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声“同志”，湿润了王建明的眼睛。自从“一月风暴”后，他就没有听到过这一亲切的称呼了。他顿感人性的复原，人格的尊重，人品的提升。往日那种“现行反革命”的污蔑，被侮辱和被迫害的黑暗岁月，永远成为历史了。虽然，工厂里生活条件还很差，12个大学毕业生同住一间小平房，睡的是狭小的架子床，房间的家具仅有一张自制的乒乓球桌和两张木板凳，但对王建明来说，精神上的安慰，使他的灵魂深处已经得到最大的满足了。（张永和《王建明传》）王建明的这种欣慰与满足虽然只是一种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式的欣慰与满足，但对于王建明的低谷人生来说，这无疑是一抹曙色，这曙色至少预示着他的新生活的开始。所以若干年后有人在分析王建明的这段生活的时候还说，没有当年的玉柴也就没有后来的王建明，也就是说玉柴对王建明有知遇之恩的。我此次在广西没有采访到王建明本人，但我想他应该是不会反对这个说法的，因为的确是玉柴人在他人生最灰暗、最低谷的时期唤起了他的尊严与自信、雄心与激情，继而又给了他机会和舞台，这才成就了他后来的崛起和辉煌，也成就了玉柴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五
对给王建明机会和舞台的人，早就有人称之为玉柴的伯乐了。但一直没有人准确地告诉我这个人是谁。根据我采访所掌握的情况来看，这个人应该就是晏永霖，可能因为晏永霖是现任董事长晏平的父亲，一般人表述起来都有些心理障碍，所以总是闪烁其词，点到为止。其实我也是临离开玉林之前才最后采访到晏永霖的。晏永霖来到玉柴还是“文革”后期，之前是玉林地区博白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应该相当于现在的县委副书记。为什么被调到玉柴呢？晏永霖说大概是因为他比较敢于抓生产，那时候抓生产是要冒政治风险的，因为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抓革命”。但他有些横，在那样的氛围里，还在博白搞过计件工资，这可能给上边的印象比较深，所以1975年，就让他以路线教育工作队负责人的身份进来了。
刚进来的时候他不说话，直接下到车间参加翻砂，车曲轴，和工人谈心，发现当时生产搞不上去，主要是班子出了问题，包括一些中层干部。因为这些人原来管劳改犯习惯了，刷牙洗脸都是犯人伺候，后来成了工厂，还搞这一套，当然行不通，工人意见很大，就消极怠工，开着机器睡觉。其实责任都在干部身上，他开始着手换干部，培养新生力量。王建明就是这个时候被发现的。王建明到玉柴属于“下放”，也就是被贬，所以很低调，不说话，天天在车间里看书，也不参加“大批判”活动。晏永霖觉得他很特别，就找他谈了一次话，这一谈就知道了，他是一个很有想法也很有激情的人，晏永霖就建议他组织一个小组，配合他的工作，这个小组要既抓革命又促生产，要给厂里带来一股新的风气。王建明听了很兴奋，就组织了一个三十多人的小组，记得是三十二个人，说要取个名字，王建明说就叫“共产主义青年突击队”好不好？我说好，就是它了。
那时候全国正学习列宁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理论，他的这个想法很时髦，也很合拍。你去查一下，列宁当时有一段话，说工人星期六义务劳动是一个伟大创举什么的（我后来查过了，列宁在总结“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意义时说：“后方工人的英雄主义也值得同样注意。在这方面，工人自己发起和组织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具有极大的意义。显然，这还只是开端，但这是非常重要的开端。这是比推翻资产阶级更困难、更重大、更深刻、更有决定意义的变革的开端，因为这是战胜自身的保守、涣散和小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这是战胜万恶的资本主义遗留给工农的习惯。当这种胜利巩固起来时，而且只有那时，新的社会纪律，即社会主义纪律才会建立起来；只有那时，退回到资本主义才不可能，共产主义才真正是不可战胜的。”这段话可参见国内出版的列宁的《关于星期六义务劳动》。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这样的话很有鼓动性，这也是王建明的智慧和敏感之所在——笔者）。晏永霖接着说，就这样，这个组织就建立起来了，王建明任组长，活动开展得很好，这对王建明来说是轻车熟路，他原来在大学里就领导过很多活动，现在等于是重操旧业，所以得心应手。他们在厂里一边发挥着生产突击队作用，还一边发挥着思想宣传队作用，组织全厂范围的大讨论、大辩论，讨论他们参加革命到底为了什么？问题大得无边无际，实际上最后是要落脚到生产劳动上来的。
