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个企业的命运和一个人的命运一样，始终有一些莫测的因素在牵引或驱使，这种牵引或驱使的力量有时候甚至胜过无数既定的外力，胜过一些显而易见的社会大环境的力量，这就是偶然。
偶然的力量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自然也可以改变一个企业的命运，乃至一个更大一些集体的命运，甚至国家。偶然的力量来自于选择，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重要的人生变故都源自一次甚至是漫不经心的选择。王建明当年不踏上那辆西去的列车，我们今天讲的故事，包括讲故事的方式肯定面目全非。同样的道理，时隔20年后，在中国交通大动脉——铁路部门纵横驰骋了20多个春秋的晏平不是来到玉柴，而是选择了少年时期就立志扎根的那个美丽的北方重镇，玉柴的历史也一定不会出现我们接下来即将叙述的这般波澜壮阔、高潮迭起的情节。所以从领袖决定论的观点看，集体永远在被选择，集体的命运永远是掌握在个人手中的。一个集体，被选择的机会越多，改变命运的几率就越大。但在个人方面，决定命运的选择往往只有一次，所以选择决定命运。这使我想起美国诗人罗伯特·弗洛斯特在他的一首诗中所写的情景：
黄色树林中岔开两条路，
可惜我一个人不能同时
两条都走，我长久驻足
极目向其中一条望去，
直到它消失在树丛里；
然后踏上另一条，……
……
也许很多年很多年以后
我会叹息着讲起这次遭遇：
树林中岔开两条路，而我——
我选择那条少人走的，
而这已造成重大差别。
——罗伯特·弗洛斯特《未选择的路》
实际上，对与此相类似的人生处境，如果仅仅出于颠覆的目的，我们完全可以说，任何对未曾选择的事物的怀念都是虚妄的，因为它有无限的可能性。同样的道理，只有对已选择的事物的检讨才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它已经有了无限的不可能。王建明和晏平都已经不可能改变他们对玉柴历史的任何一次书写，这就是历史，这就是选择的命运，一切附着在它上面的寄生都是不可以改变的，包括一次无关紧要的记忆。
王建明来到玉柴是1970年。六年以后，正是这个“醒着的眠者”再度开始被激情燃烧的时候，一个白纸一般“没有任何负担”的翩翩少年走进了玉柴，那时这个叫晏平的少年还不是玉柴人，而是作为厂领导的子女随父亲晏永霖进驻玉柴。将近三十年以后，2005年，当这个饱经沧桑的中年男人再度进驻玉柴，正式出现在玉柴的历史舞台上的时候，当年那位翩翩少年心中的白纸上已经色彩斑斓。三十多年过去了，回忆起当年初到玉柴的情景，晏平神情里依然有意气风发的影子。这一次我们一开始就在灯光下谈话，时近黄昏，夜色正在悄悄从晏平的身后爬上窗外的阳台，在渐渐虚化的背景里，谈话人的形象与一个少年的形象开始在我眼前重叠，直到最后它几乎让我丧失思考与追问的能力。现在我读到根据当时的录音整理的谈话记录，竟然有一种恍若隔世的陌生与新鲜，找到了一种重新回到采访状态的感觉。
晏平说最初我是随父亲一起来玉柴的，我父亲是军人出身，1953年转业的时候被安排在容县工作，1970年一夜之间调到博白，当时博白的派系斗争很厉害，到了一种什么程度呢？周恩来总理在一次会议上，就点到了广西有个村怎样搞派斗，这个村就在博白，可想而知有多么严重。上面知道以后就从玉林地区各个县抽调了一批干部，这些干部都是有军人背景的。这样1970年7月10号，我们家就到博白了。短短几年我父亲突然又告诉我说他调走了，那是1975年。我问他调到哪里，他说调到玉柴。当时的玉柴在玉林地区是最大的工厂，但这个厂我们不了解，后来我跟父亲来一看，原来也是因为这里乱，搞两派斗争，所以把他调来，当工作队队长。接管了一整年以后，1976年，我父亲就正式在玉柴做党委书记了，那时候叫革委会主任。我当时还在博白念书，住校，到第二年秋季开学的时候我才过来，转到玉林高中读书。那时候学校课不多，我就拼命地打球，一连打了三个月球，几乎没上课，父亲说这样不行，就把我转到玉林铁（路）中（学），铁中离我家近一点，可以看住我。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我真正进入了玉柴的生活。礼拜六、礼拜天下午没什么事，我就带着我弟弟跑到厂区里面打麻雀，那时我弹弓打得非常准。这就是我和玉柴最开始的接触，第一次看到了什么叫工厂。那时候玉柴一年的产值才500万，也算是玉林地区最大的工厂了。
