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稳定压倒一切
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的指导思想出现了“左”的错误，指导思想上以“阶级斗争为纲”，大搞政治运动；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更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企图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尽管毛泽东多次强调要“安定团结”，但是，结果却是事与愿违，造成了人为的政局动荡，致使国民经济濒于崩溃边缘，这个教训十分沉痛。
被当做党内第二号“走资派”而打倒的邓小平和整个国家一起饱尝了动乱之苦，更加深切地体会到恢复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对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1975年，邓小平复出后着手全面整顿，面对当时的混乱局面，顶住各种压力，引用毛泽东“以安定团结为好”的“最高指示”，提出“要团结起来，安定起来”，这是个大局，全党要服从这个大局，要“硬着头皮”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在总结历史教训时说：“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已经证明，动乱不能前进，只能后退，要有秩序才能前进。”稳定是大局，是压倒一切的工作，这是邓小平一贯的战略思想。邓小平把维护安定团结的稳定局面视做我国社会发展的首要条件和关键原则，是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尤其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反复强调：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必不可少的条件和保证”，要“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必须一心一意地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在1989年政治风波之前，邓小平更是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要放出一个信号：中国不允许乱！“六四风波”后，邓小平在与尼克松的一次谈话中说到：“我们不能容忍动乱。以后遇到动乱的事，我们还要戒严。”“稳定压倒一切。”正是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历史环境中，邓小平审时度势，一再强调稳定的重要性，事实证明，他的稳定思想富有战略远见。
从邓小平关于稳定问题的大量论述中可以看出，“安定团结”的稳定局面是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协调、有序的状态，包含着思想稳定、经济稳定、政治稳定和国际局势稳定的有机统一。
（1）思想稳定。这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精神支柱。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意志，思想不稳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无法顺利进行。我国自1957年“反右”扩大化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这20年间“左”倾思潮几度泛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迷雾弥漫。改革开放时期，不仅“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思想阴霾不散，成为改革开放的巨大障碍，而且以鼓吹西方自由主义为核心内容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右倾思潮也迅速蔓延开来，对我国现代化事业形成强烈冲击。面对“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潮的干扰，邓小平十分警觉，指出：“确实不能低估思想战线混乱造成的影响。”因此，他一方面强调解放思想，从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全党思想路线的恢复，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从思想上拨乱反正，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提出在思想战线上应主要反“左”，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大业，如果不搞改革开放，只有死路一条。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其障碍主要来自“左”的那套僵化思想的束缚。另一方面，他又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统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行动，并把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作为这个理论的灵魂，从而形成了统一意志，极大地稳定了人们的思想。
（2）经济稳定。这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坚实基础。回顾我国经济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50年代后期政治上的“左”倾错误思想导致经济上搞“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期间又企图以“抓革命”来“促生产”，这些都使生产遭受极大破坏，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邓小平总结经验说，“如何发展生产力，这件事做得不好。主要是太急，政策偏‘左’”。因此，他强调“要尊重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出了“长期、持续、稳定”的经济发展理论，并且制定和完善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这是我国经济稳步发展的有力保证。邓小平经济稳定思想有两大特点，一是提出“经济发展台阶论”，即经济发展“力争几年上一个台阶”，在某一个阶段“加速发展，也可以称作一种飞跃”，这种波浪式前进可视为经济发展的一个规律；二是强调经济“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定协调地发展”，“不要片面追求产值、产量的增长”。这就为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奠定了思想基础。
（3）政治稳定。这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保障。邓小平在总结“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指出，要搞好现代化建设，就必须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否则什么事都干不成。他认为，政治稳定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政局稳定，一个是政策稳定”。首先，政局稳定是关键。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必不可少的条件和保证”。政局稳定的关键在于领导班子的稳定。领导班子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坚强核心，直接关系到现代化事业的成败。邓小平指出：“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他还指出，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并且要自觉维护中央的权威。其次，政策稳定是保证。要保持正确政策的长期不变，即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变，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主要归因于政策正确、人民拥护。所以，邓小平反复强调：“问题的关键是中国的现行政策不能变，无论对内还是对外政策都不能变。”
