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的大融合与兰州地区文化的发展民族融合与同化作为一种普遍的历史现象，是指历史上两个以上的民族，由于相互接近、相互影响，最终形成一个民族的现象。兰州地区的民族融合在秦汉时期就已经形成了规模。距今5300年左右，仰韶文化西延，在兰州地区与羌文化结合，形成著名的兰州马家窑文类型的彩陶文化。秦王朝开拓疆土，将兰州黄河以南、以东地区入秦王朝版图后，为了抵御匈奴的进攻，采取了两项重要措施：一是以黄河为边界，沿河设县筑城，作为边防要塞。筑于兰州黄河以南地区的榆中县，即是边防要塞之一。二是为巩固新拓疆土，迁发中原地区罪犯到新拓地区，以充实沿边诸县。同时还采取拜爵一级的奖励办法，鼓励平民向沿边诸县迁移。中原地区的秦人迁徙到兰州地区后，与州地区的土著羌戎错居杂处，将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秦化带入兰州地区。
汉代继续开拓疆土，在和少数民族的频繁战争中，置县、设郡，移民屯田，安置降羌，形成了较大规模的民族融合与民族文化交融。
西汉初期，匈奴重新占领河套地区，并占领古金城部分地区，与青海的羌人共同构成了对汉王朝西北地区强大包围的态势，并不断侵扰汉王朝边塞地区。汉武帝时，组织了三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斥逐匈奴，纳兰州至河西的大片土地入西汉王朝版图，将归降汉朝的4万多匈奴人安置在包括兰州在内的陇西、北地等五郡故塞之外。此时的兰州地区为汉王朝扼守河西、拱卫京城的大门，军事地位十分重要。为加强对这一地区的军事保卫和经济文化的开发，在兰州今永登地区修筑了长城，在今永登西北修筑了令居塞，驻重兵戍守。在加强边塞防守的同时，仿效秦代移民实边的政策，向边郡迁移大量罪犯和平民，实行亦兵亦农的屯田。作为边塞重镇的兰州地区，即是重点移民区域之一。为了保证移民活动的顺利进行，汉王朝制定了很多优惠政策，如移民户的衣食全部由国家供给等，以保证移民初期的生活需要。
民族的融合是民族间经济、文化以及生活习惯密切联系的结果，是一个互相渗透的过程。“汉民族”共同体形成于西汉，名称见于东汉。秦汉时期，“天下为一，万里同风”的大一统文化格局和自汉以后，儒、释、道相互融合，成为汉民族共同的精神力量。秦汉王朝占领兰州地区后，设置榆中县、金城郡、金城县，移民实边，屯田戍边，造成大批汉人进入兰州地区，由于汉民族具有强大的国家政权和发达的社会制度、先进的经济和博大的文化，一直是各民族向往和凝聚的核心。大批汉人进入兰州地区，汉、羌戎、胡等族人的接触越来越频繁，经济文化交流越来越密切，汉民不仅将中原地区的先进生产技术和生产经验传播到兰州地区，而且也以特有的包容性接受、融合其他民族的文化，发展了兰州地区的畜牧农耕文化，扩大了兰州地区的民族融合。在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秦文化的影响下，兰州地区的羌戎部族，逐渐融合于秦人之中，从而形成了兰州地区第一次民族融合。此时的兰州地区至少有汉人、羌戎人、匈奴人等族种。由于汉·40·民子孙繁衍，和当地游牧民族的汉化，于是在兰州历史上形成第一个由汉、匈奴、羌等民族共同组成的多民族地区。
秦汉时期的民族融合，对今兰州地区的开发起了很大的作用。
一是稳定了边塞，经过秦汉特别是汉武帝时期对兰州地区的经营，州已成为扼守河西走廊的咽喉和隔绝羌戎联络的战略要地，经常驻有重兵防守，为发展兰州地区的畜牧农耕文化创造了较好的政治军事环境。二是发展了兰州地区的畜牧农耕文化。居住在今永登、红古一带的原河湟地区的羌人，本为游牧民族，西汉时，赵充国平息羌人反叛，一次小胜缴获马牛羊10万多头，说明此时羌人的畜牧业已经非常发达。但自秦汉移民实边，采取屯田措施后，中原先进的农业文传入，在长期的文化交汇中，羌人开始农牧兼营，一些部落已经过渡到以农业为主的定居生活，有定居的聚落，有固定的农田，而且掌握了挖修沟渠、引水灌溉的技术。
魏晋至元的1400多年间，是兰州地区民族大融合的时期，也是兰州地区多民族文化的孕育时期。三国时期，兰州属曹魏统治区域。
西晋十六国时期，古金城先后被前凉、后凉、南凉、北凉、前秦、西秦、后秦占据。东晋时又先后属北魏、西魏。由于古金城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两晋时期一直是各政权争夺的重点对象，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短暂的隋代后，兰州进入相对安定的唐代，不到100年，兰又先后被吐蕃、回鹘、党项、西夏占据。宋初，兰州被吐蕃、羌等占据，后被金国攻陷，兰州遂成为宋、西夏、金三政权的交汇区，一直到元代为蒙古人所占。频繁的各民族政权交替，加速了兰州地区的民族融合，也初步形成了兰州地区的多民族文化。
