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是第二个被任命为团练大臣的，第一个团练大臣是前刑部尚书陈孚恩，时间在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八月。接着从这年十二月到咸丰三年二月，在仅仅几个月的时间里，累计任命了四十九名团练大臣。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江南大营被太平军消灭后，清廷进一步意识到必须依靠地主武装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于是，在全国各地兴起了办团练的第二次浪潮，先后任命了四十三名团练大臣。在这九十二人中，官职有高有低，分布在全国十六个省份。由此可见清廷对办团练还是非常重视的。
面对咸丰帝的谕令，曾国藩守制的信念有些动摇，胸中燃烧着为国家流尽最后一滴血的熊熊火焰。但他很聪明，要以静制动，静观其变。因为冲动是魔鬼，感情很容易让人变得感性，左右人的思维，如果不静下心来考虑清楚再做决定，往往会造成伤害或者受到伤害，所以“静”乃修身养性之要义，也乃成大事之根本。
于是，曾国藩紧闭房门，盘坐在床上，当然没有忘记燃起一炷清香。在袅袅香烟中，他微闭双眼，尘世的一切都已远去，心灵深处一片澄静，思路也格外清晰。这是他十年前跟随唐鉴读书时学来的诀窍。唐鉴有一次告诉他：凡事要讲个“静”字，万事才会周全处理。从那时起，曾国藩每天都要静坐一会儿，许多为人处世、治学从政的体会和方法，便都在此中获得。尤其在遇到重大问题时，他总要通过反复静思、权衡后，才做最后的决定。
老庄主张静，管子主张静，佛家也主张静，看来这“静”字是贯通各家学派的一根主线，正是天地间最精微的底蕴，所以各家学派都在这一点上建立自己的养性处世理论。管理国家也要这样，人们常称赞治国贤臣都是“每逢大事有静气”的人物。心静下来，就能处理各种纷乱的军国大事，曾国藩对此轻车熟路。
安静的环境让曾国藩的大脑飞速地运转：
不管是替皇上分忧，还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曾国藩都不应该推辞这个任命。这十多年来，曾国藩能有这样的地位和皇帝的宠爱是分不开的，如今，大清的江山和他自身及整个曾氏家族的利益都连在了一起。现在皇上要臣子临危受命，他有什么理由拒绝呢？何况早在家乡读书时，他便立志，此生要做出一番大事业来。自从升授礼部侍郎以后，他便更加踌躇满志，发誓要青史留名。但十多年的官场生涯让曾国藩深深明白：大清官场从上到下都已经腐朽不堪，要想办大事，如果没有皇上的信任、满蒙亲贵的支持，简直是异想天开。
现在办团练，如果不能打仗，则不足以成事；不成事，则被皇上小看。如果能打仗，就会成为一支有实力的军队。满人对握有军权的汉人一向都备加猜忌。这支军队将会招致多少猜疑！弄不好，不仅没有功劳，还会招来连连灾祸。再说，对于弃笔从戎，曾国藩还是心虚得很。
还有一个隐埋在心底最深处的原因：过去在京中做官时，只是耳闻清朝的腐败很严重。这次出京南下，路过的每一处地方都是哀鸿遍野、满目疮痍，惨不忍睹。他感到国家正处在人心浮动、危机四伏的时刻。而太平军军容整齐，战斗力奇强，人才济济。莫非上天真的已经决定要抛弃爱新觉罗氏，改朝换代吗？在这危急时刻，身为臣子，理应挺身而出。但大厦将倾，一木难支，自己真的能力挽狂澜、保住皇上的江山吗？希望是那么渺茫，脑袋只有一颗，何必去做这种冒险。
想到这里，曾国藩不禁打了一个寒战，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他决定不受命，至少暂不受命。既然做了决定，他便摊开纸，给皇上写了一份“恳请在籍终制折”，让张亮基代发，辞谢皇帝的命令，请求在籍守制3年。
不速之“说”客
既然曾国藩不为信件所动，张亮基就命郭嵩焘到曾国藩家做说客。
郭嵩焘和曾国藩是至交，也就是铁杆哥们，虽然几年不见，但书信却从未间断过。他与曾国藩都是翰林出身，也因为丁母忧回籍守制。在太平军攻打湖南时，主动到张亮基处出谋划策，这次奉张亮基之命游说曾国藩出山。
