褪去昨日罩在湖南人头上的光环，曾几何时，湖南在经济大潮中已经悄然落后，湖南人只懂政治军事不懂经济的质疑声不绝于耳，面对现实，湖南人是继续沉迷于昨日的辉煌，还是奋起直追，再现今日“经济湘军”的又一传奇？湖南人不会退缩，湖南人会靠自己的智慧和勇气在新经济大潮中占得一席之地。
1.经济复兴：湖南任重而道远
曾几何时，在军界政界独领风骚的湖南，在现代的经济大潮中却开始落伍了。近现代以来，湖湘有志之士无不以参与政治甚至献身政治为荣，在这一思潮和大环境的影响下，近现代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大批政界或军界的人物，他们为近代的湖南历史书写了光辉的篇章。
社会在不断的向前发展，这些原本令湖湘儿女热血沸腾的历史荣耀，却似乎成为了现代化建设的沉重包袱，成为了经济发展的一种隐性阻力。时下社会中流传的“湖南人只会搞政治，不会搞经济”，“湖南人长于沙场，短于市场”等传言和舆论，不仅成了多数外省甚至外国人对湖南人的偏见，也成了湖南人心中的一大包袱，压得心高气傲的湖南人有点喘不过气来。
对湖南的经济状况，近些年有很多的非议。湖南人自己对此也颇为气馁。确实，与政治、军事乃至文化上令人惊叹的建树相比，湖南的经济分外相形见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湖南的经济指标在全国的排序中并不理想。
与湖南可比性最强的湖北相比，二者地理位置大致相同，人口、气候和国土面积也非常类似。在中国古代，两省很大一部分土地与居民同在楚文化的熏陶之下，后又长期同属于湖广省管辖。经济发展水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相差无几，且湖南不亚于湖北。可是近10年来，湖南的经济已经慢慢落后于湖北了。2000年湖南的GDP比湖北少584.44亿元，2001年少679.28亿元，2002年少690.04亿元，2003年则少762.98亿元。2003年，湖南人均GDP为7554元，湖北为9011元，数字虽然是枯燥的，但它反映出湖南的经济确实已经落后于自己的兄弟省份了。
有一组数据准确的显示了湖南经济地位的尴尬。
一是从人均经济总量分析。湖南近年来经济总量一直处在快速增长期，2000年全省GDP为3692亿元，占全国的比重由1978年的4.06%、1990的4.00%上升到4.13%。不过，湖南的经济总量在全国的位次却从1997年后移至第12位，人均GDP2000年为5639元，按当年汇率折算为693美元，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439元。按照这一指标，湖南只能说处在工业化中期初始阶段。
二是从产业结构分析。湖南二、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尽管从1992年起分别超过第一产业，但层次仍然偏低。2000年第一产业比重为21.3%，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5.9%达5.4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比重仅实现39.6%，低于全国平均50.9%水平约11个百分点。
三是从劳动力结构来分析。湖南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一直呈现逐年下降的态势，从1980年的77.0%，下降到1999年的56.3%，下降了20.7个百分点。不过，大部分劳动力仍然为“吃饭”而劳作，非农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重较全国平均水平相差9.3个百分点。
当时代的车轮驶进历史新的驿站，湖南该用什么姿态来面对？是继续躺在过去的政治功绩上沾沾自喜、夜郎自大，还是与时俱进、大胆创新，发展湖南的经济，让湖南的骄傲和自豪在二十一世纪继续延续，这是摆在每个湖湘儿女面前的问题。
一、政热经冷，湖南人要转变思维
在外敌入侵，阶级矛盾异常尖锐的年代，崇尚政治无可非议，献身政治也十分光荣。然而，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年代，发展经济无疑成了时代的主旋律。
湖湘文化作为一种崛起于宋代，辉煌于近代的地域文化，由于其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因而创造了辉煌的政治功业。然而，有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在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今天，湖南与广东、浙江、山东、江苏等发达地区的差距不是越来越小，而是越来越大，湖湘文化与岭南文化、江浙文化等地域文化相比，其影响力也越来越不能与之相提并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无疑是多方面的。但从根本上说，也即从市场经济对文化的要求这一角度来说，湖湘文化与现代市场经济之间，两者的排斥力要远大于亲和力。从总体上看，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湖湘文化中缺乏发展现代工商业和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文化基因，缺乏江浙文化中那样一种深厚的工商传统和商品经济意识等发展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文化资源。湖湘文化蕴涵的重名轻利、崇尚政治、崇尚权力、争强好斗、合作精神差等文化精神元素，都是不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