晏平最初在玉柴现身的情境实在有些风流倜傥，这情景使我无端想起曹植在他的《白马篇》里描述的那位武艺高超、渴望建功立业甚至不惜牺牲生命的游侠少年形象来：
白马饰金羁，联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
少小去乡邑，扬声沙漠垂。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参差。
控弦破左的，右发摧月支。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
矫捷过猴猿，勇剽若豹螭。……
——曹植《白马篇》
晏平也是“少小去乡邑”的人，无论玉林，还是容县、博白，都不是他的老家。晏平的老家在大连。就像晏永霖到玉柴之前已经南北征战了几十年一样，晏平来玉柴主事的时候，也走过了不短的人生旅程。有很长一段时间，晏平是一心要回老家大连的，这与父亲的故土情结有关，也与自己的择枝而栖、寻求更好的发展平台有关。毕竟玉林属地偏远，经济文化氛围与通江达海的北方重镇大连不可同日而语。所以1977年参加高考的时候，晏平填报的第二志愿就是大连理工学院。从战术上讲，晏平的这一次高考是失败的，但从战略上看，也未尝不是一次成功，因为它为晏平日后重回玉柴创造了某种神秘的机缘。
那天我们谈到高考时，发现这个已经实现了自己人生一次又一次辉煌的成功人士对昔日一次失利的高考还有些耿耿于怀，晏平说当时考试的时候非常狂妄自大，报的第一志愿是清华，第二志愿是大连理工，第三志愿是南京航空学院，一般高校根本就没瞧上，也没填服从分配。那时候觉得自己很厉害，结果上了考场才发现自己连拼音都不懂，第一题就瞎了。晏平的耿耿于怀不难理解，期待高考改变命运是当时被锁闭了十多年的所有中国青年（包括一部分中年人）的共同心态。这种心态就是改变自己面临的逼仄的命运之路，改变现实的人生。而对晏平和他的父亲来说这场考试还有一层特殊的意义，那就是逃离。晏永霖一直希望儿子回大连老家，并且以“金榜题名”的方式回老家。从晏平后来的一连串的选择看，这个意向一直很明确地贯穿到了第二代。晏平第一次高考失败之后进了铁路中专，中专毕业的第二年又考上了广西师院物理系，因为工作年限的限制不能入学，晏平十分颓唐，这时候父亲找他谈了一次话。
晏平告诉我说，我记得是1982年的2月份，父亲到南宁开会，专门拐了一个弯到我上班的黎塘来住了一个晚上，他说你今年一定给我再干一次。实际上我父亲这个人受孔孟之道影响很重，你别看他是国家干部，在他心里还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到今天为止，所有的孙子、孙女里面，只要有考上大学的，我父亲就特别高兴。当时我们六姊妹里面还没有一个大学生，唯有我是有这个希望的，所以我父亲就跟我说，老晏家能不能有一个大学生全靠你了。我知道这对我父亲来说是一个梦。当时因为工作年限问题我考上了大学没去成，他比我还痛苦，那天我从单位回来，发现他在床上哭。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我父亲哭。一个军人啊，能够为了儿子考学在床上哭！我爷爷是农民，父亲是军人，都不是知识分子，这种工农兵家庭，你说能够出来一个大学生对他来说多么不容易，也多么重要，简直是一种荣耀。所以那天他跟我说你再干一次，如果这次你再考不上，爸爸就再也不劝你了。晏平第二次考上大学是1982年，这一次他的目标很明确，就是回大连。所以晏平告诉我说这次我就比较狡猾了，哪儿都没报，就报大连铁路学院，我学铁路的，我在中专的时候，学的车辆钳工，我大学就选了车辆制造。实际上长沙也有个铁道学院，为什么回大连呢？就是圆我父亲回老家的梦。大连的确比玉林好。为了回大连，上中专期间，我没有休息一天，全部时间都趴在那里自学，我没有进过一天辅导班，全部都是自修的，我考上大学所付出的努力比别人多多少倍。到大学报到那天，我在学校门口，一个人坐了两个小时，看着这个学校，想我凭什么比别人多花了五年时间。后来我报到了，一看名册，我是我们学校年龄最大的。不过这无所谓，大有大的好处，我比别人要成熟点，狡猾一点，我宁愿用狡猾来说。第一，我当时读大学，我就说我不会考研究生。第二我不会留校，我毕业以后，我就回铁路，而且我就回生产一线，因为我的强项是管理。还有一点，我谈对象的时候，一定要大连人，为什么呢？我父母一定要我留大连，我自己也不想回广西。
