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引起了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动，中国的传统教育在欧风美雨的猛烈冲击下不得不举步维艰地朝着近代化方向迈进。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教育发轫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教育，经历了戊戌变法时的教育改革，至20世纪初的清末“新政”，新的教育制度才完全确立。中国教育由传统走向近代离不开一大批政治精英的探索与推动，张百熙便是其中一员。
庚子之难后，亡命西安的清廷要求各官言陈变法，张百熙奏请“改官制、理财政、变科举、办学堂、设报馆”，深得慈禧太后赏识。1901年，清政府起用已革职的张百熙为管学大臣，主持京师大学堂并掌管全国学务。张百熙对中国近代教育有开创之功，但迄今鲜有专文论及。
张百熙出生于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列强相继侵入中国，丧权辱国事件频频发生，不平等条约一个接着一个。《南京条约》、《虎门条约》、《黄埔条约》、《望厦条约》、《天津条约》、《瑗珲条约》、《北京条约》等等强迫清政府割地赔款，吸食中国人民血汗，侮辱中国人民人格的条约签订的消息不时传来，在他幼小的心灵中生起长大以后为国出力、驱逐列强的萌芽。及至青年时期，在他登进士第前后，1874年5月，上海法租界向外扩张，越界筑路，强行穿过宁波同乡会会馆四明公所。在上海的宁波人奋起保卫内有义冢的会馆，与法军冲突，先后死伤数十人；1874年10月，日本在美国支持下，迫使清政府签订《台事专约》，侵我台湾、吞并琉球；1875年2月，英国武装“探险队”以“游历”为名，在马嘉理的带引下由缅甸闯入我云南，扰我边民引起武装冲突，马嘉理丧生，英人以此为借口胁迫清政府签订《烟台条约》……上述“四明公所事件”、“琉球事件”、“云南事件”等等不能不对热血青年张百熙产生强烈的刺激。他看到外有列强日逼，时局日益阽危，国家遭瓜分的苗头已现，而内有乞丐遍地，民众日穷，盗匪横行，经济日困。这时为救国自强的“洋务运动”正在积极进行，并于1872年派出包括詹天佑在内的第一批官费留美学生三十名，他登进士第的第二年即1875年，第四批官费留学生到达美国。清朝末年在外国列强的逼迫下出现的“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和留学生运动，对张百熙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张百熙出生在诗书世家、书香门第，这样家庭环境的熏陶，使他继承了中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传统美德。他饱读经史，其中的无数民族英雄、干国忠良如岳武穆、文天祥等等先贤忠烈的形象，在这国势日危、列强日逼之时，更激起他见贤思齐的愿望，应下读书报国，经世济民的宏愿。这宏图大志是他步入仕途以后不避杀身之祸为国直谏，甚至敢于弹劾权倾一时的李鸿章和礼亲王世铎的根源。他的诗句“我方少年时，读书气嶙峋。常怀四海志，放眼横八垠”，是他这一时期精神世界的写照，也是我们研究了解他早期思想的窗口。
1898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经历“戊戌政变”和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几乎瘫痪。为重建京师大学堂，张百熙一面参照国外经验，完善学校规章制度，一面不遗余力为学校延揽优秀人才充任教师。他提出“应破除积习，不拘成例用人”，要选用“才具优长，通达时务”“明练安详，学有根底”的人为大学堂教师。他认为大学堂总教习“必得德望具备、品学兼优之人，方足以膺此选”。他考察了当时国内各类人才，举荐桐城派领袖，著名散文学家吴汝纶，认为吴“学问纯粹，时事洞明，淹贯古今，详悉中外”。但是，吴汝纶以学浅年迈坚持不就。张百熙见难以用语言说服，情急之中竟不顾自己是朝廷重臣，身穿大礼服长跪不起，恳求道：“我为全国求师，当全国生徒拜请也，先生不出，如中国何！”他的真诚举动，使吴汝纶老先生甚为感动，多日准备的谢绝词已变为慨然允诺。他还“奏加冀州知州吴汝纶五品卿衔，总教习大学”。张百熙这种锐意兴学、选用人才之举，使全国上下大为钦佩，当时著名学者杨仁山、屠敬山、王瑶舟、严复、孙诒让、蔡元培等均被聘用，成为我国大学教育的先驱，张百熙被誉为中国“大学之父”。