湖湘文化重政治轻经济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有识之士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湘人杨度在20世纪初就已指出：“湘军以百战之余，遍布全国，出湖南之境而适他者，几无一处官场、军队，不有湘人之足迹。盖至此时，而湖南人亦几于除农业以外，唯以做官与当兵二者为生活之途。为农则劳，为工商则不谙熟，而做官以剥民财，当兵以糜国饷，斯其事至易。儒以做官为出路，农以当兵为遁数，此种风气，深人人心，绝未见有谋于实业界立足者，且或以此为耻，而鄙夷不屑。其结果也，影响于湖南人之生计至大……今日世界，为经济战争之世界，湖南人不竞争于工商，而推做官与当兵之竞争，必对于国外而为外人所压，对于国内而为闽、粤、江、浙之人所压，其以淘汰而劣败必矣。”杨昌济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说：“以广东之人与湖南之人比较，广东人则从事于海外贸易，湖南人则多从事于政治、军事。今广东人之海外贸易方骎骎发达，而吾湘人军事上之势力扫地尽矣。此亦生利与分利之辨，吾湘人所宜深长思者也。又以湖南之人较江西之人，亦得有同一结论。湘人之谚曰：‘无江西人不成口岸，无湖南人不成衙门。’若以此自矜者，其实窟穴于衙门固非最上之业，且非长久之计也。”
可见百年前的杨度就已经意识到了湖南人重政治轻经济将会带来不良的后果，这种预见在百年后的湖南似乎成为了现实，我们是叹服杨度的高远见解，还是惋惜湖南经济的落后现状？
过去的辉煌已经成了历史。作为一个既不在东部沿海又不在西部开发之列的湖南，作为一个曾经广泛被人称道的“湖广熟，天下足”的传统农业大省，应该如何发展，的确是值得每个三湘儿女深思的问题。
二、湖南需要变成农业强省
无农不稳，无工不富，这是人们早已熟知的一大定律。千百年来，重农思想已经在湖南人的头脑中扎下根来。
湖南人的思想导师王夫之在几百年前就已经十分重视农业生产的作用。他说，“开民之利，劝民以耕，使裕于养”，以“裕国而富民”。他评价道，“农人力而耕之，贾人诡而夺之”，重农抑商思想溢于言表。
与曾国藩同时代的左宗棠，其重农意识更是湘军将领中的代表人物。
在西北督办军务时期，左宗棠就大力垦荒屯田，以求西北的长久发展。在陕甘时，他引用“广田”和“区田”方法对付大旱，左宗棠还从内地引进南方产量较高的稻谷，并专门从湖州雇佣熟练工人带着蚕种推广蚕桑种植纺织，以改变农作物品种单调、产量不高、农业特别落后的情况。在甘肃，他动员民间种植棉花，并编印《棉书》和《种棉十要》手册，让农民详细地了解种棉的方法，在左宗棠的努力下，西北的农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左宗棠不但在思想上重农，而且身体力行，兴农事，著农书，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农学专家型的领导人物。
深受湖湘文化影响的毛泽东亦对农业极其重视。
早在1934年，毛泽东就提出要把农业生产放在根据地“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从50年代末起，毛泽东又一再强调农业的重要性。1958年，毛泽东提出了“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的著名论断，并在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宣布要“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把发展农业放在首要地位，正确处理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坚决把工业部门的工作转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
作为一个把握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国家领导人，毛泽东深谙农民之苦，深知农业之要。这一思想，也直接促使了新中国农业的快速发展。
在延绵几千年的中国农业社会中，重农文化给湖南人带来了富足、安宁和荣耀。然而，当技术进步和制度变革不可逆转地推动人类社会迈向工业文明和工业社会时，湖南人没能及时走出重农文化的影子，失去了一个又一个发展机会。以致近年来湖南的经济已经落后于沿海发达省份，甚至被兄弟省份湖北所超越。
湘人何以如此重农？这时一个回答起来颇为复杂的问题，湖湘文化的重农基因应与湖南的地理状况有关。
湖南地处我国长江中游以南，属内陆省份。湖南以平原、低山与丘陵为主，东、南、西三面山地环绕，东面为湘赣交界诸山，西北有武陵山脉，西南有雪峰山脉，南部为五岭山脉，只有中部和北部地势低平，呈马蹄形的丘陵型盆地，而这一盆地北面又为洞庭湖所环绕。可见，湖南是一个三面临山、一面临湖的“四塞之国”，这一地理特征使得自古以来的湖湘人必须不荒农事，精耕细作，方可求得生存。久而久之，湖湘人掌握了先进的农耕技术，在中国农业史上取得了重要的地位。
虽然重农是湖南人的一大“劣势”，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可以转变成某种优势，湖南的农业优势在现代工业中可以体现出来。
湖南的农业一直以来有自己的优势，湖南的主要农副产品产量在全国居于重要地位，其中粮食居第一位，苎麻也是居首位，生猪、茶叶、棉花、油料、烤烟和淡水产品都居全国前列。
湖南有品种繁多的优良作物，动物资源丰富，禽畜品种达270多种，经济鱼类160多种。盛产粮食、棉花、油料、茶叶、生猪、鲜鱼、烟叶、蚕茧、甘蔗、珍珠等农产品。
如此繁多的种类，为湖南发展与农业相关的产业提供了契机。但湖南农业产业化程度水平却相对较低。主要表现为：一是农产品的深度加工不够。2003年湖南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产值与农林牧渔业产值之比为0.43：1，远低于广东省的2.09：1、湖北的0.78：1.湖南主要农产品包括粮食、生猪、柑橘、水产品等大多数农产品还是以销售初级产品为主，大多局限于浅层次加工，产品附加值不高，利润空间也不是很大，老百姓从农业中得到的实惠也不是很多。二是湖南真正有商品批量，在市场上占有一定份额的名特优农产品较少，相当一部分农产品还停留在“一流的产品，二流的销路，三流的效益”的尴尬境地。三是目前湖南对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投入仍然是以企业和农产为主，农业产业化投入机制滞后，发展后劲乏力。湖南急需走出一条产业化的道路，让湖南真正的从农业大省变成农业强省。