兰州地区处于西北长城带上，是古代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结合部。农耕与游牧，既在物质资料、生产技术上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的关系，又在土地资源、劳动力资源以及文化价值观念等方面存在着冲突与对立。在古代政权并立的分裂条件下，文化间的冲突往往通过军事攻伐得到解决，文化间的相互依存往往通过民族间的征服与掠夺得到体现，因而清代以前，战争常常成为农耕文化与游牧文交流的特殊杠杆，也成为民族融合的催化剂。因此在兰州地区，自魏晋至元的1000多年间，攻伐不绝，战争不断。频繁的民族战争和不同民族政权的交替，特别是众多少数民族的交替统治，产生的结果之一便是各民族的融合与同化。这期间，兰州地区先后由汉族和5个少数民族交替统治，其中汉族政权统治和部分统治了大约400年左右，其余大部分时间由鲜卑、羌、氐、匈奴、蒙古等少数民族统治。但州地区的民族融合一直在进行着，规模最大的则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诚如费孝通先生所说，这一时期“是民族大杂居、大融合的一个比较明显的时期”。
由于北方少数民族频繁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兰州地区又先后被众多少数民族政权所统治，出现了长达数百年的民族大迁徙和民族大杂居的局面，骤然间加快了民族融合的过程，从而为各民族的融合提供了先决条件。迁徙兰州地区的各少数民族在与原有汉民族的长期杂居相处中，相互通婚、互相依存、互相吸收，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逐渐缩小了与汉族在经济、文化、语言、服饰、姓氏、习俗乃至宗教信仰上的差异，一部分逐渐与汉族融为一体，一部分除民族称号上不同外，其他方面已与汉族没有什么差别，从而形成了兰州历史上第二次空前的民族大融合。民族融合促进了兰州多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巩固了边疆，维护了国家的统一，推动了兰州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同时，多民族的融合又为兰州地区多民族文化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隋、唐至元末，兰州地区又再次掀起一个民族大融合新高潮，使兰州多民族文化进一步得到扩展。
隋唐政权是在经过300年的民族交融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多民族统一国家。安史之乱前，唐代政治清明，国势强盛，北征突厥，东灭高丽，西平吐谷浑，疆土空前扩大。由于唐代政权是吸收了多民族、多元文化建立起来的政权，因此在民族政策上是兼容并蓄。政治上对少数民族一视同仁，经济上农耕畜牧并重，文化上无汉胡之防，并对新辟的原少数民族聚居疆土采取羁縻府州制度，采取与农耕区不同政策，给予羁縻地区不纳赋税的优惠。这种政策加强了民族的团结，促进了民族的合作，极大地扩展了中华民族的阵营。在这种政策环境下，兰州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民族之间的交流融合有了新的进展。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安禄山、史思明在范阳发动叛乱。安史之乱的爆发和以后一百多年断续的战争，使唐王朝元气大伤，最终内部分裂为五代十国，边境上少数民族乘机强大，建立了与汉族王朝对立的政权，又不断侵扰、抢占唐帝国的疆土。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年），吐蕃占领了今兰州地区。
五代至北宋初，吐蕃衰落，其部落散居于今兰州地区，扩大了兰州地区民族融合的范围。
长达400多年的宋辽金元时期，是兰州地区民族融合的又一重要时期，兰州的蒙古、维、回族以及女真、契丹、西夏人等就是在这一时期进入的。由于民族大迁徙而再次改变民族分布格局，从而促进了兰州地区的一次新的民族大融合。
