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个纳妾问题，我要讲的第一件事，正是中国妇女的那种无私无我，它使得纳妾在中国不仅成为可能，而且并非不道德。在做进一步阐述之时，请让我说明一下，在中国，纳妾并不意味着娶许多妻子。按照中国的法律，一个男人是只能娶一个妻子的，但他却可以纳许多妾或丫头，只要他乐意。在日本，一个侍女或妾被称作“tekaki”（一个手靠）、“mckaki”（一个眼靠）。这就是说，当你累了的时候，手有所触摸，眼有所寄托。我说过，在中国，理想女性并不要求一个男人终其一生去拥抱她和崇拜她，而恰恰是她自己要纯粹地、无私地为丈夫活着。因此，当她丈夫病了或因操劳过度、身心疲惫，需要一个手靠、一个眼靠，使他得以恢复健康去适应生活和工作时，“无我”的妻子便给予他这一切。这就好比在欧美，一个好妻子当丈夫病了或急需的时候，递给他一把靠椅或一杯山羊奶。事实上，在中国正是妻子的那种无我，她的那种责任感，那种自我牺牲的精神，允许男人们可以有侍女或纳妾。然而人们会对我说：为什么只是要求妇女无私和做出自我牺牲呢？男人们为什么不？对此，我的回答是，不是不要求男人这样。在中国，那些辛辛苦苦支撑家庭的丈夫们，尤其当他是一个上人的时候，他不仅要对他的家庭尽责，还要对他的国王和国家尽责，甚至在对国王和国家服务的过程中，有时还要献出生命：这难道不也是在做牺牲吗？康熙皇帝临终前躺在病床上发出的遗诏中曾说，他直到临终时才知道，在中国做一个皇帝，是一种多么大的牺牲。让我在此顺便说一下，这个康熙皇帝，布兰德和白克豪斯先生在他们最近出版的著作中，将其描绘成一个身宽体大、孤独而又令人恶心的“淫棍”，并认为他最终正是葬送在那一大堆妻儿手里。当然，对当代人如布兰德和白克豪斯之流来说，纳妾不被视作卑鄙龌龊、令人作呕的东西，倒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因为这种人的病态的想象，除了卑鄙、龌龊、令人作呕的东西外，还能指望什么别的东西呢？当然这是题外话。下面我想谈谈每个真正的中国人的生活——上自皇帝，下至人力车夫和厨房帮工——以及每一个真正的妇人，他们实际上都过着一种牺牲的生活。在中国，一个妇人的牺牲是为她那被称作丈夫的男人无私地活着；一个男人所作的牺牲是供给和保障他的妻子，他带回家中的女人连同她们可能生下的孩子的所有开销。的确，我常对那些爱谈中国纳妾之不道德的人们说：在我看来，中国的那些纳有群妾的达官贵人们，倒比那些摩托装备的欧洲人，从马路上捡回一个无依无靠的妇人，供其消遣一夜之后，次日凌晨又将其重新抛弃在马路上，要更少自私和不道德成分。纳妾的中国官人或许是自私的，但他至少提供了住房，并承担了他所拥有的妇人维持生计的责任。事实上，如果说中国官员是自私的，那么我将说那些摩托装备的欧洲人不仅自私，而且是些懦夫。罗斯金说过：“一个真正的战士的荣誉，毫无疑问不是杀了多少敌人，而是愿意并随时准备去献身。”同理，我说，一个妇人的荣誉——在中国，一个真正的妇人，不仅要爱着并忠实于她的丈夫，而且要绝对无我地为她丈夫活着。事实上，这种“无我教”就是中国的妇女尤其是淑女或贤妻之道。这正如我在别的地方努力阐明的“忠诚教”即男人之道——中国的君子之道一样。外国人只有弄懂了这两种“道”或“教”，中国人民的“忠诚教”和“无我教”，他们才能理解真正的中国男人或真正的中国妇女。然而人们又会问我：“爱如何？难道一个爱着妻子的男人，还能够有心去爱同一屋里妻子身旁的其他女人吗？”