由农业大省到农业强省的转变，湖南要转变自己的观念，现代农业依然是湖南发展的重中之重。
一、农业不是夕阳产业，而是永远的朝阳产业。无论哪个时期，都离不开农业的支撑，尤其是中国有着13亿的庞大人口。没有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所以，农业被中国人称为农本。农业是人类社会的基石，现代经济并没有消灭农业，而是促进了农业经济的极大发展。在现代国际经济中，农业的地位并没有削弱，反而进一步加强。即使是工业和第三产业发达如美国，它的农业依然在世界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二、现代农业不是传统农业，而是农业工业。农业很重要，但是农业的传统生产方式的确效率低下。现代农业就其生产方式而言，是属于现代工业的范畴，就其交易方式而言，属于现代商业的范畴。忽略其产品的性质不算，现代农业与其他现代工业门类没有多大差别，如果把农产品看成是商品，那么现代农业就是现代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农业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英国、日本、德国等现代化发达国家中占有相当的地位，农业工业甚至是大国的经济支柱之一。
三、经济复兴，湖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湖湘文化的军事精神和军事思想曾很好地引导湖湘子弟投身到社会变革中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是在当前改革开放和振兴经济的新的历史时期，湖南不再有昔日的光荣，在产业振兴和经济发展的时代大潮中，他们落伍了。
湖南企业规模一般都不大，产业结构失衡。一是工业整体实力不强，经济总量偏低。湖南与全国平均水平特别是发达地区相比，产业化还有明显差距。二是产业结构不合理。传统产业比重较大，高技术产业发育不足，支柱产业不突出，尚未形成对整个工业经济的强力带动作用。三是缺乏大企业大集团的支撑和带动。优强企业少，产业集中度低，企业规模小而散。与青岛一个城市拥有的著名企业相比，湖南在这方面的差距非常明显。到2005年，湖南进入国内500强的企业集团只有7家。
要改变湖南企业的规模小、专业化生产水平低、产业分散状况，首先必须走国际上比较通行的集团化发展道路，走集团化发展的道路，湖南也有成功的先例。
1997年10月，处在困境中的湖南钢铁工业“三强”的湘钢（原湘潭钢铁厂）、涟钢（原涟源钢铁厂）和衡钢（原衡阳钢管厂）组建华菱集团后，从1997年至2004年，销售收入由55.46亿元增加到154亿元，一举闯入了全国十大钢铁企业的行列，实现了低投入、低成本与高新技术、高附加值产品的完美结合，钢的年生产能力从200万吨迅速跃升至600万吨以上，其生产的高附加值产品占到了2/3以上，成为湖南省第一家销售收入超过200亿元的企业。
不仅如此，而且近年来华菱集团外贸发展势头强劲，钢材出口继续大幅度攀升，出口量仅次于鞍钢、宝钢，跃居全国三甲之列。
无论走什么样的道路，人才永远是第一位的。湖南经济要发展，产业要振兴，就必须培养产业领军人物。领军人物昌盛是振兴湖南经济、打造产业湘军的前提和基础，湖湘自古英才辈出，湖南的领军人物多集中在军事领域，但是在今天，要振兴经济，湖南需要的是培养和造就一大批有文化、懂经济、会管理、善经营的企业领军人物。湖南的发展要靠一大批实业家，靠一大批以发展经济为己任的产业精英。才能够使湖南的产业振兴、经济兴旺。
有人说湖南人很聪明，智商很高，湖南人都是诸葛亮，而广东人是刘备。但诸葛亮再聪明，也是为刘备打工。湖南人缺乏经济的帅才，缺乏高水平的企业领袖，这就是为什么当今湖南落后的原因之一了。
四、利用自身优势，湖南经济腾飞不是梦
湖南地处中国腹地，区位优势似乎并不明显，但反过来，湖南却有其独特之处。
在中国地图上，可以发现湖南是连接中国东西南北四大经济中心（北京、上海、广东、重庆）的中心地带，以长沙为中心，抵达四大经济中心均十分便捷。地理位置上这样一个安排，给了湖南沟通南北连贯东西的得天独厚的地位。
湖南在中国中部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一向在政治上敢为天下先的湖南人应该抓住其中的优势，扬长避短，从而力争使湖南走在中部崛起的前列。
实施崛起战略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采取很多重大战略举措。这些举措，有目前的，也有长远的；有中部区域之内的，也有与其他区域相联系的；有中央政府的国家政策援助，也有区域内各级地方政府的自选动作，等等。中部崛起打的是持久战，在战略目标的选择上不能急于求成，悲观论和速胜论都是不可取的，浮躁心态和短期行为更是有害的。只有认清这些，并抓住带全局性、长远性、基础性的重大问题，作出正确决策，扎扎实实奋斗几十年，才能收到崛起的真正实效。
湖南要在中部崛起，首先要在组建二个城市带中下工夫。
1、洞庭湖城市带要先行
“两湖”平原系指湖北省的江汉平原和湖南省的洞庭湖平原。该区域包括湖北省荆州市、仙桃市、天门市、潜江市以及湖南的岳阳市、益阳市、常德市，现辖18个县、11个市和10个区，总面积近8万平方公里，总人口有3000万。该区域江湖水系相通，产业结构相近，发展水平相当，经济文化往来十分密切，形成了有一定联系的区域性经济体系。
该区域内的城市化更确切地说是城乡一体化，市场外向化。必须坚持基础建设先行。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是“两湖”平原经济区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要全面规划、统筹兼顾、标本兼治、综合治理，重点加强长江干堤和洞庭湖围堤及荆南四河和湘资沅澧等支流堤防、分蓄洪区和城市防洪工程建设，抓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逐步建成完善的防洪、排灌体系，真正实现“江湖安澜、百姓安居、外商安心”。进一步加强桥梁、公路、铁路、港口、机场建设，健全畅通、安全、便捷的现代化综合运输体系，为产品外销打通渠道。
