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丁玲在文中说“这些读者，大都是新解放区的知识青年，文艺爱好者”，但是笔者认为，持上述意见的可能还有大批的工农兵群众，只是为了保全“工农兵文艺”的权威地位，不便指出而已。因为，与“知识青年”和“文艺爱好者”相比，文化程度不高的普通大众对“张恨水的书”、“‘刀光剑影’的连环画”以及“翻译的古典文学”的兴趣要更大一些。所以，这种意见应该说代表了当时大多数读者的心声。虽然丁玲在文中对上述意见进行了逐条反驳，“中心意思还是从维护新的革命文艺的立场出发，并试图对当时的接受倾向有所引导”，但这种来自于阅读主体的呼声不可能不对当时的作家产生影响。萧也牧自己也在《我们夫妇之间》受到批判后检讨说：“我正感困惑，恰好听到一种议论，据说城市里的读者不大喜欢读老解放区的小说。原因是读起来很枯燥，没趣味，没‘人情味’。”尤其是读者“要求写知识分子改造的实例”的呼声可能直接催生了《我们夫妇之间》的创作。作品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全国四家报刊先后转载，上海昆仑影片公司还将作品改编成电影搬上银幕。其后不久，萧也牧就创作了同样是知识分子改造题材的中篇小说《锻炼》，并由当时的青年出版社出版。
再看另一个因素。众所周知，当代文学的直接母体是解放区文学。建国初期的文学模式与文学形态某种程度上就是解放区文学局部经验的推广与移植。在解放区文学发展的过程中，延安文学的意义无疑是非凡的。“延安文学意味着这样一个转折：颠覆了‘启蒙’主题对现代文学的二十多年的统治，并为它划上句号。”“扬弃‘启蒙’主题，就要瓦解它的基础——知识分子中心论。这是延安知识分子改造运动的重中之重。”对知识分子中心论的瓦解，主要是通过对知识分子和工农大众关系的颠覆来完成的。在此之前，知识分子充当了工农大众的启蒙者，在精神上具备先天的优势。但是，通过延安整风运动，二者的位置被戏剧性地颠倒过来了。“他们应该知道一个真理，就是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表达了这种观点，同时还指出，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的差距，不仅在知识的多寡上，还表现在人格品性层面：“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样，知识分子一下由启蒙的主体变成了启蒙的对象。于是，在此后的延安文学中，相应地就出现了以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为题材的小说，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方纪的《纺车的力量》、思基的《我的师傅》和韦君宜的《三个朋友》。
《纺车的力量》写了一个叫沈平的大学电机工程专业毕业生，虽然谙熟现代电机技术，却在一架最低级原始的手工机械——纺车面前原形毕露、丑态百出——这是乡间最没有文化的小媳妇、老太太都能运用自如的工具。用沈平自己的话说，“我一坐到纺车前，就感到知识分子的渺小，和劳动人民的伟大！”。《我的师傅》中的主人公“我”也是一个知识分子，到山区木工厂劳动，在锯子这个几千年前发明的原始工具面前，也是异乎寻常地笨拙，从而暴露了“知识分子就只会说……”的弱点。后来，“我”在师傅的帮助下，终于取得了进步。韦君宜的《三个朋友》中的三个朋友：一个是农民，一个是知识分子，一个是绅士。通过相互对照，“我”发现了农民朋友的朴实纯厚，相比之下知识分子朋友则显得夸夸其谈，华而不实；而那位绅士朋友则原来是个虚伪、阴险、违法盘剥劳动人民的家伙。作者通过作为知识分子的“我”的眼睛，看出农民朋友形象格外高大，“好象一根大粗柱子，在青天和大地中间撑着”，相形之下，自己则觉得渺小。这三篇小说都是将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从而力图证明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相比“是比较最无知识的”这个命题的正确性。这种比较在起点上就是不平等的，等于是用知识分子之所短比工人、农民之所长。在我们今天看来，这种比较是没有任何知识含量的，当然也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延安文学中这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题材的小说，无疑会对新中国成立后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书写提供借鉴。尤其是五十年代与延安整风期间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在精神上具有同根性，同时，在新中国文学中，以延安文学为核心的解放区文学又是唯一合法的存在，所以这种继承就显得理所当然。当然，二者之间也存在着微妙的差别。延安文学中的“改造”，重在“证明”，重在“对比”，从而消解知识分子的精神优势，颠覆知识分子“启蒙”的冲动；“十七年”小说中的知识分子“改造”则重在实践，重在表现知识分子在革命实践中如何被改造，如何在改造中成长。至于知识分子与工农兵之优劣高低，此时已经是一个不言自明的“真理”，无需再来证明。如果说延安文学中知识分子是在与工农大众的对比中实现思想的改造，那么“十七年”文学则偏重于知识分子在与工农结合的革命实践中实现精神的超越。
