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允后来上表说：“前些年圣上下诏，命臣汇集各种天文及灾异现象，并与人间的各种事情相互联系，既要精练又要值得一看。臣听说箕子陈述治国的方略而写成《洪范》，孔子讲述鲁国的历史而著成《春秋》，这些都是宣扬各种治国安民的法规、恭敬地观测天象的例子。所以，根据人们行善还是做恶，天马上就会作出反应而出现灾难或奇异的天象，随着人们的成功或失败，天马上也会应验而降临灾祸或福禄。天与人其实相距很远，但所得到的报应，却像回声一样快，真是太可怕了。古往今来，历代帝王之中，没有一位不尊崇这个天人感应的规律，并以这个法度作为考核的标准来整饬国家，修德行善的。在此之后，史官都要把那些事情记录在案，以便作为行动的戒鉴。汉成帝时，光禄大夫刘向见国家的命运将有危难，权力旁落外戚手中，所以屡次上表陈述出现了妖异天象，但都未被采纳。于是以《洪范》和《春秋》二书中有关上天已对人间的恶迹有所报应而出现了灾异天象的内容加以解释，希望以此使君主有所触动而醒悟，但皇帝终究还是没有对现状进行治理察问，最后终于灭亡了国家。这难道不是很悲哀的吗！尊敬的陛下，您的神威与武功效法皇天，英明而远见灼识，并以非常恭敬的态度来考查古代，一切都按照传统的规矩行事，对古代的富论行为，无不深入地鉴别品评，这些都是先帝所不及的。臣才疏学浅，孤陋寡闻，恐怕没有能力为圣上开扩见闻，使您有所裨益。并且恭敬地实现您英明的意旨。今天臣郑重地依照《洪范传》、《天文志》，将其中有关事实的要点摘出，并加以汇集，省略掉那些修饰性的言辞，一共录成八篇。”世祖阅后认为很好，说道：“高允对灾异现象的精通程度，难道不如崔浩吗？”到高宗即位以后，高允辅佐新君，表现出很高的谋略。当时，司徒陆丽等人都受到了重赏，而高允却没有受到什么奖励，对于此事，他至死都没有一句怨言。这些事情表现了他对朝廷的忠诚，为人谦逊而不好夸耀的品行。
给事中郭善明，生性机智乖巧，想在皇帝面前显示一下自己的才能，劝高宗大兴土木。营建宫殿。高允劝阻道：“臣听说太祖道武皇帝在平定天下之后，才开始营建都城，但所有的工程，不等到农闲的时候绝不动工兴建。现在国家已经建立很久了，各种宫室都已建造齐备，永安前殿足可以让君主接受万国宾客的朝见，西厢温暖的房间也足可以安置侍奉圣体，登上紫色的楼阁临望，远近可一览无余。如果大范围地修建雄伟华丽的宫殿，目的只是为了奇异好看，那最好还是慢慢地建，不可仓促行事。统计起来，修建这些宫殿，斫制石木材，运送上方，以及各种杂劳役，总共需要二万人，壮年男子承担这些劳役，老人小孩送水送饭，总计则达四万人，而且需要半年时间才能完成。古人说过：一个男人不耕种，就会有人挨饿；一个妇女不织布，就会有人受冻。何况数万人之多，所造成的损失和浪费就太大了。同首想想古代的事实。再来检验今天，必然会得到同样的结果。圣上确实应该再考虑考虑为好。”高宗采纳了这些建议。
高宗继承了太平事业。但依旧沿袭着鲜卑的风俗习惯，婚丧嫁娶都不遵循中原的传统仪式，于是高允规劝道：
先帝在世之时，多次颁发圣明的诏令，婚姻嫁娶之时不得演奏音乐，送殡埋葬之日也不得唱歌、击鼓跳舞、杀牲和焚烧祭品，这一切都要禁止。虽然这些规定已颁布了很久，但风俗仍然没有改变。而且由于身居高官的人不能改悔，平民百姓也渐渐习惯而成为风俗，对人民教育的荒废，竟到了今天这般地步。过去周文王在百里大小的侯国中，不论整饬德政民风，还是颁布政令，首先从自己和妻子做起。而后再要求他的兄弟，最后才到天下的百姓，终于占有了三分之二的天下。这表明统治者无论做什么事，都要首先从自己和亲人做起。《诗经》说：“教育你的亲属行善无恶，天下人就都会效仿了。”所以，君主的一举一动不可不谨慎啊。