2、组建长株潭经济区
湖南组建中心城市带，无疑会落在长沙、株洲、湘潭三个城市身上。
湖南多年来一直在呼吁长株潭一体化（即长沙株洲湘潭一体化）。一直以来，长沙、株洲、湘潭三市就被称为湖南的“金三角”。
在未来的长株潭经济专区中，长沙将成为农业工业化的科技和信息中心，株洲将成为流通和贸易中心，湘潭将成为加工业中心，三足鼎立，互为依赖，互相补充，这一地区也将成为中国的食品工业、轻工业、生物生命工程和信息贸易中心。长株潭经济区的一体化进程无疑会使湖南的经济更加快速的向前发展。
近年来，湖南的经济在加快向前发展，被称作“长沙四小龙”的长沙县、浏阳市、望城县、宁乡县等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令人耳目一新。长沙县作为“三湘第一县”，已昂然挺进全国百强县之列，在其所属的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荟萃了远大空调、三一重工、伊莱克斯等众多知名企业。“长沙四小龙”现象，浓缩了一个中部农业大省的县域经济力图摆脱“农业大省，经济弱县，财政穷县”之困而走向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探索与实践，也提供了壮大县域经济的思路、战略和路径，这就是湖南人应充满经济自信的理由之一。
毋庸讳言，整个湖南，包括长沙市和“长沙四小龙”，与全国发达地区相比，经济发展的差距仍然很大。但湖南的经济依然在积蓄力量，假以时日，湖南将会开始自己的腾飞之旅。
2.文化繁荣：湖南要更上一层楼
一、革命文化，湖南曾经的荣光
湖湘文化有一个很大的特点，那就是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以天下为己任的豪情，经世致用的文化熏陶使湖南人多了些血性。
湖湘文化中的这些精神特质被历代湖南人传承下来，一直潜藏在湖南人的细胞里，流淌在湖南人的血液中，每当遇到重大事件或强烈的外部刺激时，这种特性便勃发出来。
自清代以降，国难日益加深，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湖南人的这些精神特质便爆发出强大的能量，使湖南成为国人瞩目的焦点。
这种以湖湘文化为底色的革命激情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湖湘革命文化，它突出表现为湖南革命精英辈出，影响中国极其深远。在这其中有被称为“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的黄兴；首举义兵倒袁，誓死维护共和国体的蔡锷；为民初宪法流血的第一人宋教仁。还有毛泽东、蔡和森、刘少奇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精英，他们在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史上所演出的一幕幕威武雄壮的历史话剧，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为中华民族开辟了新的前进道路。
辛亥革命时期，据说孙中山鉴于湖南人为推倒满清的专制统治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当他途经湖南，见到湖南到处是红土地时，感慨颇深地说：难怪湖南的土地是红的，这是湖南革命党人的鲜血染红的！
湖南人苦干实干勤勉务实的革命作风，是千百年来湖南人自强不息、坚忍不拔的奋斗精神与奉献精神的延伸，是湖湘文化实学思想在革命战争年代的发扬光大。为救民于水火救民族于危亡，湖南革命精英埋头苦干，拼命实干，只讲奉献不求索取；为了革命大业不计个人得失，不计个人恩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二、崇官文化，湖南要加以改造
提起近代湖湘文化，人们总会将总督、巡抚、总理、主席之类的显赫官职联系起来。而提起湖南的富商巨贾人们脑中几乎一片空白，可见湖南人对当官是比较感兴趣的，而经商文化似乎不太浓。
湖南自清代以来便有“中兴将相，什九湖湘”、“无湖南人不成衙门”之说，这些都是对湖南人“好当官、擅当官”能力的夸耀。的确，自清代以来特别是近百年历史上，湖南涌现出了无数位高权重的官员，从封建王朝的封疆大吏到资产阶级维新派、革命派的领袖人物，再到共和国的大将元帅，开国元勋，一个个响亮的名字，无不与显赫的官职、无上的权力联系在一起。如此传承教化，年深月久，逐渐形成了湖湘文化中极具特色的崇官文化。
湖南人崇官，与之对应的是，湖南人在历史上对经商没有太多的好感，抑商之风在湖南一直比较盛行。
千百年来，湖湘大地上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绵延不绝的、浓郁的崇官抑商的文化氛围呢？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其一，相对中原之地，湖南属于那种地理位置相对封闭，处在中原文化边缘的“蛮夷之邦”，这使得湖南人比较封闭、保守、中庸。就古代湖南地理位置而言，想南进两广，有五岭阻越；欲西联川滇，湘黔巴蜀交接之处则有大河大山隔断；想北上中原大地，则有长江天险。所以大多数情况下，湖南都是与世隔绝的。相对封闭、边缘的地理位置，又怎可会与“徽商”、“晋商”、“浙商”这些著名商帮去竞争呢？
其二，湖南是传统的农业社会，一家一户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模式，使得湖南先民坚守着“三山六水一分田”，固守着中国历史上“农为本、商为末”的贬商、斥商、蔑商的传统。