与汉族一样，各个少数民族也是在不断的融合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今天兰州地区的30多个少数民族，也是长期民族融合的结果。比如曾占据过兰州地区的吐谷浑和党项羌就是这样。吐谷浑原是辽东的慕容鲜卑，在西迁过程中，先后兼并融合了很多其他民族。建立政权后，其统治下的鲜卑、氐、羌、匈奴、高车、突厥、西域胡人和汉人等的民族融合仍继续进行，最终形成了一个新的族体——吐谷浑族。
党项羌也是一个聚合吐蕃各部，包括汉、回鹘以及西北地区其他民族成分而形成的一个新的族体。
民族间的战争造成大规模的民族流动（包括迫迁），加之强制性民族融合，从而造成民族大杂居的形势，一些少数民族人民因避难、经商等各种原因大量自发内迁，也是兰州成为多民族地区的一个重要源头。
民族融合主要是文化融合，民族融合的过程实际上是文化融合的过程。各民族在融合过程中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成果，充实改造自身的文化，给原有文化以新的成分，使之出现新的面貌，从而达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状况，登上民族融合的最高境界。魏晋至元代，兰州地区的民族大融合，对兰州历史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孕育了兰州地区多民族的地域文化，为明清时期最终形成具有兰州地方特色的多民族文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民族融合是文化融合的极致，各民族只有在对某一民族的文达到一致的认同的基础上，才能达到真正的融合，如目前兰州地区居住的30多个民族中，绝大多数民族不论意识形态、精神文化、宗教信仰，还是生活习俗等，都与汉民族没有什么差异。兰州地区民族融合的基础是已经融合了各民族对汉文化的一致认同，它对文化的影响必然是至深至远的。
兰州地区的多民族文化，主要是来自东面的汉族传统文化、西边的印度、中亚的佛教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以及来自北边的游牧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先后占据兰州地区的游牧或半游半牧民族政权将“胡”文化带入兰州地区，既丰富了兰州地区原有的农耕文化，又促进了兰州地区的畜牧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唐代，吐蕃对包括兰在内的河、陇地区的统治，造成了吐蕃人学习、吸收汉族文化的机会和条件；同时，也给兰州等吐蕃统治范围内的各民族提供了学习吐蕃文化的机会。唐代《张司业集》中有一首《凉州词》，描写正是吐蕃统治时期的情况：
驱我边人胡中去，散放牛羊食禾黍。
去年中国养子孙，今著毡裘学胡语。
《全唐诗》也收有一首王建的《凉州词》，是描写凉州陷于吐蕃后的情况：
多来中国收妇女，一半生来为汉语。
蕃人旧日不耕犁，相学如今种禾黍。
从词中我们可以看出，汉民族和吐蕃杂居后，汉人学习吐蕃化，著毡裘，学胡语，而吐蕃人也在学习汉民族的文化，“蕃人旧日·44·不耕犁，相学如今种禾黍”，即以前不从事农耕的吐蕃人，向汉人学习农耕技术，从事农耕作业。于是，农耕民族的“汉”文化在与吐蕃的游牧文化的激荡交汇中，逐步在冲突中走向融合。这两首词虽然写的是凉州，但它却是整个吐蕃占领区的具体写照。兰州当时也在吐蕃统治之下，应当和凉州的情况是一样的。
兰州地区在先秦时期，主要居住的是羌人，秦汉以后，这一带的羌人仍然活动十分频繁。羌人有着非常发达的民族文化，曾经在包括今兰州在内的古金城范围内，创造了闻名于世的彩陶文化。到魏晋以后，居住在兰州西部河湟地区的羌人的手工业也较为发达，据史料记载，西汉时西羌已经使用铁矛、弓箭等武器，且大多为羌人自己制造。魏晋南北朝时，河湟地区的羌民还与汉人等参与各种城镇和桥梁建设，如西秦的新城勇士城、苑川西城、嵻崀城以及枹罕飞桥、吐谷浑的河厉桥等均有羌族人民的一份辛勤劳动。
枹罕飞桥是乞伏鲜卑在兰州建立西秦政权后，于乞伏乾归执政时在枹罕（今甘肃省临夏市）修建的。据《沙州记》记载：“吐谷浑于河（黄河）上作桥，谓之河厉。长百五十步，两岸垒石作基阶，节节相次，大木从横，更相镇压，两边俱来，相去三丈，并大材，巨板横次之，施钩栏，甚严饰。”枹罕“飞桥”是鲜卑、羌等居住在河湟地区的各民族群众在丝绸之路上最早架设的一座跨黄河的全伸臂木梁桥，它的修建对畅通丝绸之路，促进中西经济文化交流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据有关史料记载，枹罕飞桥在义熙三年即已建成并投入使用。