《礼记》说：有女儿出嫁的人家，三日燃烛不灭；迎亲娶妻的人家，三日不能奏乐。今天各王纳室娶亲，都由乐部供给艺伎，以供嬉戏玩耍，却反而单对平民百姓横加禁止，不许奏乐，这是第一件怪事。
古代婚娶，都选择有道德节义的人家，细心挑选贞洁贤淑的女子，先要请人说媒。接着再下聘礼，对邀集的幕僚和朋友要注重他们身份的区别，亲近那些乘车的客人，崇尚他们端庄肃穆的仪态，婚姻大事，就是这么难。可是在今天，诸位宗王年仅十五岁就赐给了妻室，离家单独居住了。然而配给妻子的宗王们，长幼不分，胡作非为。而与宗王婚配的人，尽是些嫔妃宫女。自古以来，没有比这更过分的违礼之事了。近几年来。频频有人揭发和检举这种违礼之事。如果真是诸位宗王因饮酒无度而受到责难。事情的缘起，也都是由于他们的妻子因年老色衰而遭到抛弃。从而造成了这种纷乱的局面。如今皇子所娶的妻室，多出自嫔妃宫女之中，但却反要天下的平民百姓必须依照礼制的规定婚嫁，这是第二件怪事。
万物生长，最终皆亡，古代贤明的先王制定了礼制，用来养生送死，这是符合人情道理的。如果毁灭生命而自寻死路，那就是圣人禁止的了。然而，埋葬的意思就是藏匿，死去的人不可能再出现了，所以要把他们深深地藏匿起来。过去帝尧被葬在谷林，农民并没有因此而迁徙到别的土地上去耕种；帝舜被葬在苍梧，商人也没有被迫到别的地方去做生意。秦始皇倒是营建了地下冥城，把它的基础牢牢地固定于三泉之上，所用的金玉珍宝不可计数，但他刚死不久，尸体就被焚烧了，墓穴就被盗掘了。可见，尧舜的俭朴，秦始皇的奢侈，谁是谁非一目了然。现在国家营建陵墓，花费上亿的银钱，一旦烧了，不也同样成为一片灰烬。如果奢侈浪债对死者有益，为什么单单古人不这样做呢。如今圣上不停地营造茔域。却坚决禁止平民百姓有所兴建。这是第三件怪事。
古代丧礼祭礼。为代替死者受祭，必须立尸，用来辨别左昭右穆的次序，使死者有所依凭，致行献食之礼。如今死者被埋葬之后，人们干脆直截寻找一位与死者相貌相似的人，死者是父母，就像对待父母一样地侍奉他，死者是配偶，则与他像夫妻一样相互恩爱。伤风败俗，亵渎人伦，混乱礼制，没有比这更厉害的了。朝廷不加禁止，百姓也不改易杜绝，这是第四件怪事。
宴飨之礼可以规定礼制仪式，教诲臣民，所以圣贤的帝王都重视它。礼制之严甚至到了酒杯满了就不能喝，饭菜不新鲜就不能吃，音乐不是合乎规范的高雅之声就不能演奏，食物不是纯正的货色就不能摆上宴席。而如今在大宴宾客的时候，宫廷内外的人都混杂在一起，因醉酒而喧闹不休，毫无礼仪可言。同时让滑稽小丑做粗俗表演，玷污人们的视听。朝廷长期形成了这种坏习惯，反到以其为美，而斥责纯洁素朴的风尚，这是第五件怪事。
今天，陛下作为历代帝王中最后的一位，因袭了晋代动乱而遗留的弊端，反而不加以矫正厘定，鞭挞陋俗，臣只怕天下的百姓，永远也见不到传统的礼仪和道德了。”
高允不止一次地这样劝谏高宗，而高宗也都能从容静听，有时因直言过激而有所冒犯，高宗实在不入耳，就让身边的人将他搀扶出去。只要在不便当众劝谏的情况下，高允就要求到内宫拜见高宗，高宗深知高允的心意，总是预先在屏风旁迎接他。高允得到很高的礼遇和尊敬，早来晚走，有时接连几天都住在宫里，大臣们都不知道他们在议论些什么。
一次有人上书，历陈朝廷的得失，高宗将表章翻看了一遍。然后对群臣说：“一国之君就是一家之父。父亲有了错误，作儿子的为什么不写成表章，在人群之中当众劝谏他，让大家都知道他的坏处，而是躲在家里私下处理呢。这难道不是对父亲的爱戴，而恐怕家丑外扬吗？如今国家有了善举或恶行，作为臣子不能当面陈述，却要上表在大庭广众之下劝谏一番，这难道不是宣扬君主的缺点，而标榜他自己是多么正确吗。像高允那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忠臣。