戎马书生
1904年1月，夏征农出生在江西丰城县一个地主的家庭里，父亲有着方圆二百亩的肥沃土地，可是母亲是个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的劳动妇女。父亲对农民的横征暴敛与母亲偷着救济农民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其实，正是他的母亲在无形之中给予了夏征农一颗仁爱之心。夏征农从小就是个聪明伶俐的孩子，父亲希望他将来能撑起夏家的门户，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给他请来了私塾先生，教他读书。在那些古旧的书里，夏征农读懂了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民本思想。他给自己取了一个学名，叫夏征农，意为从农村中来，到农村中去，让农民们过上好日子的意思。1925年秋，他从南昌心远中学（现南昌二中）考入了南京金陵大学，在那里他接触了《共产主义ABC》、《三民主义》等进步刊物并于192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追求革命真理的漫长道路。
1927年初，时值北伐军占领南昌。受党组织的派遣，夏征农以双重身份回到南昌，负责改组当时被AB团把持的新建县国民党党部。他同农民协会的会员一起斗争，终于把AB团赶走，将县党部控制在共产党手中，夏征农任改组后的县党部负责人。
7月27日，当时还在新建县农村开展农运工作的夏征农，接到党组织要他秘密进城开会的通知，会上他接受了参加起义的任务，把已经派到农村去的各个工作组召集回来参加起义部队。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后，他组织新建县的农民参加运输物资，还奉命在昌北的牛行车站附近挖战壕和工事，准备阻击九江方向来的敌人援军。8月2日，夏征农参加了起义军在皇殿侧召开的庆祝大会。他至今还记得当时是李立三主持的会议。8月5日，当他从新建县农村赶回南昌时，起义部队已经南撤。于是，他与另外两位党员一起去追赶部队，行至清江（现樟树）时，才知道部队已走远。由于当时的南昌市已被敌人占领，他只好绕道去德安搭乘火车到九江，再转乘轮船到上海寻找党组织。
直到现在，夏征农还能如数家珍地说出当年一起参加八一起义的同志来：“这些人我都认识，在南昌都见过。萧克将军，曾担任过国防部副部长；舒国藩，当时是江西省农民协会的主席；徐先兆，曾担任过《民国日报》的总编辑……”1927年9月，夏征农谢绝了党组织安排他去苏联留学的机会，而是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读书。1928年，夏征农任共青团复旦大学支部书记，他一边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一边与同学们办起了一本铅印的《青鸟》公开杂志，另外他还办了张秘密的壁报，刊登进步文章和言论，号召学生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因为活动搞得有声有色，还得到过中共江苏省委的表彰。
1929年8月的一天，上海市中共地下党组织在上海闹市区秘密策划了一次反对内战的宣传集会活动，人们把这种集会活动叫做“飞行集会”。这是在上个世纪初、从共产国际舶来的一种革命形式，即在特殊的纪念日、特殊的公开场合、搞一次相对短促而密集的大型集会，以此唤起民众、抨击黑暗现实。
这一天，飞行集会刚开始不久，就引来了大批的警察。夏征农和一同游行的祝秀侠在疏散的时候，同时被警察抓住。身着长衣衫的祝秀侠说自己是报馆的记者而躲过了警察的盘问，而夏征农则因一身短打扮而被当作嫌疑分子押入了淞沪警备司令部。
夏征农的老师陈望道知道这件事情后，火速联系国民党陆海空总司令部秘书长邵力子前去说情放人。然而，淞沪警备司令部在无法核实夏征农真实身份的情形下，坚决不同意放人。就这样，夏征农以扰乱社会治安罪，被判处了八个月的监禁，即刻押往苏州监狱。
由于当时的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熊式辉不同意放人，结果他被判了一年刑并与彭湃等人一同被关押在龙华监狱。当彭湃戴着手铐、脚镣被敌人押赴刑场时，夏征农和狱友都哭了，但烈士的鲜血也使他们变得更加坚强。有一天，头发花白风尘仆仆的父亲出现在了夏征农的面前。父亲是带了银元来赎儿子出狱的。年迈的父亲看着倔强消瘦的儿子，老泪纵横，父亲说：“儿啊，你是什么迷了心窍，爹求你了，跟爹回家吧。不为你爹，也为了你娘想想。你娘听说你进了大牢，一下子就瘫倒在了炕上。”尽管夏征农的心一阵抽痛，但他一句话也没说，扭头又踏进了牢门。此时，夏征农在监狱里担任党支部秘书，利用自己的学生身份，正在组织一次为改善政治犯监狱生活的绝食运动。很快，绝食运动顺利进行了，他们整整斗争了7天，此事甚至惊动了国民党高层。最后当局不得不答应改善政治犯待遇、撤换监狱长等条件，绝食斗争最终以胜利告终。
1930年底夏征农出狱后，先后任闸北区团委宣传部长、江苏省团委秘书，在半秘密的《海上青年》杂志工作期间，他还翻译了史沫特莱的《苏区见闻》等报告文学。在上海市虹口区多伦路上，有一幢20世纪20年代初期建造的三层西洋楼房，大门旁挂有由夏征农题写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旧址纪念馆”的门匾。在那里工作期间，他与鲁迅、茅盾、李公朴、周扬等进步文人成了同事。
皖南记事