其三，重义轻利的理学传统价值、士农工商的等级观念，使得千百年来湖南人无意寻利于道路。毋庸讳言，重义轻利作为一种理想追求和处世法则，对于彰显湖湘士人的高尚的品格无疑是有着重大的积极意义。但是重义轻利这种义利观有着它的消极一面。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与重义轻利共生的，是“重农抑商”的经济思想。这种轻利、轻商的思想影响，至今仍在湖南人心中有很大的市场。
千年湖湘就是在这种氛围之中，催生着一代又一代的政坛明星、官场显赫要员，到了近代更是达到了一种顶点。如果说，在农耕文明时代，这还是一种不错的选择的话，那么，当一个民族以独立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特别是当工业文明浪潮席卷全球的时候，这种一味地崇官，轻视甚至是鄙视工商之利的观念便值得好好地检讨了。
在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里，湖南要实现经济腾飞，就必须要将崇官文化向崇商文化转换。
其实在湖南近代史上，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了，并且作出了相当的努力。比如陶澍，他中国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前期的领袖人物。他是第一个将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引入改革中，并取得了巨大成就。陶澍在江南治河、治漕、治盐方面卓有成效，被学术界视为“中国近代经济改革的先驱”；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等倡导洋务运动，建立了中国第一批近代工业企业，成为中国近代化道路上最不能忽视的人物。同时，近代湖南也曾产生了一些比较杰出的实业家和企业界人士，如蒋德钧、梁焕奎兄弟、李烛尘等人。这些亦官亦商之人，为湖南向商业文化的发展迈出了第一步。
然而时至今日，湖南在向现代化工业和商业迈进的进程中是不大尽人意的，湘商作为一个独立的群体似乎还没有完全成形。
一个已为国际经验证明的基本规律是，几乎所有经济发达的现代化城市或者国家，首先是商业高度发达和成熟。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湖南人如何向现代商业迈进，这需要超乎寻常的思想和举措，同样也需要发挥湖南人敢为天下先的气概和胆略，商业湘军才能在未来走在中国甚至是世界的前面。
三、湖南要走出争斗文化的陷阱
湘人好斗，这是自古以来就形成的。湖湘文化似乎有“好斗”的基因，湖南人也有“好斗”的天性。千百年来，湖湘文化最厚重的底色是“斗”；湖南人自己最引为自豪的是“斗”；湖南人让别人最熟悉、最欣赏、最害怕、最厌恶的，还是“斗”。
湖南人“好勇斗狠”性格的生成，是血缘、地缘以及移民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血缘上来说，湖南古代为少数民族聚居地，向来被称为“蛮族”或“南蛮”，保留着强烈的原始野性；从地缘上来说，湖南东西南三面环山，北阻洞庭，自古号称“四塞之国”，因与外界交往少，民性鲜不“倔强”；从移民角度来看，湖南历史上不断有移民“迁人入，为求生存，移民与土著居民常因争山占田而打斗不止……各种因素因缘际会，错综影响，促成了湖南人“好斗”的性格。
将湖南人突出性格概括为“好勇斗狠”四个字，不纯是贬义，也不纯是褒义，它蕴涵了湖湘“好斗”性格中积极意义与消极意义并存的双重特征。
从积极方面来说，这种“好斗”的性格才使近百年的湖南演绎出“无湘不成军”、“中国不可一日无湖南”等种种“神话”，也才会催生出一大批个性鲜明的仁人志士。
但从消极方面来看，“好勇斗狠”又是与“狭隘”、“自负”、“蛮干”以及“不讲理”等负面词汇联系在一起的。特别是当它与不当的时间、不当的环境、不当的对象联系起来时，则只会演绎出一幕幕令人扼腕的悲剧。
在历史上，“曾、左”失和已被我们所熟知。在湘军诸多将领中，不但是“曾、左”不和，其他的将领不和者也很多。
例如郭嵩焘与左宗棠，这两位湘阴老乡不仅有姻缘之亲，起家发迹时更是惺惺相惜，同舟共济。然而这样一对惺惺相惜的至交，在各自功业有成之时，却走上了互不买账的倾轧之路。1865年，因在对付闽南太平军问题上意见相左，时任广东巡抚的郭嵩焘与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互不相让，关系恶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最终结果是郭嵩焘被迫离开广东，自此长达10余年闭门于湘阴老家，其心中之郁闷不言而喻。
当然，湘人“好勇斗狠”绝不仅仅只体现在湘军将领之间的争斗上。就是湖南的一般民众阶层，争斗起来也让湘军的内斗看起来微不足道。
据湖南各地的史料记载：“湖南民风强悍，乐于械斗，一语不谐，动起争执，争执不平，各纠合其族数十百人，结斗寻仇，累世不息。”据《江华县志》记载，江华县“械斗之风以县西北区为最盛，两村之间每每为争荒而起械斗，杀人流血，有积数年而怨恨不消者”等等。其实引发械斗的导火线往往是一些不足挂齿的芝麻小事，譬如争闲田，占山地，抢水源以及夫妻斗嘴等等，这些本可大化小，小化了的事情，在好斗的湘人眼里却成了事涉家族荣誉地位的天大事情，故一语不和即舞刀弄锄，血溅山野。
“好勇斗狠”是湖湘文化性格的一柄双刃剑，只有用到好处，才能方可彰显湖湘儿女的大丈夫本色，方可成就湖南人“无往不胜”的种种辉煌。而当它发挥不当，运用不当的时候，则只会破坏湖南人的团结，败坏湖南人的声名，甚至阻滞社会发展的进程。
四、湖南要走出自负文化的巢穴
湖南人的自负，在历史上就已经出名了，早在春秋战国时代，“楚狂人”的名声就已赫然在外，这是被称为中国文化圣人的孔夫子对楚人的感性评判。19世纪下半叶，曾任湖南布政使的李榕说湘人“气太强”，曾任湖南巡抚的陈宝箴则说湖南人“好胜尚气”。这种“任气”，这种“尚气”，体现的既是湖南人弥久以来铸成的血性，但同时也不乏一种自负的因子流淌其中。
而立在湖南岳麓书院的那幅“惟楚有材”的对联，更是将湖南人的自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湘军的崛起，对湖南人这一自负的文化性格的形成，无疑起了巨大的作用。自此以后，“无湘不成军”响彻中华大地，湖南人从中平添出许多自负豪情。杨度一句“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便道出了这位少年才子的万丈豪情。