当时就有两种观点交锋，有一次一个叫曲健的青年工人找到晏永霖跟他辩论，说工人阶级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争取八小时工作制，还引经据典，从罗伯特·欧文首倡八小时工作制，到美国工人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而斗争，一套一套的，雄辩得很。晏永霖说五千台的生产任务完不成，什么斗争都白搭，到时候就和自己的肚子辩论去吧。当时全年五千台的生产任务完不成，晏永霖提出了“八小时内拼命干，八小时外做贡献”的口号，经过王建明他们那个小组一放大，搞得轰轰烈烈。不久就把一批人的工作态度转变过来了，有一个机修车间的工人，曾经煽动工人不干活，跟晏永霖作对，他在大会上点名批评了那个工人好几次，晏永霖说他是当兵出身，脑袋都掉过好几回了，不怕谁跟他作对。过了一段时间那个工人跑到他家里说：“你别再大会小会地批我了，我都掉了七八斤肉，我改还不成吗？”晏永霖说：“行，我不批你了，我就看你的行动。”后来这小子还真改好了，晏永霖给他加了一级工资，很多人都不理解。晏永霖说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还没有很深入地采访晏平，所以还没有更多的联想。现在重新说到这一层，它直接让我想起了晏平，晏平在用人的问题上是十分善于力排众议，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这一点上有太多这位老父亲的遗传。其间一些很有趣的故事，留待下文再叙，暂不旁涉。
对晏永霖这场风暴式的“促生产”运动，王建明和他的共产主义青年突击队是起过重要作用的。但事隔多年以后，当我们跳出当时的历史氛围来看历史，就会发现一些更有趣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在这场为时不长的生产风暴中，究竟是王建明帮了晏永霖还是晏永霖帮了王建明，还是一个不好简单回答的问题。我的意思是，没有晏永霖的这场风暴，王建明可能在更长一段时间内还会躲在满是灰尘的铸造车间里一遍又一遍地读他的《约翰·克里斯朵夫》，反复倾听“江声浩荡，自屋后上升”（《约翰·克里斯朵夫》开篇语）的天籁。晏永霖的出现或许打破了他的宁静，但也重新唤起了他投入社会、热爱生活的激情。实际上，王建明的心中根本就没有宁静过，所以埋头读书，一是在疗伤，二是在等待时机。正如一头受伤的狮子，暂时遁入林中并不意味着从此归隐山林。从这个意义上说，晏永霖的出现是王建明走出人生低谷、重出江湖的一次重要契机。
1975年前后的王建明面临的是自然与人生的双重盆地情境。或许比盆地的起点更低，是盆地里的塘堰与河谷。其实玉柴的原址就叫泉塘，而整个玉林城就坐落在南流江畔的河谷地带，所以当年王建明的处境还是用谷地来形容比较合适。谷地是安宁的，但又是充满忧患的；谷地是低调的，但又是充满欲望的。我手头有资料显示说，王建明来到玉柴的第二天就去了鬼门关，而且还在关前吟诵了苏东坡过鬼门关的一首诗，其间的细节明显属于小说家言，不足为据，但就王建明当时的心情与处境而论，这种杜撰从情理上讲还是有一些合理性的。所谓关的意义是双重的。军事行为上的关，其意义从来就在于防御，思想灵魂上的关，则多半在于禁锢。所以守关与破关，就不仅是一个事物相对于不同的力量而产生的不同意义，还是同一个事物在不同的情形下表现出来的两面性。对处于谷地状态的王建明来说，只有超越自我，冲出谷地，才能绝处逢生。这决定他必须闯关，先闯过眼前这一关，走出他的人生低谷。
1975年王建明还是玉柴的一名普通技术员，“共产主义青年突击队”风暴之后，晏永霖提拔他做了车间支部书记，这时王建明的闯关精神开始凸显。晏永霖说那时候我都感到奇怪，因为这个王建明可以连续加班两三天不睡觉。不久就把铸造的质量抓起来了，原来是30%—40%的废品率，他一下把它降到了10%—20%。当时晏永霖就给地委汇报，想提拔他当副厂长，当时叫革委会副主任，地委也原则上同意了晏永霖的提议，但还想考查一下，不久刚好地委要召开经济工作汇报会，晏永霖一直想让王建明在地委几位主要领导面前露一下脸，现在机会来了。晏永霖叫王建明准备一个材料，在地委汇报会上发言。王建明的发言准备得很充分，从理论到实践，从过程到经验，侃侃而谈，效果很好，几位领导听得频频点头。晏永霖一看有戏，赶快趁热打铁，回去就把材料报到地委，地委看了没说什么就批了。
从《玉柴厂志》的“大事记”上看，晏永霖说的应该是1976年上半年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