对此，我的回答是：是的——为什么不能呢？因为一个男人真正爱其妻子，并不意味着他就应该一辈子拜倒在她的脚下去奉承她。衡量一个男人是否真正爱她的妻子的尺度，是要看他是否能合情合理地，尽心尽力地去做不仅保护她，而且不伤害她及其感情的事。如今，要带一个陌生女人到家，是一定会伤害妻子及其感情的。然而，在此，我要指出的是：正是这种我所称作的“无我教”可以保护妻子免于伤害，正是中国妇女这种绝对的无我，使得她在看到丈夫带别的女人进家门的时候，可能不感到伤害。
换句话说，在中国，正是妇女的那种无我，使她的丈夫能够或允许丈夫纳妾，同时她却没有受伤害的感觉。对此，请允许我说明一下：在中国，一个绅士——一个真正的君子，是从来不会不经其妻子的允许就擅自纳妾的。一个真正的淑女或贤妻，不论何时，只要她丈夫有纳妾的合适理由，她也决不会不同意的。我知道许多丈夫，人过中年之后，因没有孩子想纳妾，但因妻子不同意而最终打消了念头的事例。我甚至还得知这样一件事情：有个丈夫，他妻子有病，身体很差，但他却不想因此按其妻子本该做出牺牲的要求那样去做。当他妻子催促他赶紧纳妾的时候，他拒绝了。然而他的妻子没经他知道和允许，不仅为其纳进一妾，并且还迫使他与妾同房。事实上，在中国，保护妻子免于其妾的侮辱，便是丈夫对妻子的爱。所以，在中国，与其说丈夫因纳妾就不能真正地爱他的妻子，毋宁说正因为他们极其爱他们的妻子，才有纳妾的权利和自由，且不担心滥用这种特权和自由。这种特权，这种自由有时常常被滥用，尤其是在像今日这般混乱的中国，男人们的廉耻感处于最低下状态的时候。但即使是这种时候，我认为，中国男人被允许纳妾所含的对妻子的保护，仍然是她丈夫对她的爱，一种丈夫之爱，而且，在此我要补充的是，这种爱是那么得体，那种真正的中国绅士对分寸掌握得如此完美的得体。我真怀疑在一千个普通欧美人中，是否有一个能在同一间房里拥有一个以上的女人而不把家变成斗鸡场或地狱的。简而言之，正是这种得体——真正的中国绅士那种完美的分寸掌握，使得丈夫在纳进和带入一个妾，一个手靠、一个眼靠入内室时，他的妻子不感到受伤害的情况成为可能。概括地说，正是那种无我教，那种妇女、那种淑女或贤妻的纯粹的无私，那种丈夫对他妻子的爱和他的得体，那种真正的中国绅士完美的分寸掌握，正如上文我所说过的，使得纳妾在中国不仅可能，而且并非不道德。孔子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
公民婚姻
下面，为了使那些可能仍对中国的丈夫们的“真实的爱”持怀疑态度的人们相信，在中国，丈夫们能深深地爱着他们的妻子，我可以从中国的历史和文学作品中举出充分的证据来。在这里，我本十分愿意引用和翻译一首挽歌，它是唐代诗人元稹为悼念亡妻而作。遗憾的是，这首诗太长了，在已经是过于拖沓的拙文里不太合适引用。然而，如果开始认识中国人，有希望了解那种情感——真正的爱，而不是当今人们常常误解为所谓的性爱。在中国，一个丈夫对他的妻子的爱是多么的深挚，那么就应该去读一读这首挽歌。它在任何一本唐诗集中都能找得到，这首挽歌的标题是《遣悲怀》。由于不能在此引用这首长诗，我打算以一个现代诗人所写的另一首短诗来替代它。这个诗人，曾经是已故总督张之洞的幕僚，他携妻带子，作为总督的随行人员到达武昌，在那呆了多年之后，其妻去世。由于过分悲痛，他不得不马上离开武昌。在动身时，他写下了那首挽诗。该诗原文如下：
此恨人人有，
百年能有几？
痛哉长江水，
同渡不同归。