清代“中兴名臣”之一的左宗棠，就以自负和傲气出名。当他还是曾国藩帐下幕僚的时候，就以当今诸葛亮自居。这种自负一直伴随左宗棠的一生，他不无自负地称：“誉我非我，毁我非我，我自有我，与人无干，且直直快快地还一个我。”这种自负和狂傲可谓自古以来罕有。
湖南人凭着一股子精神，筚路蓝缕，曾开拓出一条条新路，创造出湖湘历史一个又一个的辉煌。因为人有时候是要有一点“自负”精神的。
但过度自负，便极有可能造成人生的悲剧。那位写下《湖南少年歌》的湖南才子杨度，从小就树立了“澄清天下”的志向，而且养成了一种在以后的政治生涯中对什么事情都当仁不让的性格。而正是这种自负和幻象蒙蔽了他的一生，造成了他悲剧般的人生。
其实自负与自卑从来都是联系在一起的，在湘人自负心态的背后，也有着自卑的情结。一方面因“咸同以还，人才辈出，为各省所难能，古来所未有”而骄傲自豪，念念不忘“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昨日辉煌；一方面却因湖南文化、经济发展滞后的窘境，而截取政治、军事的辉煌作为一种心理补偿，大谈“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斯”，掩饰文化、经济的自卑。自负与自卑就这样奇妙地结合在湘人的心理意识中，也在今天的经济大潮之下日益显现出来。
文化的发展需要自信的力量。湖湘文化之所以在近现代活力四射，使湖南成为最有文化特色的省份之一，也得益于不断地注入了自信的因素。从王夫之集湖湘文化之大成，构建一个较为完整的文化体系，到魏源等提倡开眼看世界，这都体现出一种文化的自信。也正是在这种文化自信中，湖南人以天下为己任，自强不息，代代相传，形成了一种令世人敬仰的湖南精神。
自信的力量还表现在文化的自省。自信的文化充满着自我审视的勇气，它不仅能充分地肯定自我的优点，也能正视自己的不足和存在的缺点，并以此作为挑战自己的动力，而不断完善自己，最大地实现文化所传递的内在价值。正因为能正视不足和缺点，因此就能勇于创新，培养人们积极进取的精神，面对困难或挫折，决不气馁，决不轻言放弃，发挥出文化所具有的最大张力。
五、文化繁荣，湖南明天会更好
尽管存在着诸多的历史“遗留问题”，但湖南的文化依旧有着自己独特的优势，有三条优势是比较显而易见的。
1、湖湘文化始终是一种敢为天下先、与时俱进的文化。敢为天下先，这是湖湘文化的一个十分鲜明的特点。古代湖南敢为天下先的一位突出代表是衡阳人王夫之。他创立了一种将朴素唯物主义与朴素辩证法相结合的哲学体系，不仅对宋明理学作了批判性的总结，而且将中国古代唯物主义哲学推到了最高峰，这在当时是一种极大的创新。
敢为天下先便不能不提到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魏源。魏源在总结鸦片战争的经验教训时，认为中国之所以失败，在于不了解西方情况，没有坚船利炮，于是他广泛收集西方资料，编成《海国图志》，并在此书中明确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口号，从而开创了近代向西方学习的先河。
2、湖湘文化对国家和民族始终有一种深重的使命感。屈原是湖湘文化的精神导师，他最后的生命历程是在长沙一带度过的，因此湖南地区能比其他地方更加深刻地感受到这位爱国诗人的影响。千百年来，屈原那瑰丽浪漫、灵动激越的艺术风格成为这一地区的艺术特征之一；屈原高尚的道德节操，以死殉道的行为，从古至今一直赢得湖湘人士无穷的仰慕与不尽的效仿。
3、湖湘文化有一种实事求是、经世致用的实干传统。湖湘文化中的忧世之心和忧患意识，使得湖南人有一种改造天下的冲动。梁启超就曾感叹湖湘之地到处是人杰。左宗棠经常自诩“文章西汉两司马，经世南阳一卧龙”，以懂经济而傲立于世，可以说湖南人的实干精神从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
复兴湖南的文化，湖南已经有了显著的成就，“电视湘军”和“出版湘军”的崛起便是一种很好的势头。
以1995年底湖南经济电视台的创办为标志，湖南的电视开始走在了全国的前头。以2000万元贷款起家的经视，在短短几年时间内狂飙突进，打造出了一个又一个家喻户晓的名牌栏目，制作出了一部又一部轰动全国的电视剧，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收视奇迹，也带来了一年胜过一年的经济效益。据粗略估计，经视创办的头一年即收入3300万元，而仅仅3年之后的1999年，收入达到了1.3亿元。正是在经视的带动下，包括湖南电视台在内的十余家电视台各出奇招、奋起直追，共同创造了“湖南电视现象”的辉煌。
湖南的出版业也当仁不让，创造了自己的辉煌。每年的图书交易会上，湘版图书的成交码洋不断攀升，已稳坐全国前三甲的位置。这种骄人成绩的取得，固然与湖南出版人的聪明才智密不可分，但与出版家们强烈的竞争理念具有更大关系。翻开湖南出版业近几年来的“发迹”史，无论是新奇的策划还是敏锐的选题，无论是清新的小册子还是厚重的大部头，无不显示着湖南文化复兴的一种迹象，一种新型的竞争型、开放型文化渐渐在湖湘大地兴起。
3.思想开放：湖南才能重现昨日辉煌
一、保守封闭：湖湘文化不容回避的历史包袱
湖南人虽然在近代狂飙突进，开启经邦济世的潮流，但湖南在历史上却是以保守和封闭而著称的。
封闭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主要特征，也是湖湘文化不容回避的历史包袱。
湖湘文化的封闭性在历代湖湘士人，甚至在我们引以为荣的学术大家身上都有所体现：湖湘文化的重要奠基人——宋代的胡安国、胡宏等人注重经世致用，却反对王安石改革，主张历史退化论。
当历史的车轮滚滚驶向近代社会，清政府的大门被西方的坚船利炮轰然击破。一些有识之士开始睁眼看世界的时候，广大的湖南民众却小心谨慎地固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设法阻挠任何微小的变革和“异类”思想文化，整个湖南弥漫着浓烈的保守封闭气息。
