守使朝廷升任他为淮南行省左丞、都元帅，他也没有辜负朝廷的重任，使安庆这个孤城历经200多次攻城之战苦守了6年。1358年，也就是西夏建国320年后，安庆城失守，余阙和他的妻子、儿女都选择了自尽，成为元代“死节之士”中的典范，受到末元朝廷的褒奖。余阙的事迹也赢得了朱元璋的推崇，特意下诏在余阙苦守并死节的安庆修祠立庙，派人前往祭祀。
本章承惠
1.阿斯刚、特·官布扎布译，《蒙古秘史》，新华出版社，2008年
2.《宋史·党项传》，中华书局，1977年
3.《多桑蒙古史》，冯承钧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
4.《元史·太祖本纪》，中华书局，197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