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现在的李鸿章位高权重，手里还握有五万用洋枪洋炮武装起来的淮军，由他来继承自己的事业再合适不过了。只要不走到起兵谋反这一步，勉强还说得过去。
关于李鸿章的品德问题，曾国藩已经无能为力了，事已至此，他的造化会怎么样，只有看天意了。再说，这次剿捻的主力还得要靠淮军，和自己的这个门生搞好关系，才是当前最重要的事情。
正如曾国藩所担心的，不甘寂寞的李鸿章看准了湘军元气大伤，剿捻非得淮军不可，他要在这场战斗中把淮军的声威大大提高，最后将湘军比下去，他自己便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这就注定了曾国藩剿捻之路不会一帆风顺。
淮军姓李不姓曾
曾国藩好不容易才拼凑了五千湘军，这点兵力要剿灭来去如风的捻军，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于是，他奏调淮军五万，才组成了一个强大的作战兵团。
也许你会问，淮军不是在曾国藩的一手操办下才成立的吗？要借用淮军，不就是一句话的事吗？还用得着上奏？
的确，如果没有曾国藩，也许就没有历史上的淮军了，可淮军弟兄们自从成立的那一天起就跟着李鸿章混饭吃，所以，更忠诚于李氏兄弟。
如果湘军姓曾的话，那么，淮军这支军阀性质浓厚的私人军队自然就姓李了。所以，即使李鸿章买曾国藩的账，淮军也不见得买曾国藩的账，况且，李鸿章不见得就和曾国藩穿同一条裤子。
行军打仗就要令出如山，最忌讳不听指挥的行为。而这支内部矛盾重重、表面上看似强大的军队，偏偏存在这种危险的隐患。
同治四年五月二十五日（公元1865年6月18日），曾国藩奉命赶赴徐州，准备在那里建立“剿捻”大营。途中突然接到捻军南下安徽围攻雉河集的急报，于是改道临淮关，前去解雉河集之围。
曾国藩把他手下的三千兵卒交给刘松山统一指挥前去解围，同时急电刘铭传迅速从山东济宁回援雉河集。可电文却如同石沉大海，不见刘铭传的回复。
刘铭传就是那个台湾第一任巡抚，先来看看这个人。
刘铭传，安徽合肥人，祖上世代以农为业，他在兄弟中最小，排行老六。从小闯荡江湖，专门打抱不平、劫富济贫，有“乡间恶少年”之称。后来，厌倦了游荡的生活，想找个正经营生，便投靠了朝廷，在家办起了团练。
同治元年（1862年），刘铭传率所部加入李鸿章的淮军，号称“铭字营”。与淮军中的其他队伍一样，“铭字营”也是依靠宗族关系组织起来的，更容易驱使指挥。在和太平军的战斗中，刘铭传受到重用，由千总、都司，很快提升为总兵，29岁就擢升为直隶提督，成为淮军名将。他的“铭字营”也成为“铭军”，分左中右三军18个营，威震天下。
俗话说：有奶便是娘。虽然刘铭传此时归曾国藩调遣指挥，可他的根子还在淮军那里。所以，在接到曾国藩的命令后，他并没有马上执行，而是先向李鸿章请示，看看主子的意思如何。
原来，李鸿章表面上把淮军的指挥权交给了曾国藩，但一直都在秘密操纵淮军，他不愿意任何人对自己辛苦建起来的淮军指手画脚，当然包括自己的老师。
人都是有私心的，李鸿章的做法可以理解，但在瞬息万变的战场还玩这一手，确实不太恰当，弄不好就会葬送成千上万名士兵的生命。
可问题出现了，当时没有电话，书信都要靠快马传递，李鸿章又远在上海，一个来回下来，没有十天半个月是无法完成的。等李鸿章的意思传给刘铭传后，别说剿杀来去如风的捻军，就是连捻军的一根毛也逮不着。
对于刘铭传的做法，曾国藩心知肚明，是李鸿章对自己不放心，否则刘铭传不敢公然违抗军令。
万幸的是，捻军看到清军大队人马前来救援，尤其是湘军的到来，让他们心有余悸，便主动撤围了。从此，捻军尽量避免攻坚，发挥骑兵的优势，加强了“以走疲敌”的战术运用。
虽然有惊无险地解决了雉河集之围，但必须牢牢掌握对淮军的调遣权，否则，这仗还怎么打？再说，不见得下次还有这么好的运气。
于是，曾国藩借机向李鸿章发牢骚，指责他不愿把淮军的指挥权交给自己。面对老师的训斥，作为学生的李鸿章也觉得不能太过分，毕竟曾国藩是主帅，这事儿要是闹到朝廷上，自己铁定是吃不了兜着走，于是，暂时把淮军的调遣权交给了曾国藩。
表面上看似相安无事了，但当真正触及到李鸿章的利益时，他是绝对不会让步的。
为了和捻军的骑兵对抗，曾国藩把僧格林沁的残余马队调到徐州和鲍超队的800匹战马组成一个骑兵队，并且任命李昭庆为队长。这个时候，在幕后的李鸿章站了出来，坚决反对这个队长的任命。
按说一个三军统帅，任命一个队长的人选，根本就不算个事儿，不该出现问题，可偏偏就出问题了。
原来，李昭庆不是别人，正是李鸿章的亲弟弟，这个骑兵队队长铁定是打先锋的，刀剑无眼，没准就因此送了小命了。李鸿章便给曾国藩写信，希望能换个人选。