同丁尼生下面的诗相比，这首诗的感情即便不是更深沉，至少也是同样深沉。而它的用字更少，语言更为简洁明了。丁尼生的诗写道：
撞啊，撞啊，撞啊，
撞击在你冰冷灰白的岩石上，噢，海呀！
…………
你轻抚的手突然消失，
你的声音却犹然在耳！
然而，如今在中国，妻子对她丈夫的爱又如何呢？我认为这无须证明。我们中国，新娘和新郎按规矩在婚前是彼此不能相见的，但即使这样，新娘和新郎之间的爱依然存在。这一点从唐代的一首四行诗中可以看到：
洞房昨夜停红烛，
待晓堂前拜舅姑。
妆罢低声问夫婿，
画眉深浅入时无？
为了说明这些，我必须谈谈中国婚姻的某些风俗。在中国，合法的婚姻必须行“六礼”，首先，是“问名”，即正式提婚；其次，是“纳彩”（接受丝织赠品），即订婚；第三，是“定期”，订下结婚日子；第四，是“迎亲”，即迎娶新娘；第五，是“奠雁”，洒酒雁上，即山盟海誓，保证婚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雁被认为是所有配偶中最忠贞的；第六，是“庙见”。在这六礼中，最后两礼至关重要，为此，我打算对它们作些详细描述。
目前，第四礼娶新娘，除了在我的家乡福建省仍保持着古老的风俗之外——一般都免除了。因为它给郎家造成太多的麻烦和浪费。如今，新娘已不再是被迎娶，而是被送到新郎家去，当新娘入郎家时，新郎站在门口迎接，并由他自己亲自打开新娘所乘的轿子，迎她到堂屋中，在堂屋，新娘和新郎拜天地，也就是他们双双面对着厅堂的大门、跪在苍天面前。厅堂里放一张桌子，桌上摆两根红烛，接着丈夫洒酒在地——前面放着新娘随身携带的雁，这一礼节就是所谓的“奠雁”，在雁面前洒酒祭奠，在男女之间山盟海誓——他发誓对她忠诚，她发誓对他忠贞，正如同他们眼前所看到的双雁一样，坚贞不渝。从这时开始，可以说他们就变成了理所当然的亲密丈夫和甜蜜妻子了。但这种结合，还只是通过了道德法、君子法——他们彼此互予忠贞二字，还没有得到公民法的承认。所以，这一礼节可以被称作道德的或宗教的婚姻。
接下来的礼节，是所谓的新娘和新郎之间的交拜。站在厅堂右边的新娘，首先跪在新郎面前，新郎也相对而跪，然后他们交换位置，新郎站到新娘站过的地方，朝她跪下——她也如法回跪。在此，我想指出的是，毫无疑问，这种交拜礼，在男女之间，在夫妇之间，是完全平等的。
如前所述，那种誓约礼可以被称为道德或宗教婚姻。以区别于三天之后接之而来的、可以被称为公民婚姻的礼仪。在道德或宗教婚姻中，男女双方在道德法面前，在上帝面前结成了夫妻，这种仅仅限于该男女之间。在中国，所有社会和公民生活中，家庭几乎都替代了国家——国家只是作为一个公开的外在的法庭而存在，家庭在我所讲的道德或宗教婚姻中，对婚姻或男女婚姻是没有任何法律上的裁判权的。实际上，从婚姻开始的第一天到第三天举行的“公民婚姻”止，新娘不仅不被介绍，而且也不允许露面或被新郎的家庭成员窥见。
情人婚姻
这样，新娘和新郎在一起住过了两天两夜，可以说不算合法，但却已收了作为夫妻的甜蜜和幸福。在第三天——跟着就是中国婚姻中最后一礼的到来——庙见，如果其家庭的祖庙就在近旁——那当然在祖庙进行，但对于那些住在城镇，而附近又没有祖庙的人们，这一礼仪则在有身份、有名望，哪怕很穷的人家的祖庙或祠堂里举行。这种祖庙、庙堂或圣祠，里面都有一个灵台，或在墙上贴有红片纸，正如我在别的地方所说过的那样，它们是礼教这一国教的教堂，中国的这种教堂，在性质上同基督教国家中的教会式宗教的教堂是一致的。