近代湖南反洋教的声浪曾经甚嚣尘上，名噪一时，震撼中外。1860年《天津条约》订立，中国允许传教士人在内地合法传教。但西方的传教士在湖南几乎寸步难行。自从它向湖南渗透的第一天起，就立即遭到了以湘绅为首的湘人的强烈抵抗，湖南掀起了一股强劲的反教排外风潮。
1875年，一位英国传教士刚涉足省城长沙，就被赶走。凡有传教士涉足之处，如湘潭、衡阳、武陵、龙阳、临湘等地，无一例外地发生了焚烧教堂、驱逐教士的排外事件。
“反洋教”固然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积极意义，但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看，却印证了湖南人强烈的保守排外思想。这种保守性不仅表现在反洋教上，甚至一度表现在对所有新事物的排斥抵制上。
1866年，郭嵩焘主张在湖南制造火轮，“以分洋人之利”，遭到湘人极力反对。13年后，他出使英法卸任归里，因提出“开设口岸、广通商务，为兴湘之第一义”，被视为异己分子，当时的湘人鄙称他为“郭二毛子”。
1872年6月，同治中兴权臣、名满天下的曾国藩病殁金陵，其灵柩由轮船运抵长沙，却在湖南的绅士中引起一片哗然。这位湖南人曾经的骄傲、湘军主要将领曾国藩，因开办洋务，涉及天津教案，至死也未得到同乡人的“谅解”，可见湖南守旧风气之强。
湖南人对西方的先进器物尚且如此，对西方的新思想和新观念更是视之为洪水猛兽，坚拒排斥。
戊戌维新运动中，当唐才常、熊希龄等人的宣传内容涉及西方民主平等思想时。为了维护传统的政治制度和伦理道德规范，这些参与“维新”的绅士，展开了对唐才常、熊希龄等人狂轰滥炸般的攻击。他们上书湖南巡抚陈宝箴，要求整顿时务学堂，辞退“主张异学”的梁启超等人；接着又提出“正心术”、“尊圣教”、“辨文体”、“端士习”等规条，以阻挠变法。湖南举人曾廉在北京上书光绪皇帝，声泪俱下，请杀主张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
这些触目惊心的事例，无不昭示了湖湘文化中不容回避的封闭保守惰性基因。
二、守旧对湖湘近代化进程的严重阻滞
近代以来，许多人从地理环境与湖湘文化的关系探究湖湘文化封闭性的成因。民国时期曾长期执教于湖南的国学大师钱基博认为：“湖南之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国。其地水少而山多。重山叠岭，滩河峻激，而舟车不易为交通。顽石赭土，地质刚坚，而民性多流于倔强。以故风气铜塞，常不为巾原人文所沾被。”
湖南人在三面环山，一面背水的地理环境中生生不息，这种地理环境易流于保守而好走极端。
宋元以来，理学成为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理学思想以复兴先秦儒学为目的，强调“仁”、“义”、“信”、“忠”，其核心思想是维护封建制度。湖南自宋代以后变为理学之邦，可以说，湖湘文化是理学形态的文化，也就不可避免地烙上了维护传统制度的保守烙印。
湘军便是一支正宗的崇奉理学的军队。1854年，曾国藩从衡阳出师讨伐太平军，发布《讨粤匪檄》，指出讨伐太平军是因为太平军破坏了中国传统的封建礼制：“举数千年中国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天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湘军其他将领罗泽南、胡林翼等人都“上马打战，下马谈经”，以理学精神教导部下，对湘军将士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加重了湘人的卫道保守意识。
正是以上这些人文的、自然的因素，使得湖湘文化的保守性一直留存发展，进而使得近代湖南的整个社会经济、观念形态一度处于僵化闭塞状态。
当洋务运动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展开时，即使是更为偏远的陕甘、贵州、四川地区都能听到近代机器的轰鸣声，但是湖南却处于无声无息的境况。几十年过去了，湖南社会丝毫未曾注入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新鲜血液。湖南人的守旧态度，好似一口枯井，外在的激荡，没有引起些许涟漪。所以当自强运动在沿海地区开始进展的时候，湖南人仍在酣睡之中。
湖南曾经以“守旧”而名闻天下，一位传教士如此给湖南定位：“多年以来，它是大陆腹地中一座禁闭的城堡，因而也是一个无与匹敌、特别引人注意的省份。中国的保守主义，以及对于所有外国事物的反感，都在这儿集中起来了。因此，这里不仅产生了中国最好的官吏和军队，也出现了对基督教的最激烈的攻击。不管别的省份采取什么态度，湖南仍然毫无容情。”到1898年，有人如此评价湖南人：“湘中向不与外人通，读书积古之儒，几至耻闻洋务。西人所谓守旧之党，莫湘人若也。”封闭的文化和守旧的氛围延缓了湖南近代化的进程，这种负面影响甚至在今天也未能完全消除。
三、打破禁闭，湖南近代多思想先驱
湖湘文化虽然有难以逾越的封闭性，但近百年来湖南涌现出来了一批打开国门看世界的代表人物，对今天的湖南人来说，依然有着荡气回肠的榜样昭示作用。
自肇兴之初，湖湘文化就不乏兼容并蓄、吐故纳新的开放特性。南宋时期的岳麓书院讲坛上，来自不同地域、不同学派的学者都能够放言高论，传播其学说，在一定意义上显示了湖湘学派的博大胸襟。
进入近代以后，尽管湖南人作为一个整体沉醉于“无湘不成军”往日辉煌里，顽固地抵抗着外来一切的新生事物，使湖南背负着“以守旧闻天下”的恶名。但其间一些走出湖南的湖湘子弟，却在特立独行地传承和发扬着湖湘文化的开放秉性。
湘军统帅曾国藩在亲眼目睹并亲身感受洋枪洋炮的威力后，便开始了他的向西方学习的历程。“仿西洋之法”改革军事，整顿吏治，培养人才，建立起了近代中国最初的军事工业，他组织人造轮船、制机器、开矿山、建译书局、办新式学堂、选派中国第一批幼童留学美国……用实际行动启开了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闸门，揭开了洋务运动的序幕，他也因此成为中国近代化事业的奠基人。
甲午战败使湖南人蒙上耻辱，也恍然清醒。湖湘文化的开放性由此得以张扬与勃兴。