由于这种桥建造不用桥墩，而是根据力学原理，用巨木从河左右两岸层层镇压，向河中心延伸，待两岸伸出的木梁相距10米左右时，用大圆木、板材将两边连接起来，飞架于河谷陡岸之上，状似凌空飞越，故名“飞桥”，号称“天下第一桥”。
位于今兰州市工人文化宫南部东侧雷坛河上的原兰州握桥，相传是唐代仿“河厉”之制而建的，是一座有名的伸臂木梁桥，为昔日兰州八景之一的“虹桥春涨”。中国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在他的《中国古桥技术史》中说，兰州握桥“是中国伸臂木梁桥的一个代表”。
雷坛河水经此桥入黄河，入冬河流结冰，冰层逐渐加厚，入春，冰融水涨，片片冰块涌向桥下，白水红桥，奇丽壮观。
从枹罕飞桥到兰州握桥，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早在魏晋时期，吐谷浑就有了相当发达的建筑文化，而且开始影响兰州地区的农耕畜牧文化。到隋唐时期，其文化已传播到今兰州地区，并与兰州地区的各民族文化开始交流，给兰州地区已形成的各民族文化增加了新鲜血液。吐谷浑虽以畜牧业为主，但仍兼营农业。史称：“亦知种田，有大麦、粟、豆。然其北界气候多寒，唯得芜菁、大麦，故其俗贫多富少。”主要依靠河湟地区羌民及汉人兼营农业。吐谷浑的手工业、冶炼工业都较为发达，主要有采掘、冶炼、制造兵器及金银制作等。这些文化都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兰州本土文化，如仿“河厉”之制而建的兰州握桥就是一个明证。
氐族自称“盍稚”，“氐”是他民族对氐族的称呼。据史书记载，东周时期，氐族就已经形成了定居农耕生活。他们居室的住宅建筑是板屋形式，这和古代西部汉族基本是一致的。《诗经·秦风·小昔日握桥戎》说：“在其板屋，乱我心曲。”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汉代，兰州属陇西郡，陇西郡治在狄道，也就是现在的临洮，与兰州市接壤。这些记载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在汉代，包括今兰州在内的陇西郡已有氐人居住生活，二是“民以板为室屋”，当然包括居住在今兰州地区的氐人在内。另据《后汉书·西南夷传》、《魏略·西戎传》、《南史·武兴国传》等记载，氐人早期婚嫁之俗与羌族相似。与汉族等杂居后，氐人的婚俗和文化有所变化，“婚姻备六礼，知书疏”，这说明，氐、汉两种文化在相互碰撞交融中的互相影响。
从上述记述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自秦汉以降，至隋唐大一统帝国的建立，直至元明清年间，兰州多民族地域文化，因国家的统一或分裂割据，民族的兴衰、迁徙，各民族及外国文化的交流和影响，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且发生了重大的变异。在这统一和分裂的时期中，兰州地区的汉族传统文化不断吸取北方胡族如匈奴、鲜卑等和西北氐、羌等族文化，以及中亚等外来文化的成分，从而巨大地影响了兰州的多民族多元文化。
就总体而言，汉族传统文化、中亚、印度的佛教文化、伊斯文化、北方游牧文化均从四周不断浸润着、影响着兰州地区文化，促使其发生了重大的变异，对明清时期兰州地区移民文化和多民族文的最终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色彩斑斓的兰州民族文发生在兰州历史上的一次又一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和从远方迁徙来兰的千万移民，或征战、或军垦、或屯田、或经商、或建设开拓、或树立大业，在兰州的地域名称、生活习俗、语言气质、古文物上都留下多民族互相交流的深深印记，而移民千里迁徙，带家携口，顶风冒雨，万里奔波，其情其景，无不产生动人心魄的故事。