身为统帅，岂能出尔反尔，言而无信？如果答应换人，自己的威信何在？还如何带兵打仗？便明确拒绝了李鸿章的换人请求。
淮军是这次军事行动的主力，是姓李不姓曾的。和李鸿章闹得如此尴尬，曾国藩的处境注定越来越难，北上剿捻也是困难重重。
四十章 一场灾难便降临了
雉河集解围后，曾国藩继续北上徐州。
一向都擅于谋略的曾国藩总结了僧格林沁覆没的原因：僧格林沁统率的军队，以骑兵为主，步兵为辅，步兵和骑兵相辅作战。但僧格林沁亲自带领骑队追击捻军，与步兵分割开来，结果被敌所乘，战死疆场。
目前，曾国藩统领的这支军队正好相反，以步兵为主，骑兵为辅，军行缓慢，每日不过二三十里或四十里。而要想追赶来去如风、飘忽不定的捻军，那是妄想。所以，必须改变作战策略。
经过一番研究后，曾国藩制定了重点设防的战略决策，重点设防的地区是捻军经常出没的苏、鲁、皖、豫四省十三府州（十三府指江苏的淮安、徐州与海州；安徽的庐州、凤阳与颍州；山东的济宁、兖州与沂州；河南的归德与陈州）；同时，又确定以临淮关与周家口为重中之重，在这些地方设立大营，驻扎重兵，屯集粮草。一省有难，三省支援。
曾国藩的重点设防改变了清军“尾追”的局面，“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贼”，这种类似于守株待兔的决策能剿灭捻军吗？在这里还得画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自从曾国藩重点设防以来，捻军照样东征西讨、纵横自如，防线如同是一个摆设。毕竟曾国藩的兵力有限，在四省的广阔大地上设防，根本没有优势可言。
事实证明，重点设防并不能限制捻军的马足，曾国藩“以静制动”的方略没取得什么实质性的效果，但他不信这个邪，他认为只要设防合理，还是有希望成功的。
后来，刘铭传提出了河防之策，经过一番实地考察后，曾国藩觉得可以考虑，因为凭借黄河、运河、淮河等天堑把捻军围堵到一个较小的范围，再对他们进行围歼，便可大功告成。
1866年5月20日，负责剿捻的曾国藩便提出了“聚兵防河”的方略，企图进一步遏阻捻军的流动。经过与直隶总督刘长佑、山东巡抚阎敬铭商议后，确定了运河、黄河的设防部署。在捻军渡过沙河进入豫西南后，曾国藩又设沙河、贾鲁河防线。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跨鲁、豫、皖三省的三角形防线。此外，为了攻守结合，又命鲍超、刘秉璋等部为“游击之师”，跟踪追击捻军，密切注意捻军的活动动向。
曾国藩自信地认为：各分汛地，层层布置，或渐逼渐紧，然后把捻军驱逐到豫西山多田少贫瘠之处，加以歼除。
其实，建立这个防线是很不容易的，特别是沙河、贾鲁河，沿河两岸都是沙土，质地松软，缺乏黏性，很难设防。河南官绅认为设防贾鲁河、沙河是劳民伤财，所以一致反对设防。曾国藩不顾舆论的反对，强行在贾鲁河、沙河沿岸构筑堤墙，经过再三修补，堤墙才勉强建成。
曾国藩企图运用重点设防和“聚兵防河”点线相结合的办法打击捻军。问题是用有限的兵力千里设防，这种一字长蛇阵很容易被一点突破，只要捻军乘虚而入，突破一点，整个河防战线便全盘崩溃。虽然曾国藩的设想很好，但战局却向相反的方向发展。
河防堤墙建成大约一个月光景，对自己的杰作，曾国藩还没欣赏过瘾，一场灾难便降临了。
1866年9月24日，正是中秋时分，月朗星稀，大队捻军开始冲击曾国藩苦心经营的防线。无奈曾国藩的兵力有限，而设防的地区又太多，顾头顾不了尾。结果，沙河、贾鲁河、运河防线，都被捻军冲破了。捻军闯到豫东、山东，纵横驰骋，湘军对捻军却防不胜防，疲于奔命。
1866年冬，曾国藩在军事上连遭失败，他不得不承认自己对剿灭捻军已经没有任何办法了。
国人一向都喜欢落井下石，看不得别人好。曾国藩的失败无疑又给那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人制造了口舌。
朝野上下一时议论纷起，指责曾国藩剿捻一年多，毫无建树，反而捻军却越来越猖狂。捻军突破贾鲁河、沙河防线的军事胜利，地主官僚的嘲讽，使曾国藩寝食难安，有些撑不住了。
本来，胜败乃兵家常事，如果朝廷能说句公道话，曾国藩心里也许会好受些。偏偏清政府也申饬曾国藩剿捻不力，曾国藩内心相当不服，他认为僧格林沁“剿捻”四年多，结果全军覆没。自己“剿捻”还不到两年时间，只是一时受挫，根本没有大败，就要受到严厉的申饬，太不公平。这根本就不是人干的活，曾国藩便决定借口病重难痊，奏请开缺，让朝廷另找高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