1895年李鸿章的淮军在中日战争中连吃败仗，全国上下唯湘军是望，希望湘军再显神威，挽狂澜于既倒。湘军力图挟昔日名威，创造化腐朽为神奇之功效。然而牛庄之役的惨败，使湘军战无不胜的神圣光环在辽东半岛的血雨腥风中黯然散失。原以为可以拯救天下的湖南人，顿生一种沉重的负罪感，认为“甲午的败仗，实在是我们湖南人害国家的”，陡生“救中国当从湖南始”的强烈责任感，湖南以“救亡”、“变法”为己任的士风民气高昂到了极点。
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之后，湖南立宪人士首先发起了立宪请愿运动，要求废除君主专制，召开国会建立责任政府。
与此同时，湖南人积极走向世界，数量之多冠于其他省份。据1904年《清国留日学生会馆第五次报告》统计，当时的留日学生为2395人，湖南籍学生为373人。1919～1920年，全国赴法勤工俭学者约1600人，湖南为346人，是人数最多的省份之一。
这些走出湖南，走出中国，走向世界的莘莘学子，如黄兴、宋教仁等人无不积极探索民主革命的道路，成为救国先驱。
先驱们以自己的思想言行不断拓展湖湘文化开放性的广度和深度。在近代先驱的榜样昭示下，在先进人士的带动下，湖南终于迈出了近代化的步伐。他们或接受了进化变法思想，或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或产生了排满革命意识，为湖南乃至全国的革命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
四、开放的湖南才会前途无量
1919年7月，青年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写道：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的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以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它的生，逆它的死。如何承受它？如何传播它？如何研究它？如何施行它？这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
世界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人是需要一点精神的，尤其是需要一点创新精神，创新需要勇气，创新需要眼光，创新需要“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无畏精神，创新还需要深厚的底蕴和求实的态度。这一切又恰恰与小农意识是格格不入的。湖南原本是身处内陆的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从来就缺少欧风美雨的洗礼，湖南自古以来又是经济不发达地区，农业经济占绝对优势，连像样的现代商业也没有见过，所以，小农意识中的保守、狭隘、自私、盲从的特质畸形的发达，这些都是创新精神的大敌。湖南要实现大发展，就必须改造湖南人的精神，打开湖南人的眼界，大力改造湖南人的小农意识以及小农意识寄生的经济土壤，这是摆在湖南人面前的一个紧迫的问题。
诚然，甲午战前湖南就出现了魏源、郭嵩焘、曾国藩、曾纪泽等向西方学习的先进人士，但是，他们的新思想大都不是产生于湖南，因此对湖南并没有产生太多实质性的影响。
1850年，魏源的《海国图志》传入日本，在那里掀起了阵阵波澜，成就了日本自上而下学习西洋、改革开放的梦想。而在内地的湖南几乎没有几个人听说过《海国图志》。
曾国藩揭开了中国洋务运动的序幕，沿海沿江地区乃至西北边疆地区都能听到近代机器的隆隆轰鸣，而他的家乡湖南却静如止水；因为保守绅士的强烈反对，他至死也未实现在常德设立工厂，制造火柴、铜帽的愿望。
最精通洋务的是湖南人，而反对洋务最卖力的还是湖南人。“楚材晋用，墙内开花墙外香。”这是对抱残守缺的湖湘人莫大的讽刺。
作为一种曾经对中华民族历史进程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优秀地域文化，湖湘文化中并不乏激进开放的元素，湖南也并非没有产生过激进开放的代表人物，但就文化的整体特色而言，湖湘文化却浸润着强烈的道统观念，包含着强烈的文化封闭性。到了中西交流势不可挡的近代，这一封闭性自然而然成为抗拒西风东渐、阻滞外来文化的思想武器。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在新中国改革开放的浪潮中，湖湘文化封闭保守的阴影仍然挥之不去。
从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到1987年关于生产力标准的大讨论，到1992年关于姓“资”、姓“社”的抽象讨论，解放思想一步步深入，改革开放一步步上台阶。湖南的发展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广东、山东、浙江、辽宁、上海等发达省市相比，还是显得生气不足，速度不快，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直至2000年，湖南工业化进程仍然比全国平均水平落后3年，比沿海发达省市则落后了10年！
湖南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湖南需要再一次摒弃湖湘文化中思想保守等糟粕，湖南才能在21世纪的今天奋起直追，再现湖南的昔日荣光。
“前怕狼，后怕虎”，永远成不了大气候。湖南20来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证明，只有解放思想、拓宽文化视野，我们才会放眼世界大舞台，跃上发展新台阶。
时代呼唤我们以经营天下的气魄经营湖湘文化、经营湖南经济社会，实现湖湘文化由封闭向开放的转变，进而实现湖南产业的发展、经济的腾飞，这一切都需要湖南以更加开放的心态来实现昨日的辉煌，开放的湖南才能前途无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