满汉习俗皆相同满族发祥于我国东北的“白山黑水”一带，历史悠久。其族源可上溯到两千多年以前的肃慎人，汉代以后史书记载的挹娄、勿吉、女真等，都是肃慎的后裔，满族的先民。1635年，皇太极废除旧称，定族名为满族，第二年即帝位，号“大清”。1644年，清军入关，统一全国。为了巩固和加强其统治地位，清政府向全国许多地方派遣大批官兵驻守，建城筑堡，携家眷居住，名曰“满城”。永登的满族，就以这种屯军形式而来。其姓氏主要有戴、唐、伊、席、白、越、袁等。当时管理相当严格，规定满人不得在满城以外居住，不得同外族人通婚。后来，这一规定松弛，满族人逐渐同汉族人同婚杂居，各地大部分满城也慢慢废弃。但至今兰州仍保留着一座比较完整的，如永登的满城遗址即是。据永登方志记载：“清初于县治之南五里，筑一庄丽之满城，遣皇帝贵戚之满官满兵携眷居住其中，以资镇守要地。”那时，由于满族是占统治地位的民族，所受待遇比其他民族优厚，因而人口发展也比较迅速，高峰时全县有满族五百零六户、二千余口，以后，随着清王朝的覆灭，永登的满族后裔大都改而从事农业生产，人口也逐渐减少。新中国的建立，给永登满族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新的条件，加上全国各地前来支援兰州建设的满族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使兰州的满族人口又迅速增加，成为仅次于回族的第二个少数民族。
过去的满族人以北京土语为主。他们喜欢养花和培植草木。饮食上喜欢吃水晶包子、麻辣兔肉、羊肉面旗、辣花豆瓣、猪肝炒洋芋、豆腐脑儿等。但现在生活习俗、服装、语言均与汉族无异。
据兰州市满族联谊会秘书长吴继成先生介绍，今天居住在兰地区的满族同胞约九千人，他们普遍文化层次较高，多从事行政、教育、卫生工作，是新兰州建设的一支生力军。
清真寺里，贴着汉文化的对联兰州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城市，共有35个民族的人民在这里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其中尤以回族同胞为多，有10万人，约占全市总人口的3%。所以，走近兰州，漫步兰州，现代化的都市里，随处可见阿拉伯式的拱顶清真寺。清真寺建筑一般由礼拜大殿，传授宗教知识的经堂和沐浴室三部分组成，主要包括极有民族特点的礼拜堂、庭院、凹壁、讲坛、宣礼塔、拱顶和券门等。兰州历史上的清真寺，多采用中国古老宫殿的建筑形式，殿脊隆起，飞檐四出，雄伟古朴，庄严肃穆。现在新建的清真寺形式多样，既有古典建筑和现代建筑，也有阿拉伯式建筑。如榆中县朱家沟的清真寺，其造型与结构完全采用中国传统的大殿形式。
然而，就在修建于兰州的清真寺里，竟也吸纳了汉族人贴对联的做法。
如兰州市绣河沿清真寺礼拜大殿的对联是：
此处即教门，明道修身，要晓得生于何来，死于何去；而今循义路，归真复命，方知是共之不合，分之不离。
礼拜大殿的楹柱联是：
桥门清真寺内的楹柱联穆圣护温麦提；真主惠赐众班德。
兰州桥门清真寺礼拜大殿联：
古兰载正道，护国民恩波远；圣谕劝佳行，正己化人德泽长。
兰州西关清真寺礼拜大殿古联：
梵音默诵，每拜首而自修身，无事尘心入界；鸟革翚舒，大观瞻以视圣寺，恍和瀛海归来。
横额：一心守正兰州坊清真寺唤礼楼联：
寺台数级乃圣地；碧水环流别有天。
一览无遗，独占地势，五时常拜，道阐天方。
这些楹联含有教民劝善的蕴意，又透出汉字书法艺术的感染力和浓浓的文化氛围，可以说是别具一格的汉、回民族文化融合的产物。
神秘的薛家湾人永登县薛家湾的神秘，大概可以追溯到清代。传说有一天，薛家湾村来了两个人，要村里的“高手”给他们算上一卦。一名中年“卦先生”来到了二人面前，他定眼稍稍端详了二人的脸，立刻说其中一人有当皇帝的命，一人有当丞相的命。二人大吃一惊，相互对视，并暗自叫绝：“好厉害的卜卦人！”其实，此二人就是微服私访的雍正皇帝和他的随行丞相。雍正皇帝接着问：“卦先生，你自己是什么命？”“卦先生”不假思索地答道：“兵部侍郎命”。之后“卦先生”又说，他某月某日将要进京、某月某日见皇帝、某月某日会被封官等等。雍正心想：“你想得倒美，我偏不让你当官，看你算得准不准。”
雍正回京后，提前一个月发出圣旨，让那位能卜自己未来命运的“卦先生”进京。谁知，几十天的连绵阴雨，耽搁了赶路的时间，“卦先生”恰巧在他算定的时间到了京城，见到了雍正皇帝。雍正对此十分惊奇，就真的给他封了个兵部侍郎。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薛家湾人救助落难皇姑的故事，更是充满了神奇的色彩——同治年间，兵荒马乱，皇帝的一个女儿落难失散，被薛家湾人收留。她在这个小村庄一住就是三年，后来又回到了宫廷。皇帝为了感谢这些算卦的人，要封官给他们，却被婉言谢绝了。皇帝说：“那就赏些钱给你们吧！”薛家湾人也没要。无可奈何，皇帝只好说：
“干脆封你们走州吃州，走县吃县吧！”于是，这些人从此便游走天涯，帮人卜卦算命，不论到哪里，县衙都要好生款待，管吃管住。时间一长，许多衙门不干了，觉得不成体统，薛家湾人也觉得不自在，索性走到哪里有庙宇，就住了进去。从此，这些四处流浪的卜卦人晚上常常以破庙、麦场、沙窝、守瓜棚等处为栖身之地。