这一仪式——庙见，首先由新郎的父亲去跪到祖庙的灵台前，如果无父，则有该家庭中最亲的长者代行——对祖宗的亡灵宣告，家庭中的一位年轻成员现已娶妇进门。然后，新郎新娘依次跪到同一祖宗灵前。从这时开始，那男那女——不仅在道德法或上帝面前——而且在家庭面前、国家面前、国法面前，结成了夫妻。因此，我称这一庙见礼仪——中国人婚姻中的祠堂祭告——为社会的或公民的婚姻。而在这公民婚姻之前，那个女子，那个新娘——按照《礼经》的规定——是不能算一个合法的妇女的（“步庙见不成妇”）。同时，据《礼经》规定，如果那新娘在祭祀前暴亡，则不许在夫家受祭烧纸——她丈夫烧纸祭奠她的地点和她的祭奠灵位也不放在丈夫家族的祖庙里。
这样，我们看到，在中国，一个合法的公民婚约不是那个女子和男人之间的事情，而是那个女子同她丈夫家庭间的事情，她不是同他本人结婚，而是进入他的家庭。在中国，一个太太的名片上，往往不写上某某的夫人，如“辜鸿铭夫人”，而是刻板地写成“归晋安冯氏裣衽”之类话语。在中国，这种妇女同丈夫家之间的婚约，夫妇双方都绝不能不经丈夫家的许可加以撕毁。这正是中国和欧美婚姻的根本不同之处所在。在欧美，人们的婚姻——是我们中国人所称为的情人婚姻，那种婚姻只是基于单个男女之间的爱情，而在中国，婚姻正如我曾说的，是一种社会婚姻，一种不建立在夫妇之间，而介于妇人同丈夫家之间的契约——在这个契约中，她不仅要对丈夫本人负责，还对他的家庭负有责任。通过家庭再到社会——维系社会或公民秩序。实际上，最终推及到整个国家。最后，让我在此指出，正是这种婚姻的公民观念，造成了家庭的稳固。至此，请允许我进一步指出——在欧美，人们表面上似乎都懂得公民生活意味着什么，懂得并具有一个作为真正的公民的真实概念——一个公民并不是为他自身活着，而首先是为他的家庭活着，通过这形成公民秩序或国家——然而，在对这两个字的真实地感知中，欧美却未能形成稳定的社会、公民秩序或国家这样的东西——恰如我们今天在现代欧美所见的那样，其国家中的男男女女对社会或公民生活并没有一个真实的概念——这样一个设有议会和统治机器的国家，假如你愿意，可以把它称作“一个巨大的商行”。或者说，在战争期间，它简直就是一群匪徒和海盗帮——而不是一个国家。实际上，在此我可以进一步指出，这种作为一个只关心那些最大股东自私物质利益的大商行那虚伪的国家观念——这种具有匪徒合作精神的虚假的国家观念，归根到底，是目前已在继续进行的可怕战争的根源。简言之，缺乏一种对公民生活的真实观念，就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真正的国家，哪还谈得上什么文明存在的可能！对我们中国人来说，一个不结婚没有家庭和栖身之所的男人，是不能成为一个爱国者的，假如他良心被唤起，成为了一个爱国者——我们中国人也称其为强盗爱国者。事实上，一个人要想拥有一个真实的国家或公民秩序观念，他就必须首先拥有一个真实的家庭观念，而要拥有一个真实的家庭和家庭生活观念，一个人又必须首先拥有一个真实的婚姻观念——结婚不是去结一种情人婚姻，而是去结上述我努力描述的那种公民婚姻。
还是言归正传吧。现在你们能够想象得出那可爱的妻子是如何等待到天明——去敬拜公婆，梳妆完毕后低声问其夫婿，画眉深浅程度如何了——从这里你们能够晓得我所说的中国夫妇之间有着爱情，尽管他们在婚前彼此并不相识，甚至在婚礼的第三天也如此，但他们之间存在爱情却是事实。如果说你认为上述的爱还不够深，那么，接着我再举一个妻子写给她身在远方的丈夫的两行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