（4）国际局势的稳定。这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外部条件。中国要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就外部条件来说，需要一个持久的国际和平环境。事实证明，70年代末以前，我党把工作重心放在抓阶级斗争和反帝反修上，并未把发展生产力作为中心任务，这固然与指导方针上的“左”倾错误有关，同时也与冷战格局下国际环境充满冲突、对立和危机有关。80年代世界格局走向缓和，和平与发展成为新时期国际关系的主题，这就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步步深入、加强国际合作提供了有利条件，使经济建设获得了较快的发展。邓小平说：“中国人不比世界上任何人更少关心和平和国际局势的稳定。中国需要至少二十年的和平，以便聚精会神地搞国内建设。”稳定周边，立足亚太，走向世界，是邓小平谋求和平国际局势的总体构想。只有国际局势稳定了，中国才能集中精力搞建设，才能保住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果。
邓小平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着眼于现代化建设的大局，突出强调社会稳定的重要性。他认为，首先，稳定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必要前提和有力保障。“中国要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安定的国内环境与和平的国际环境。”邓小平把稳定视为中国发展的大局，“稳定压倒一切”。其次，中国稳定是对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贡献。中国越稳定，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才越能靠得住。“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对亚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都是有利的。”“中国如果不稳定就是个国际问题，后果难以想象。”邓小平强烈指出：“中国不能把自己搞乱，这当然是对中国自己负责，同时也是对全世界全人类负责”。
2.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因素
现代化是一个巨大的社会整体性变迁过程，涉及社会各个领域，它“是人类历史上最剧烈、最深远并且显然是无可避免的一场社会变革”。与之相伴而生的是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混乱无序的现象，成为导致社会不稳定的潜在因素。
邓小平具体分析了影响稳定的诸多因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首先，思想上“左”和右的干扰。改革开放在不断深入的过程中经常会遇到“左”和右的干扰。一方面，“左”的思想流毒根深蒂固地存在着。有些人习惯于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观点看问题，动不动就想用搞政治运动的方法来解决我国的社会问题，对改革开放表示怀疑和否定，严重干扰党的基本路线，是造成政治不稳定的重要危险。另一方面，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逐渐泛滥，尤其在党内出现了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的思想倾向。一些人甚至认为，只有全部照搬资本主义的一套制度，才算是真正的搞现代化。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其次，各种敌对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活动猖獗。粉碎“四人帮”以后，其残余势力依旧行为猖獗，扰乱社会秩序。还有其他反革命分子和国外势力勾结，妄图颠覆社会主义。这是社会稳定的大患。
再次，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的“和平演变”战略。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制度是西方国家一贯的战略方针。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西方敌对势力公开表示要“不惜一切代价，尽快完全消灭中国的共产主义制度”，他们制定了未来15年到20年对中国实施“循序渐进和平演变”的计划，形成了“以压促变”、“超越遏制”的战略思想。他们一方面倚仗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肆意干涉别国内政，妄图达到颠覆国家主权的目的；另一方面，意识形态领域是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斗争的重要领域，西方势力大肆宣扬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价值观、民主政治观、腐朽的生活方式等，干扰人们的思想，腐蚀年轻一代。邓小平在《坚持社会主义，防止和平演变》的谈话中指出：“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们一定要高度警惕。
其四，权力腐败滋生蔓延。腐败问题一直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和国家兴衰成败的重大问题。改革开放使经济建设初见成效，但由于法制和各项制度的不健全，为腐败提供了滋生蔓延的土壤，慢慢蛀食着现代化建设的成果。正如邓小平所说：“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这股风来得很猛。”“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邓小平总结经验说：“这次出这样的乱子，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腐败现象的滋生，使一部分群众对党和政府丧失了信心。”所以他再次强调：“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因此，一定要充分认识腐败现象的严重性和危害性。如果掉以轻心，任其泛滥，就会“亡党、亡国、毁业”，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3.实现我国社会稳定的途径
针对上述社会上存在的诸多不稳定因素，邓小平以深邃的战略眼光和丰富的历史经验，提出了一系列实现社会稳定的方针策略。
（1）加强教育，使全党和全国人民有一个共同理想和统一意志。思想稳定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心理基础，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邓小平在1989年回顾近十年的发展时感慨地说：“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这方面的失误比通货膨胀等问题更大。”因此，他提出要维护思想稳定，就必须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加强理想信念教育，通过教育，使全党和全国人民有一个共同理想和统一意志，不断增强凝聚力和战斗力，共同抵御资产阶级自由化，自觉清除精神污染，切实保证在改革浪潮中的思想稳定和人心稳定，从而为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提供强大的动力和保证。