解放前，薛家湾的成年妇女留长发，挽起后在头顶盘成高髻，还要用黑头巾罩起来。她们年轻时也裹脚，不过是长方形的尖脚。薛家湾男人以前穿长袍，女人穿大襟袄。这样的服装，直到改革开放后才慢慢消失了。
薛家湾人曾经使用过一种隐语，也称“密语”或“绍句”。他们把炕叫“文台”，把耳朵叫“听宫”，把眼睛叫“照宫”，把鸡叫“勾张”，把开水叫“滚轮子”，把房子叫“开瓜”，把丈夫叫“荷代”，把妻子叫“胭脂”，把吃饭叫“绕散长”，把父亲叫“根子”，把母亲叫“模子”，把小孩叫“阿燕子”等等。这些隐语实际是将汉语的一些关键词汇进行了加工改造，只有薛家湾人才知道其中含义。这种语言，薛家湾人平时并不使用，而是用当地的汉语互相交流。那么，这种隐语在什么场合才使用呢？据介绍，当有外人在场时，薛家湾人之间为了便于说话，又可保守秘密，或是为了避免引起外人的不悦，才使用他们自己创造发明的“密语”。这种语言，不是文一种民族语言，而是在他们独特的生活中形成的一种“职业”语言，也可称为“行话”。
有专家通过对薛家湾人的调查研究，认为他们不是苗人，也不是人，更不是吉普赛人。他们最初可能是南方移民，在特殊的地理、经济等客观环境中，在人们互相之间的不断影响下，而逐渐形成的一个有着显著特点的群体。薛家湾人的风俗习惯、语言服饰等特征已经出现了趋于消亡的迹象。在不久的将来，随着经济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他们不同于周围村民的各种特点最终也将彻底消失。
也有专家认为：薛家湾人的族源、民俗传承及特点与汉族无大异，所使用的特殊语言“绍句”，也仅是一种特殊的“职业”隐语，而非少数民族语言……他们是由于各种原因而不断迁徙，最后因有共同的行为及习俗而集合于一处的特殊的民间职业集团。这种人文现象在中国极为罕见，不论从民俗学，还是从文化人类学角度看，都是很有研究价值的。
汉民的村落里，上演着蒙古人的舞蹈在民俗文化方面，多民族的融合也留下了明显的印迹。如兰近郊的榆中县，在元代，蒙古人曾统治达一百四十多年，至今这里留有鞑靼崾、巴什沟、达尔多（大耳朵）等地名。
该县苑川一带的村庄在农历七月有庙会，热闹异常，形同蒙古的那达慕，一个村子接一个村子的办会，农民从四面八方赶来，人山人海。会上有“鞑靼神”的游艺节目，由一男巫师站在桌面上，戴假辫子，脸上搽粉，另一男巫师站在桌前地下，手执马鞭在桌面上一击，问：“你从哪里来呢呢？”桌上立者答：“我从西方来呢呢！”
一问一答，互相考问，内容幽默，引得围观的众人乐不可支。另外还有“迎盘”节目。届时，在村巷中每隔一段摆一张条桌，上摆大馒头、果品，桌头绑插一面旗帜。这样的桌子共摆十几张，总长度达一百多米。节目开始，由八名男子手拿羊皮单面鼓，其中两人身穿无袖百纳衣，头上戴假辫子，由他俩领头，其余六人身穿长布衫，开场之后，他们按节拍击鼓，有假辫子的两人在前边带头走动，头上的辫子甩动起来如同今日直升飞机的螺旋桨，边甩边沿摆桌子的线路走动。紧随其后的六个人，踏着鼓点节拍，互相碰撞，作舞蹈状前进，并由一人领唱，其余的和声、尾声是无歌词的拖音“啊哈唉嗨”，反复多次，极富蒙古草原上的歌曲韵味。
当地汉民们在玩社火时，在很多固有的狮子、龙灯、竹马、七巧灯之外，还夹杂有“鞑靼摔跤”节目。此节目的扮演者仅一个人，此人先在背上绑束一块长条形木板，板上有木架做的两个半身人形状的木偶，其大小与真人一样，用棉花和布制头，上画眉眼，头顶有辫子。“两人”的布袖胳膊作互擒牵扯状。扮演者的两只脚腿及两个手臂均穿裤子及靴。上场时，表演者匍匐来到广场围观者中心，手、足作互踢状，口中“呃、呃”作声，背上的两个半身木偶人也晃动如同相朴、摔跤的样子，然后往左右跌倒，起来又跌倒。在社火灯笼的光亮下，宛如两个蒙古人在草原上摔跤似的。整个节目热闹欢快，是当地汉民最喜欢的节目之一。显然，这个游戏是当年的统治者——蒙古蒙古族舞蹈人留下来的。
兰州晏公庙与江南移民明肃王朱来兰时，大批的公侯大臣、护卫甲士、巫医乐师亦随之迁兰。这些早期的江南移民不仅将那里的饮食、服饰、称谓、种植方法、风俗习惯以及方言词汇带入新的环境，还将一些神话传说引入兰州，世代相传。在诸多民间传说中，最为脍炙人口的莫过于“晏公庙与晏公斩蛟”的故事了。
20世纪50年代前，兰州黄河铁桥东侧城墙下，有一座不大的晏公庙，门口设木栅栏，内塑怒目执剑戎装的晏公和手攥水蛇的副将（兰州歇后语，晏公爷的伙计——攥死蛇。即来源于此），还有晏公在惊涛骇浪中斩杀蛟龙的壁画。在兰州解放前后的一段时间里，晏公庙曾被改为茶园，1958年拓建滨河路时，庙被拆除。据《重修皋县志》记载：“晏公庙，在广源门外河滨，康熙三十五年重修。”但旧县志载称始建于何时已不可考。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晏公庙的修建，是和流传于江南晏公斩蛟的神话故事是连在一起的。