1894年是慈禧太后的60大寿之年。为筹办生日庆典，这个最阴险、最狡诈，也最无耻最虚荣的西太后，不顾国库空虚，不顾饥民遍野，不顾外敌虎视眈眈觊觎国土，竟然大兴土木，积极筹备生日。1888年，她曾下令挪用海军军费重建位于京西北的清漪园，并改名为颐和园。慈禧太后骄奢淫逸的行为引起举国上下的强烈不满。但是，大家都知道西太后向来刚愎自用，又心狠手辣，弄不好就会招来杀身之祸。因此，满朝文武无人敢违抗上命，无人敢向这个祸国殃民的西太后进一言。
1894年10月为慈禧太后的寿庆大典。她本拟从紫禁城到西北郊的颐和园绵延约二十余公里的大路上，沿途搭彩棚、扎彩亭、种花、奏乐、演戏，营造歌舞升平的太平景象和万民为她贺寿的欢腾场面。
张百熙有感于国家贫弱，人民饥寒，斗胆上奏光绪皇帝：“臣恭读八月上谕，钦奉懿旨，本年十月庆寿典礼，著仍在宫中举行。其颐和园受贺事宜，即行停办……不以点缀景物为娱。”这个奏疏正中光绪帝下怀。光绪早有此心，无有此胆，因此朱笔一挥，表示赞同。这下子可惹恼了慈禧太后，她咬牙切齿地说：“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令其终身不欢。”
张百熙因此惹怒了西太后，为以后的工作留下后患。西太后多次派心腹做张百熙的副手，名为协助，实为掣肘和监视，使他的改革、进取规划实行困难。
张百熙虽为朝廷命官，但思想并不守旧，对事务的认识也较清楚。他将国家的富强寄托在京师大学堂有为的学子身上，寄托在即将兴起的现代教育事业上。
1903年，日、俄两帝国主义列强为争夺我国东北和朝鲜，酝酿着在我国领土上进行战争，而清政府不仅不加干涉，竟要宣布中立，甚至准备订立《中俄密约》，接受俄国的无理条款。消息传到京师大学堂，师生群情激愤，立即鸣钟集合，要求政府“力拒俄约，保全大局，展布新政，以图自强”。
次年2月，俄在我国辽东半岛旅顺爆发战争，腐败的清政府果然宣布中立，任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领土上厮杀。师范馆学生丁作霖对日、俄两国的强盗行径义愤填膺，化名丁开山创立“抗俄铁血会”，并散发“檄文”，欲集合“爱国英雄，热心壮士，除海内外将牟及学生而外，又有直、奉、吉、黑四省绿林领袖”一同奋力抗俄。拒俄运动是中国学生爱国运动之始。
清政府对大学堂学生的拒俄运动十分震惊，认为这是和朝廷分庭抗礼，是大逆不道。慈禧太后勃然大怒，传话给管学大臣张百熙，要他对学生严加管束。政务处也认为学生上书言国事是“风气浮嚣”，“当设法禁止，以免蹈各国民权之弊”。大学堂执行朝廷旨意更具体，规定凡参与拒俄运动诸学生及各斋长、班长均要减去当月月考成绩20分，并对学生的来往信件严加盘查，凡有各国及各报馆字样的信件一律查阅，无关系的信件方准送交学生。学生掀起的拒俄运动，使清政府看到知识界的青年对政府已构成威胁。
张百熙对学生拒俄运动的态度与清政府截然不同。他在学生上书管学大臣的信函中批示道：“该生等忠愤迫切，自与虚骄嚣张，妄思干预者有别。至于指陈利害，洞若观火，具征觇国之识，迥非无病之呻。本大臣视诸生如子弟；方爱惜之不暇，何忍阻遏生气，责为罪言！”张百熙肯定了学生上书是爱国行为，并赞扬学生对时势的分析透彻、正确。他还批示道：“嗣后诸生研究国闻，确有见地，可随时著为论说，呈候本大臣批答，籍可考见学识，示以准绳，不必聚论纷绣，授人指滴！”张百熙根本没有理睬西太后“严加管束”的旨意。他到大学堂后，也没有召集全体学生就拒俄运动训话，只是将师范、仕学两班长找到监督室谈话，重申了他书面批示的意思。他劝告学生要继续关心国事，但也要注意方式方法，不要授人以柄，语重心长，关怀备至，对学生爱护有加，使学生深受感动。
由于张百熙对进步学生的保护，使他们都顺利在京师大学堂毕业，其中部分人还出国继续深造，有的成为政治家，有的成为学问家。张百熙是中国学生爱国运动的首位保护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