在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和《锻炼》发表后，几乎同时，白刃的《战斗到明天》也由中南军区政治部出版。这部小说的主人公也是几个知识分子，出身各有不同。作者让他们在抗战的敌后游击战争中经历了各种考验，在战争中实现了改造和成长。而地主家庭出身的孟家驹却落伍了，甚至成为叛徒。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这部小说当时得到茅盾的充分肯定，不但亲笔为其作序，还在序中写道：“这部小说对于知识分子，是有一定的教育意义的。”“我觉得这样一种题材，实在也是我们的整个知识分子改造的历史中颇为重要的一页，因而是值得欢迎的。”这对当时的该题材小说创作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鼓励。不幸的是，此后不久，连同《我们夫妇之间》、《战斗到明天》等在内的一大批小说遭到严厉的批判，刚刚兴起的知识分子题材创作被迫中断。一直到1956年，在这五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有出现一部该题材的作品。但是，这期间，长篇小说《小城春秋》的创作仍然在悄悄地进行着。从1952年到1956年，高云览历时四载、数易其稿，终于完成了这部著作。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双百方针”。“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口号的鼓舞下，文学界对束缚文学创作的教条陈规有了一定程度的冲击，作家所受的精神禁锢也得到了些许解除。”借着这股东风，同年12月，《小城春秋》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与此同时或稍继其后，另外一批以改造与成长为主题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也纷纷发表或出版。除《小城春秋》外，在这期间面世的还有陆文夫的《在悬崖上》（1956年）、宗璞的《红豆》（1957年）、方纪的《来访者》（1958年）、杨沫的《青春之歌》（1958年）等。同时，一度受到批判的《战斗到明天》也得以在1958年由作家出版社再版。
三、规约下的矛盾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诞生。与工农大众欢欣鼓舞地迎接新政权的诞生相比，当时知识分子的心态要更为复杂一点。首先，从内心深处来讲，他们对新政权是完全拥护的，毕竟这是几代知识分子为之奋斗的梦想。“为尽快结束近半个世纪以来发生在中国土地上连续不断的战争，尽快实现和平；也出于对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社会腐败现象深恶痛绝的切身体验，知识分子对新政权寄予热切的期望，同时也真挚地希望自己能为这除旧布新的‘伟大的工作’竭尽所能。建国初期，作家在作品中为新社会勾勒出一幅幅美丽动人的理想化图景，这是与他们对新政权的希冀和期望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在跨入新中国大门的那一刻，除了这种欢愉，萦绕在知识分子心头的还有一丝隐约的不安，这种不安就来源于他们自身的知识分子身份。所以，当时的知识分子是背着“原罪”意识的包袱开始新生活的。建国后一系列针对知识分子的运动、斗争证明，这种不安不是没有道理的。
在这种情况下，以改造与成长为主题的“十七年”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与其说是知识分子争取言说自我的尝试，还不如说是知识分子对自身姿态和决心的一种表白。所以，改造与成长的书写成规下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对当时的意识形态话语并不是一种对抗性的存在——尽管对知识分子的书写在当时是不被主流政治所提倡的。相反，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用自己的方式参与了当时国家话语的建构。这种方式就是在改造与成长的框架内书写知识分子。
所谓“改造”，严格来讲存在两个程序，一是祛除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群体属性，也就是所谓的“小资情调”，一是融入工农大众的情感，从里到外彻底转换。改造得以进行的前提，是知识分子放弃自身的精英意识，对工农大众产生顶礼膜拜的心理。所谓“成长”，在此已经被抽离了生理学上的意义，而转换为一种政治上的成熟。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许多先天缺陷，比如热衷自我表现、个人英雄主义、盲目冲动等等，在革命的话语体系中经常被表述为“幼稚病”，所以，成长的过程，也就是在政治上渐趋成熟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小知识分子向一个革命战士过渡的过程。改造与成长是相生相伴、不可分割的，改造的过程有时候就是成长的过程，比如《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小城春秋》中的何建平、《锻炼》中的马军、《战斗到明天》中的林侠、辛为群、沙非、焦思宁等，他们都是在革命的血雨腥风中经受了各种考验，克服了自身的弱点，完成了痛苦的“化蝶”过程。这些作品的时间跨度较大，线性痕迹明显，因此，所谓的成长也就更接近于我们惯常的意义。