传说很久以前的一个夏天，兰州连降大雨，黄河水猛涨，人们惊慌失措，拖儿带女纷纷向南北两山的高地逃去。这时黄河里突然出现了一条忽高忽低窜来窜去的蛟龙，在水中摇头摆尾推波助澜，蛟跃水涨，越涨越高的大水涌到城墙跟前，东川成了一片汪洋。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水北门城头上闪出一个威风凛凛的人来，这人就是晏公。他虎背熊腰，膀宽力大，手提一把寒光闪闪的宝剑，见蛟龙兴风作浪，气得两眼冒火，厉声喝道：“不斩此蛟，兰州难保！”说完纵身跳入水中。
晏公与蛟龙大战了几十个回合，终将蛟龙杀死。顷刻之间，鲜血染红了黄河水，晏公一手举剑一手提蛟龙的头，浑身伤痕累累，精疲力竭，在浪头上一显身，之后就渐渐消失在波涛浊浪之中。当天风浪平息，黄河水降，兰州城里和四乡的百姓得知晏公献身的消息，忍不住恸哭，杀猪宰羊在河边祭奠。后来老百姓为了表达对晏公的敬意和怀念，就在晏公投水斗蛟的地方修起一座晏公庙，塑上他的像，岁岁祭祀。
据查证，兰州晏公庙应建于明初，原因是肃王迁兰，南人扈从者甚多，鉴于兰州城濒临黄河，与南京在地形地貌上有相似之处，就将江南流传甚广的神灵晏公救驾明太祖、晏公降服猪婆龙（即鼍龙或称扬子鳄）的故事传引嫁接到兰州，并修庙立祠，移民们祈祷黄河永不泛滥，海晏河清百姓永享太平，过上美好的生活。
如今在南京秦淮河下游电视塔附近还存有晏公庙东、晏公庙西的地名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
金城处处闻吴语肃王册封来甘后，沿袭九世11王，计284年。故大批江南（今江苏、安徽、浙江、江西）之地的皇亲贵族、公侯大臣、军政护卫、商贾眷属以及百工之人也随着迁徙来兰，人口达数万人之多。据史料记载“明之初，兰人自江南迁徙而来者十居八九”，这些人来兰后形成了新的移民群体，一度形成在兰州满城皆操吴音、服饰皆如江南的局面。这些早期的江南移民定居兰州后，将原籍的民俗风情带入新的环境。他们带来的南方手工业、语言、服饰、发型、饮食、建筑等化，很快成为兰州人争相追逐的时尚文化，兰州人被南来的先进文同化。明肃王府移师兰州后，为丰富和传播兰州语言打下了牢固基础。这些江南移民在与土著各民族长期的生产、生活交流中，相互融合，不断地交流演变，以适应新的环境，形成了移民城市新的习俗，沿袭数百年，至今那些独特的江南风情还在兰州保留着，并且还能从现在的兰州地名、沿袭、称谓、方言词汇、饮食、民间传说等方面依稀窥见到江南遗风的一些蛛丝马迹。
今天兰州的语言除保留了部分古汉语字词的发音和词义，音译或意译借用了一些少数民族常用语言的字词外，相当一部分与安徽凤阳、江苏南京的方言同根同祖，完全相同。要说有差异，也仅仅是在音色方面。如普通话中的蚯蚓、舅舅、姑母、姨妈、寿衣、很早、砚台、扁扁的、鞭炮等用语，在兰州、凤阳、南京的方言中都分别同称为曲蟮、阿舅、娘娘、姨娘、老衣、老早、砚瓦、扁塌塌的、炮仗子等。解放前，兰州人还把商铺里的小店员文雅地叫做“相公”。
从明代一些古文和兰州现存的一些明代碑刻来看，明太祖朱元璋家乡的方言并未被广泛使用。但在明肃王长达284年的统治中，州人讲话时流行的无疑是源于朱元璋家乡的方言，而在作文章时用古汉语。
历史进程走到今天，普通话已经成为兰州的通用语。
外地人到兰州普遍的感觉是，语言的沟通和交流很方便，因为兰州人特别是中青年人都能自觉熟练地讲普通话。这也源于20世纪50年代，大批东北、山东、上海、中原的建设者汇集兰州，在语言语音方面互相影响，于是就产生了新的兰州“京兰腔”。而这些移民的后代们，常常是和自己儿时的伙伴在一起时讲兰州话，在外应酬交往时说的又是普通话，对父辈老家的土话方言，则是能听懂而不会说了。
从兰州土话到京兰话直至普通话是兰州移民城市的一个最佳体现。
江南遗风今犹在时至今天，兰州还存留着这样的一种乡俗：每到年三十晚上，家人都要到院门口烧化冥币，祭奠祖先，女人们也总要号哭一场，诉说心中的恓惶，非人不拉决不收场。这些习俗都是从明初遗留下来的。据编纂于清光绪十八年的《重修皋兰县志》载“……除夕，男祭于寝，妇人哭于大门之外，有明之初兰人自江南迁徙而来者十居七八，妇人除夕遥祭母家亲属，天涯望哭，遂以成俗。”
同时，江南出稻米，民以食米为主。江南移民到兰州后入乡随俗，主食变为地产的麦、糜、谷。不过聪明的江南移民因地制宜，将一些故乡的饮食烹饪方法加以改进，赋以新的内容。兰州人有一种糜面主食叫油馕疙瘩（猪板油、葱、花椒制馅）、黑油疙瘩（胡麻炒熟碾碎加调料盐制馅），是将黏黄米面烫好将馅包入，捏成柿饼形，下锅煮熟，连汤舀到碗里搛食，其味香甜软糯，其做法就出自元宵。