二
三十年后，我在广西南部这个十分乡土化的小城市的一家西餐厅里见到了晏平的妻子陈海鸥，果真是大连人。这是2010年初夏的一个黄昏，南国的雨季正在来临，不期而至的雨点过后，最后的晚照和最初的灯光调和在一起透过落地窗的玻璃涂写在我们的座间，一切都显得精致而柔软，那氛围很适合翻翻老照片，谈谈上个世纪的事情。我们没有翻老照片，但谈的却正是上个世纪的事。陈海鸥对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那段校园生活记忆犹新，说起来滔滔不绝。这给了我一个崭新的角度去认识晏平。但我最后发现，三十年前的晏平与今天的晏平从本质上讲并没有多少差别。用陈海鸥的话说，这个人天生就是个领导坯子。陈海鸥说那时候高考因为历史遗留，学生年龄界限很宽，同一届的年龄相差很大，我和他（指晏平）同届不同系，我是应届生，学自动控制的，分数比他们高很多，有优越感，加上他比我们大很多，所以根本没什么交往，甚至很长时间都不认识。第一次见到这个人我还以为是系里的辅导员，因为他实在不像学生。那天早上上操，看到他在他们班的队伍中穿来穿去，我们几个同学还议论说瞧人家这个班的辅导员多负责啊，一大早就到学生中来了，旁边一个知情的说什么辅导员，那是他们的班长。我说，这么老啊？同学们都笑了。后来和这个“老”班长成了一对，那是后来的事。当时我们完全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没法想象会走到一起。那时他只和老师、系书记交往，根本没把我们放在眼里，觉得我们太幼稚。后来当了学生会主席，就直接和学院的孙书记来往了。我因为成绩好，也成了学生会干部，所以认识了。我们那时接受的教育都很正统，不到年龄都不谈个人感情的事，我上大学的时候才十七八岁，对未来很理想化，整天看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崇尚技术。他很实际，那时候就有目标了，要做管理，做领导。我的目标是做专业，所以并不崇拜他这种类型的人。但他始终知道自己要什么，要干什么，这种坚定体现出来就是骨子里的一种霸气。加上年龄和社会阅历的优势，一进来就成了羊群里的狼，层次就高了。因为与院长书记近了，这使他有机会做大量的管理工作，包括办活动室、洗衣房、小卖部，反正当时学院很多后勤服务工作都是他挑头干起来的。
晏平的大学生活基本上是一次长达四年的模拟管理。也就是说学院是晏平展示他的管理才能的第一个平台。给他这平台的人叫孙永春。2010年春，晏平在北京开两会，随行的郭德明约我出来见一个人，在北京交通大学的一幢陈旧的教工宿舍里我们见到了这个人，这个人就是孙永春，也就是陈海鸥说的孙书记。说实话去之前我并没有抱太大希望，在我的想象中学校领导和学生的关系是约定俗成的，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时隔多年以后谈到后来有影响的学生必然会作一番充分肯定的表述，如此而已。但走进孙永春的寓所，谈话还没有开始，我就预感到来对了，这个书记对晏平的了解和器重的确非同一般，我们在老人的客厅兼书房里落座，我的视线所及之处全部都是晏平的痕迹，老人客厅的墙上、案上、几上，全是晏平的照片，书架上摆满了有关晏平和玉柴的书刊，这使我忽然想到一个时髦的词：粉丝，想说老人是晏平的粉丝，话到嘴边又觉得不甚恰当，觉得还是用研究者和专家更为准确。没想到老人把这个学生摆在了更高的位置上，一开口就说了一句让我心里为之一动的话，老人说石因玉而生辉，学校因为有这样的学生而出名，我也因为有这样的学生而精神了。晏平是我最得意的学生，也是大连铁道学院出来在企业界发展最好的学生，是学校金冠上的明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