朕有了错误，他常常以正直之言当面辩论，说到朕所不爱听的时候，仍然能侃侃而谈，毫不回避迁就。朕认识到了自己的过错，而天下的人却不知道朕曾受过规谏，这难道不是忠诚吗！你们这些人常在朕的左右，朕却从来没有听到过你们当面对朕说过一句正直的话，只是趁朕高兴的时候祈求官职。你们这些人手持弓箭和刀斧，侍奉在朕的身边，只有白白站立的苦劳，却全都作了王公贵族。而高允手持一支笔。纠正国家的偏失，却只不过是个小小的著作郎。你们难道不感到羞愧吗？”于是，高宗封高允为中书令，同时还让他像过去一样著述校勘。司徒陆丽说：“高允虽然得圣上恩宠，但他家境贫寒，衣着俭朴，妻子儿女身份都很寒微。”高宗气愤地说：“怎么不早告诉我！今天朕要重用他了，才说出他家境贫寒。”当天，高宗亲自来到高允的家，看到只有草房若干间，房间里是粗布做的被子和乱麻做成的袍子，厨房中也只有咸菜而巳。高宗感叹地说：“古人的生活难道比得上这样清苦吗！”当即赐给高允丝帛五百匹、粟米千斛，封高允的长子高忱为绥远将军、长乐太守。高允再三表示坚决辞让，高宗没有同意。当初与高允一起被征聘的游雅等人，多已拜官封侯，甚至高允手下的百十名小吏，也都作到了刺史郡守一级的职位，而高允却作了27年的著作郎，没有升官。当时朝廷中的官吏没有俸禄，高允就经常让他的几个孩子砍柴伐木，维持生计。
当初，尚书窦瑾因获罪而遭诛杀，他的儿子窦遵为避难逃亡到了山泽之中，窦遵的母亲焦氏也因此而被囚禁在县府。后来，焦氏虽因年老而得到赦免，但窦家的亲友之中竟没有一个人愿意赡养她。高允便把她留在自己家里保护赡养。六年之后，窦遵得到赦免后才将老母接走。高允的行为就是这样敦厚。后来，高允转作了太常卿，同时还继续担任中书令他上奏《代都赋》，用以规劝讽谏，此文也属于汉代张衡《东京赋》和《西京赋》之类的作品，但内容多没有保存下来。当时，中书博士索敞与侍郎傅默、梁祚讨论人的名与字的尊卑贵贱，普述议论纷纭杂乱，于是高允撰写了《名字论》，为人们解惑释疑，他引经据典，论证翔实。后来他又在任中书令的同时兼领秘书监，解除了太常卿一职，并晋封爵位梁城侯，加官左将军。
以前，高允与游雅及太原张伟同是同学而成了朋友，游雅曾评价高允说：“爱发怒的人，一生中就不可能不发怒。而过去的史书中记载的卓公心胸宽阔，文饶大度海量，心地狭窄的人或许不相信有这种人。我与高子相交四十年了，却从来没有见过他为事情的对或错而面露喜怒之色，不也就相信了。高子内心文德辉耀，外表柔弱，说起话来迟迟不能出口，我常叫他‘文子’。崔公曾对我说：‘高生博学多才，为一代佳士，只是缺少点勇武的风度气节’当时我也这么看。可后来发生的事却并非如此。司徒的国史罪，只不过因一点小事所引起，但到圣上降诏责罚的时候，崔公竟声音也嘶哑了，腿也发抖了，连话都说不出来，宗钦和比他职位低的官员都吓得爬在地上，大汗直流，个个面无人色。而高子却详细地叙述事理，申明是非，言辞清晰明辨，声音高亢洪亮。圣上被他的行为所感动，在场的人也没有不称赞他的。他以仁厚之心对待同僚和朋友，保佑他们大吉，过去一向所说的勇武，比高允的行为又怎么样呢？宗爱依仗着权势，肆无忌惮。名声威振四海。他曾在大臣议政之处召见百官，宗王公侯及各级官员，只要看见他的殿庭就全都下拜，只有高子直到走上台附后才长揖见礼。由此可见，汉代的汲长孺能躺在床上接待卫青，又有什么有悖于礼仪的呢！过去一向所说的风度气节，难道不就是说的这些吗？了解一个人本来就很难，被别人了解就更难了。我仅了解高允的外表。却不了解他的内心，而崔公竟连他的外表也不了解。钟子期遇见了俞伯牙，从此不再听琴。管仲一看到鲍叔牙，眼睛都亮了，确实是有原因的啊。”高允就是这样为世人所推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