而《我们夫妇之间》、《在悬崖上》和《红豆》等作品，明显又属于另外一种类型。在这类作品中，人物的成长与时间几乎是没有关联的，这种成长，更多地是指一种姿态的转变，立场的转变。李克由开始认为妻子狭隘、保守、固执，转变为发现妻子勇敢、善良、正直；技术员“我”由被加丽亚迷惑，转变为看清她的本质，认识到自己的错误，重又回到妻子身边；江玫则放弃了虚无浪漫的爱情，虽不乏留恋，但终究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齐虹分道扬镳。这都可以理解为一种成长，是一种否定“旧我”、再造“新我”意义上的成长。在此，《来访者》是一个例外。《来访者》中的知识分子康敏夫爱上了一个女演员，为了她，他几度自杀。两个人走到一起后，为了自私的爱，康敏夫拒绝妻子再登台从事她热爱的事业，妻子弃他而去。在得知妻子有了孩子后，康敏夫又极力地想把孩子据为己有。“他和那些右派分子，在精神上，是那么相像。他生活的目的，只为了他自己；一切美好的，有用的，他都要占有；他损害别人，满足自己；占有别人的心，并把人毁灭掉！”这是作者对康敏夫的评价。虽然康敏夫最后的下场是“劳动教养去了”，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改造，但我们从中已经能够明显感觉到，这种改造是作为一种惩罚性的措施出现的，已经不具有了“成长”的意义。康敏夫以一个“右派”的身份出现，从而使自己失去了“成长”的资格。
我们前面说过，规约的意义在于为这种书写提供一种可资借鉴的、被认定为安全的模式，从而获得合法的生存空间。从理论上讲，改造与成长的规约确实应该具备这样一种功能，因为它完全应和了当时意识形态话语的基调。但是，具有讽刺效果的是，这些规约下的作品在整个“十七年”时期无一例外地都遭到了程度不同的批判。原因何在？
其实，这些作品在当时之所以受到批判，问题的根源不在于改造与成长这个规约本身。这个规约本身是具备合法性的，它是当时的意识形态话语为知识分子题材创作所划定的唯一合法路径。问题来源于对这个规约的具体操作层面。也就是说，当时这些作品之所以受到批判，主要理由是作家没有像主流话语想象的那样去落实这个规约，在具体创作的过程中程度不同地偏离了规约所设定的路径。这倒不是作家有意为之，而是规约在被执行的过程中所固有的矛盾使然。
矛盾之一。在中国，知识分子是最先觉醒的一群，早期的马列主义译介、传播工作主要是由知识分子完成的。在革命的过程中，知识分子始终充当着领路人的角色，负有启迪民众、组织群众、领导革命的重任。包括毛泽东、周恩来等在内的党内绝大多数领导人都是知识分子出身。中国革命的主力固然是工农大众，但是领导工农大众进行革命的却是少数知识分子。从这个意义上讲，知识分子堪称工农大众的启蒙人。但是，改造与成长的规约却要求知识分子以工农兵为师，接受工农大众的启蒙。既要唤醒大众、对大众进行启蒙，又要将自己置于被启蒙的位置，接受大众的启蒙。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这一矛盾导致了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在创作的过程中面临诸多难题。首先是谁处于精神的制高点？其次，既然工农大众要接受知识分子的启蒙，那么对于工农大众的精神痼疾是否可以表现？再者，怎样处理知识分子的主动性与被动性之间的关系？“十七年”时期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之所以有很多被指责为歪曲了工农兵形象、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等等，很大程度上与这些问题有关。
矛盾之二。所谓的“小资情调”，往往指涉知识分子身上与工农兵截然不同的审美情趣、修养举止、思维方式等等。这些因素是人在成长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与所处的环境、接受的教育、个体的性格差异等有很大关系。这些特质一旦形成，就会深入骨髓，短期内很难改变。作家无疑也是知识分子，这种知识分子的特质同样也会在他们的身上体现出来。所以，虽然他们竭力地想使自己笔下的人物“面貌一新”，成为一个改造好的、成长起来的“新人”，但他们自身这种知识分子身份的局限性往往使这种努力只能是徒劳的。比如《红豆》中的女主人公江玫，虽然作者安排她在革命的重大关头结束了那段理所当然应该结束的爱情，但是，时隔多年，故地重游，面对那“血点儿似的两颗红豆”，她依然会“泪水遮住了眼睛”，流露出对往事的留恋，从而表现出“成长”的不彻底性。
矛盾之三。改造与成长的规约，按照当时意识形态话语所设定的基调，应该是一种批判的态度。无论是改造还是成长，都意味着对原“我”的否定。只有当改造和成长完成的那一刻，作者才能流露出赞赏的微笑，但是，一旦改造和成长完成，也就意味着人物命运的终结、作品的结束。所以，这个规约本身对作家的要求应该是始终保持清醒的批判立场，与人物保持一定的情感距离。但是，改造与成长又是一个积极的过程，需要作者的肯定和赞扬。从逻辑上来讲，二者并不矛盾，否定人物原有的缺陷和肯定人物的进步内在上是一致的。困难的是，这种爱憎分明的立场在操作中很难做到界限分明。作为作者笔下一个成长着的正面形象，作者往往怜爱有加，批判的意识就会相应弱化，所以经常被指责为对人物的缺点抱有欣赏的眼光。
当然，“十七年”时期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之所以遭到批判，还有其他一些方面的原因，我们在这里探讨的只不过是改造与成长这个规约本身所引发的一些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