另外，每到春节，兰州的社火节目中最具江南特征的莫过于“河蚌姑娘”了。这是在形状如蚌壳的两爿竹架上糊以粉彩纸，化妆好的漂亮女孩钻入壳中操纵，随社火队前进时跟鼓点开闭蚌壳亮相，时闭时开，引人注目。兰州不产蚌，当然这种社火形式就是江南遗风的再现。同样，兰州没有船，也没有艄公，而社火中的旱船、艄公及文雅的“十道河”伴唱，明显是南方来的节目。江南“河蚌姑娘”、旱船融入了兰州的社火，使兰州社火的内容里添加了新的元素。
漫步兰州街头，我们今天看到的城郭是明洪武十年（1377年）修的内城，宣德年间（1426—1435年）修筑的外城。城中的道路均按江南习俗以大路为街，小道为巷的名称拟定（计有东大街、西大街、贡元巷、箭道巷、五福巷等百余处），有别于当时北方各城市街巷名称如里、道、弄、路、胡同等。如今兰州的一些移民后裔还能准确的讲出其先祖在原籍的街巷名称，如安宁廖家庄的廖姓称他们的先祖是从江南苏州府吴县铁瓶巷迁兰的。两地相隔万水千山，地名均以街巷之名称，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和印证。
另外与江南移民遗风有关联的地名还有小西湖（原名莲荡池、明肃藩建）、桑园子（明肃王常怀故土之念，以记江南习俗植桑养蚕缫丝，故名）、鱼池子（明肃王养鱼池塘）、山字石（肃王花园，为游玩观赏之所，又名凝熙园）等。
兰州历史上多次的战事，古丝绸之路上热闹的商业贸易，不同民族间的交流、沟通以及异地人们的频繁交往、互相融合、彼此渗透，使得兰州社火里出现了江南旱船，市区里唱起了回族“花儿”；边塞诗人岑参在这里留下了苍凉的诗篇，左宗棠、张大千各自留下了墨迹。由此，在人们的精神素质、价值取向以及风俗习惯等等方面，都留下了多元文化融合的内涵。
抗日战争爆发后，大半个国土沦陷，中国整个重心向西南作战略转移，首都迁到重庆，沦陷区的一些机关、团体和学校也纷纷避难迁兰。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使边远闭塞的兰州变成了流亡同胞避难的场所，加上苏联援华的物资和战机把这里作为中转站，一时间，战略地位变得骤然重要，兰州成了支持抗战的大后方。
同时，沿海工业的一些设备、资金与技术人员纷纷西迁兰州，以寻求安全生产地。随着内地工厂大举迁兰，平、津、沪、杭及其他各地大批商业团体也纷纷迁往兰州，沦陷区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地的难民也大量投奔这里。人口的骤增，使商业呈活跃态势。兰一时间店号林立，商贸兴盛，人口随之大幅度增加，出现了兰州现代第一次移民高潮，抗战时期人口由1935年的96000余人，增加到1944年的170000人，增长近一倍，荒凉的兰州突然间变得热闹起来。
在这部分移民中，东北籍人占到了很大一部分。
东北军于学忠部驻甘时，其所属51军部在兰州，于学忠还一度担任省政府主席（1935年11月—1937年3月）。日寇占领东三省后，东北军撤退到大后方陕西、甘肃，“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扣，次年于学忠部东调，部分军政人员及其眷属滞留兰州，从事各种职业，内中有不少高级人才。如兰石厂高级工程师李介年原籍辽宁昌图，父亲李正阳是张学良的首席日语翻译，张学良被扣囚禁，他们便在兰州落户。当时流落到黄河北庙滩子的东北籍军人就有好几户，其中有一位专治跌打损伤及刀枪伤的“东北沈阳关大夫”，牌子做得气派醒目，但由于家中人口多，故生活仍然十分拮据。
原兰州市副市长任震英就是抗战时期来兰的大批东北移民的优秀代表。任震英，“中国规划设计大师”，城市规划专家和建筑学家，毕生致力于兰州城市规划建设和我国城建规划事业，是白塔山公园的开拓者、设计者。
1937年1月，任震英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同年3月逃过日本宪兵的封锁线，翻墙到侯竹友家避难。接中共地下党组织命令后他和侯竹友化妆为新婚夫妇乘车到达北平，并为掩耳目举行了一个基督教婚礼。“七七事变”后，在组织的安排下，他们迅速转移，离开北平到天津英租界后转西安，又奉董必武指示以工程师身份携妻来兰州从事党的地下工作。谢觉哉、伍修权在互助巷八路军办事处热情接待了他们并下达了任务。从此，任震英夫妇便在州扎下了根，为兰州的城市建设贡献了毕生心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