（2）坚持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普遍的贫穷会破坏任何形式的政府的根基，使民主政治几乎无法实现，而且是产生持久性的不稳定的原因。社会主义国家要获得持久的稳定，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邓小平始终把发展生产力和实现现代化作为党的政治路线的根本内容，反复强调必须把发展经济作为第一要务来抓。发展要靠改革开放，不仅要对内搞活经济，而且要实行对外开放，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所在。首先，经济发展了，才可以逐步消除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和东西差距，从而妥善处理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保证所有阶层都能共享改革成果，这是实现社会持续稳定的有力保障。其次，发展经济是统一的前提。台湾问题无论是用和平还是非和平的方式加以解决，其根本点仍在于大力发展经济，因为两地之间最终的较量就是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科技实力的较量。邓小平指出：“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归根到底，都要求我们的经济建设搞好。”再者，中国作为最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经济一方面能“更有效地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对付外国侵略者的侵略和颠覆”，另一方面又能在国际上赢得主动权，积极带动其他发展中国家营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为持续发展创造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所以，邓小平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才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
（3）积极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加强法制与廉政建设。政治体制改革亦是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并且要和经济体制改革相互依赖，相互配合，这是取得长期持续稳定发展的条件。邓小平着重强调三个方面的改革。首先，要实行党政分开，权力下放。划清党组织和国家政权的职能，做到各司其职。这不但有助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的建立，更有利于加强党的领导。其次，改革干部人事制度，逐步“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制度”。实行干部分类管理并引入竞争机制，从而逐步实现领导干部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再者，精兵简政，提高政府效能。“抓住转变职能这个关键”，贯彻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和政企分开的要求，大胆地、有计划地撤并某些机构，裁减冗员，从而切实提高工作效率。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客观上要求必须加强法制建设，创建一个良好的法制环境。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邓小平就提出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十六字方针，并且强调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他还指出：“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从长远看，只有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推动制度创新，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法律法规，且把廉政建设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建立强制性的廉政约束机制，并将所有制度建设贯穿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的全过程，才能真正使政治体制改革落到实处，从根源上遏制腐败。
（4）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稳定是前提，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的，三者是相互联系、相互统一的。1984年邓小平在谈到实现“翻两番”的战略意义时说：“经济发展是个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工作就好做了。如果实现了翻两番，那时会是个什么样的政治局面？我看真正的安定团结是肯定的。”1992年1月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又说：“为什么‘六·四’以后我们的国家能够很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经济发展需要政局稳定，只有稳定，才有发展；而经济发展又为政局稳定奠定了可靠的基础。政局稳定和经济发展互为前提，相互促进，缺一不可。就改革与稳定的关系看，改革是发展的动力，不改革，中国就没有出路，改革与稳定也是相互统一的。维护稳定，并不是拒绝变化。邓小平历来反对以不变应万变，他主张“要发展就要变，不变就不会发展”，“不要拒绝变，拒绝变化就不能进步。”他大力提倡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科技与教育体制以及其他社会领域的全面改革，因为只有改革，才能发展，“如果改革成功，会为中国今后几十年的持续稳定发展奠定基础。”总之，要坚持改革、发展、稳定的辩证统一，正确处理好三者关系，以保证现代化建设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
（5）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维护世界和平。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如果采取“大家庭”、“集团政治”、“势力范围”等方式处理国际关系，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邓小平指出，面对多极化的世界政治局势，我们首先强烈反对霸权主义，并且强调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不称霸，不当头。其次，加强世界和平力量的团结，如加强“南南合作”和与欧洲的合作等等。其三，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共处的外交原则，积极开拓国际间的合作。他主张以“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善于守拙、决不当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二十八字为方针，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为中国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同时，他还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用于解决国内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方针政策。在解决香港、澳门问题上趋利避害，妥善处理各国之间的利害关系，成功地使香港、澳门顺利回归祖国怀抱。台湾问题虽然暂时尚未解决，但“台独分子”到处叫嚣独立的违背历史潮流的猖獗行径必然以失败告终，“一国两制、和平共处”的思想早已深入人心。台湾永远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必将给台湾人民带来持久的繁荣与发展，也必将使整个中国统一和稳定。
当代中国正处于风云变幻的世界格局中，“单边主义”、“新干涉主义”、“新纳粹主义”等非和平因子频繁制造着国际政治军事危机，中国更是由于其良好的经济增长和日益强盛的国力而被西方大国视为冷战过后新时期的假想敌而加以遏制。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尽量争取和维护世界和平，保持国内局势的稳定，大力推进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努力“把中国人自己的事办好”尤为紧迫。因此，邓小平关于社会稳定的思想与理论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它不但是新一代领导集体制定稳定方针的主要理论来源，也是全面建设小康，加速现代化进程，使中国矗立于世界的客观要求。