1941年1月6日，九千余新四军战士在皖南泾县茂林地区遭到八万余国民党精锐部队的伏击。经过七昼夜的激战，终因弹尽粮绝，除少数人突围外，大部分壮烈牺牲。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当时，夏征农在新四军军政治部任统战部副部长兼民运部部长。1941年1月6日晚，当新四军军部刚转移到石井坑的盆地里时，就遭到敌人居高临下的炮轰，夏征农随叶挺一起乘着夜色向外突围。就在那天晚上，夏征农一本珍贵的笔记本丢失了，那是1938年1月，陈毅在南昌用两个半天的时间向夏征农详细讲述南方三年游击战的情况，希望他能把这段历史写成小说。
面对弹尽粮绝的残酷现实，叶挺决定前去与敌人谈判，夏征农等人都依依不舍地为叶挺送行。第二天天亮时，满山遍野都是搜山的敌人，他们用高音喇叭喊着：“你们快出来投降吧，你们的军长已经被捕了……”。当时，夏征农就预感到叶挺出事了。接着，军部就遭到敌人密集炮火的扫射。于是，夏征农带着7位战士突围到荒无人烟的大王坑山头上。一个参谋对他说，这么多人在一起目标太显眼，不好走，如果两个人一起走可绕出去。听了这话后，夏征农说，越是在这种危难时刻，作为干部就越不能先走。为此，他让参谋带着警卫员先走了，他和其他三位同志白天靠采野果子充饥，晚上就露天宿营在北风呼啸的雪地，好几次都与搜山的敌人擦肩而过。就这样，他们硬是顽强地坚持到第七个夜晚，等搜山的敌人撤退后，他们才下山并将女机要员送到进步人士家中藏起来。夏征农等人在老百姓家中住了一个多月后，化装成茶商和教会人员骗过敌人的层层关卡，终于从芜湖登船转移到南京，然后再从上海抵达江苏盐城的新四军军部。此后，他担任过粟裕师长的秘书并随军转战南北。
皖南事变四十周年之际，夏征农与妻子方尼（新四军老战士、女诗人）特地去安徽参观了泾县云岭的新四军军部旧址。在老首长叶挺住过的小楼前，如烟往事浮现在脑海中，夏征农欣然题词道：“忆昔群英聚首，而今人去楼空。留有丹心一片，照得大地通红。”
辞海情缘
1978年夏征农出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1979年任上海市委书记。1982年，夏征农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并担任中顾委委员，并担任《辞海》主编等职务。
1978年10月，夏征农74岁，他接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负责组织编辑《辞海》，并在1979年国庆前出版，向国庆30周年献礼。
在当时那样一个政治氛围中，当《辞海》的文稿出来时，让许多人都提心吊胆，但夏征农却说：“政治问题我负责，砍头不过碗大的疤，大不了再进个牛棚。”
夏征农和妻子方尼，带着编纂《辞海》的材料火速进京汇报工作。夏征农一下火车，就撇下方尼一人，直奔中央。这天晚上，夏征农没有回宾馆，方尼在窗户边守望了一宿，她担心夏征农真的会再进牛棚，毕竟他已是74岁的老人了，经不起打击了。
第二天，夏征农回来了，他很高兴地告诉方尼，中央同意了他们编纂《辞海》的思路，方尼为夏征农写下了这样一首诗：“柳是轻纱雨是雾，青丝萦绕相思树，相思甜，相思苦，心心相印无叙述。”
夏征农回到上海后，起用了当年跟随陈望道一起编纂《辞海》的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在文革中都曾遭到不同程度的迫害和关押。他们重新评价了海瑞、秦始皇，鉴于中央还没有给刘少奇落实政策，在第一版里，没有收录刘少奇的生平。后来《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出来之后，《辞海》编辑部的基本口径同《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是一致的。而刘少奇的生平，是在落实政策以后补进去的。
1979年国庆节，《辞海》作为向国庆30周年献礼的图书出版发行，这填补了中国没有现代汉语辞书的空白。在上海，《辞海》脱销，上海市政府制定了凭结婚证购买《辞海》的规定。
转眼二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辞海》三易其版，发行量逾600万部，还出版了1100多万卷分册，读者超过5000万。
2002年，夏征农98岁，他再次出任《大辞海》主编。这是我国第一部特大型综合性辞典，共38卷，分为天文、地理、生物、化学、数学、哲学等分册，篇幅是《辞海》的2.5倍，编纂工作的重大事项仍然由夏征农来拍板定夺。他把编纂《大辞海》作为自己生命中的最后的篇章。夏征农在自己百岁生日的时候，挥笔写下了这样的诗篇：“人生百岁亦寻常，乐事无如晚节香。有限余年仍足惜，完成最后一篇章。”
献联盛会
“坚持经济中心，不管风雷晴雨；架起虹桥一道，通向欧美亚非。”这是百岁高龄的夏征农对党的十七大再现自己一颗赤诚之心。
这位十七大特邀代表，曾经是党的八大代表、十二大列席代表，还是党的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代表。五年前，矢志不移跟党走的夏征农接到他为十六大特邀代表的通知后，兴奋不已，回想自己已是第六次入京参加党代会了，遂挥笔写了《献给党的十六大》：“六入京都为党谋，敢因衰老不分忧。欢呼祖国愈强盛，高唱和平是主流。反对霸权成众志，清除腐败解民愁。相期后浪超前浪，高举红旗万万秋。”
2007年9月初，接到通知成为全国仅有的数十名十七大特邀代表后，夏征农特地回到家中，在三楼书房桌上，挥毫写下一气呵成的对联，并请同为十七大代表的华东医院院长俞卓伟带去北京，向党的盛会表示衷心祝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