几年没见面，两位至交老友相见后分外亲热。
郭嵩焘说：“我来荷叶塘，向伯母大人致哀，顺便给你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
曾国藩其实对好友的来意心知肚明，见他这么卖关子，也就顺势说道：“我先听坏消息。”
“好，太平军已经攻克了岳州和武昌，但是很有可能要回攻长沙，到时候仁兄的处境可就艰难了。”
太平军回攻长沙是曾国藩最不愿意看到的，他可不想成为太平军刀下的冤魂，不免又为大清的前途担忧起来，毕竟古书读多了，深谙“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但他还是笑笑道：“那好消息呢？”
“听说仁兄即将高就，总办全省团练事务，三湘士人没有一个不高兴的。这样的大好事，自然要恭贺了。”
曾国藩听了这几句话，脸上却毫无表情，说：“这都是缪传啊，皇上虽然有谕旨，但国藩担当不了这样的重任啊。”
说着，他从柜子里拿出两封信函递给郭嵩焘。一封是皇上的上谕，另一封是恳请在籍守制三年的奏折。
郭嵩焘叹息道：“哎！我这二十年来自以为与你最为相知，看来我也看走眼了。国难当头，仁兄却置之不顾，枉为读书人啊。”
曾国藩是个最要强的人，郭嵩焘这几句挖苦话，说得他脸一阵阵发热，很不好意思，道：“我不是周公瑾，你也激不了我。”
郭嵩焘继续一本正经地说：“谁要激你？我只是为你可惜。你辜负了所有人对你的厚望。自唐鉴推举曾国藩之后，皇帝又征询了恭亲王奕、内阁学士肃顺的意见。二人都竭力保举。可是，他们万万想不到会是这样的结果啊，他们真的看错人了。”
曾国藩在朝中与恭王、肃顺都有接触，认为二人各有优长，都是皇族中的拔尖人物。恭王才思敏捷，胸怀宽广，是皇族中最有头脑的人物。肃顺是郑亲王乌兰泰尔的第六子，敢作敢为，是满族中数一数二的拔尖角色，满朝文武中少有人比得上他的才干。有恭王、肃顺的信任，还怕朝中无靠山吗？
说实话，自从收到张亮基的那封信后，曾国藩心中就有些心动。加上又来了上谕，国华和国荃等众兄弟都鼓励大哥办团练，曾国藩真的动心了。
郭嵩焘感到曾国藩开始动摇守制的决心，便继续发动攻势：“长毛信奉天主教，他们所到之处，都要捣毁孔庙和孔子的雕像，还大肆屠杀儒生，这是对天下读书人的一种公然挑衅，要是有朝一日长毛取得了天下，那么天下读书人还有活路吗？”
这下说到了曾国藩的痛处，从古至今，孔子的儒学思想都是读书人的精神支柱，现在，自己的信仰受到了威胁，曾国藩也火冒三丈了。
不过，生气归生气，曾国藩是不会凭一时冲动办事的。他沉思了一会儿说：“我从未跟张亮基他们打过交道，湖南的吏治你也比较清楚。我这人性子急，恐怕今后与湖南官场很难相处啊。”
“张中丞为人坦诚、清廉。至于湖南的吏治，说来的确腐败。但是，眼下中国十八省，还有不腐败的吗？天下乌鸦一般黑，除非不做事，既要做事，就没有什么可选择的。”
曾国藩三角眼中的光芒越来越亮，笑着说：“好厉害的嘴，你真是一点也没变啊。只是，国藩今日是带孝之身，怎能忍心离家出山，况且也会招到士人的指责！”
看来，曾国藩已经有了出山的念头，只是怕名不正言不顺。郭嵩焘大喜过望，看来此行不会空手而归。于是，他举出了很多在居丧时期出山办团练的例子，更何况，有皇上的谕令在手，还有什么说不过去的呢。
看着苦口婆心一心劝说自己的郭嵩焘，曾国藩也不好再说什么了，便满口答应出山帮办团练。
安排了家中大小事情后，曾国藩在母亲灵柩前焚烧已经誊抄还没有发出的“恳请在籍终制折”，并对着母亲遗像说：“儿子不能尽孝了，为报答皇上的恩典，决定墨绖出山！”
听说哥哥要墨绖出山，四个弟弟都要随哥哥离家参战。曾国藩只答应带曾国葆一人离家去了长沙，临行前叮嘱曾国荃、曾国华先在家守孝，等待时机。
对于洪秀全来说，虽然早就拉开了和大清对抗的序幕，直到此时，他的真正对手才站到了他的对立面，开始了他们为期十多年的一场生死对弈。对于曾国藩来说，他正满怀抱负，准备大干一场，但连他自己也想不到前面的路竟然如此崎岖，自己很快就陷入了尴尬的生存境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